马上打天下 马上治天下 马上治天下不明历史大势

提到鳌拜，人们在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徐锦江先生饰演的那个红帽子、白胡子貌似圣诞老人的形象了：他力大无比、诡计多端、大权独揽、心怀叵测，最后被机智的韦小宝与年轻的康熙皇帝联合起来杀掉了。

这其实是金庸先生塑造的一个漫画化的鳌拜形象。随着金庸小说被反复拍成电视剧、电影，这个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徐锦江饰演鳌拜

不过，小说、影视剧所塑造的鳌拜形象，通常只关注鳌拜与其他三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被康熙皇帝机智扳倒的故事，很少有人关注，这四位资历并不高的大臣，是如何成为辅臣的？他们在辅政初期，是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的？他们的辅政，对清朝前期的统治有何影响？

——鳌拜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的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被正史所掩盖或抹杀。人们懒得认真探求一个真正的鳌拜，而是满足于这种戏说，满足于一个历史配角、小丑化的鳌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这本《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统治》，作者安熙龙是美国学者，1942 年生，1969 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1975 年加入美国亚洲协会，1981 年至1992 年担任协会主席。1990 年代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及威廉姆斯学院执教。

他早年师从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研习清史，后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关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除本书外，他还有论著涉及当代中美关系，并创作了两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朱砂》与《明》。

书影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统治》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是以英文写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的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如果你想对鳌拜执政时期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了解，就请先把韦小宝放到一边，听听严肃学者是怎样解读鳌拜的吧！

一、鳌拜等四臣辅政，是一场小型宫廷政变

在皇权时代，皇帝驾崩、君权传承之际，总会有很多秘密，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但也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人猜想。比如说顺治之死，以及他的遗诏问题。

安熙龙指出，1661年2月最初几天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直存有争议。最根本的问题是，顺治帝是否真的在2月5日驾崩，他是否退隐佛寺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一直以来，总有一些人不断地写出富于想象力的故事，如认为顺治帝并没有死去，而只是退位隐居寺院，康熙帝和太皇太后曾秘密造访五台山上那个奇怪的和尚。甚至有些学者对此也模棱两可，如现代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虽不完全赞成退位说，但认为退位说和病逝说两种都有可能。

顺治帝

安熙龙认为，如果没有更确切和严肃的证据，最好还是相信史料记载，确认顺治皇帝于1661年的2月5日去世。这一点和另一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一致。孟森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结论是顺治帝确于2月初死于天花，他是根据皇帝近侍、学士王熙以及和尚性聪的两本年谱得出结论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顺治遗诏是否真实。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

此外，在遗诏中顺治帝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孝庄太后的教诲，等等。

在当时就有许多汉族官员猜测，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伪造的。

安熙龙认为，顺治帝确实留有的遗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遗诏在公之于众前被改写、扩充过。他认真考察了相关史料，指出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等部分是真实的，但任命四位辅政大臣，则是孝庄太后和那几位权臣的手笔了。

给顺治遗诏加入许多“私货”，是因为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认为，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亲近汉官，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需要更弦改辙。因此，遗诏中的许多内容，预示了后来所谓“鳌拜辅政时期”，满清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

这一点，在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中也得到支持。顺治帝感染天花病毒，正月初二发病，发病当天还曾去悯忠寺观吴良辅祝发，初七日子夜便遽然去世，病期只有五天。病情恶化急剧，病榻上的顺治帝根本不可能有逻辑严密的思维活动，更不可能清醒地回顾亲政十年来的得失。

所以遗诏内容是否出自顺治本意，是大可怀疑的。特別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及“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两款，酷似满洲守旧大臣的口吻。

可见，四辅臣辅政，实际上是一场小型的改革或者宫廷政变。顺治帝亲政以后，为解决当时的治理难题，渐习汉俗，委任汉官，任用很多原来明朝的降官，也把明朝弊政、明末党争带进了清初官场。总体来说，是利多弊少，有利于满清政权的。

但这样也引起一批元老重臣的不满。于是，借着帝位传承之际，他们与孝庄太后联手发动了改革。承担恢复纯粹的满清统治使命的，就是鳌拜等四辅臣。

孝庄太后

二、鳌拜等人辅政，背后是“汉化”和“满洲统治”两种治理取向的冲突

《马上治天下》一书，以汉化与满洲统治的冲突为理论框架，考察鳌拜辅政期间的社会治理。

所谓汉化，就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与此相反，就是满洲统治，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

汉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这种传统观念以汉人为中心，其理想化、精简化的表达形式是：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整个已知世界（即“天下”)；中国并不是现代语意上的国家，而是世界轴心或中央之国(即“中国”)，其政治、文化影响遍及四方；周边的非汉民族及国家，应该通过定期向帝都派遣使团、向中国的领袖叩拜、告知皇帝其部落或国家发展情况的方式，表达对帝国的服从与敬意。

但历史事实却是，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朝开始，至十七世纪满清入关，非汉民族对部分或全部中国的统治，差不多占据了半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先后有契丹辽朝(947一1125)、女真金朝(1115一1234)、蒙古元朝(1271一1368）和满洲清朝(1644一1911)统治部分或全部中国，时间更是远远超过二分之一。

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答案在汉化理论中找得到。

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边疆政策的缺陷使得蛮夷军队倾覆了汉人王朝，但蛮夷统治中国的能力取决于其对汉人政治结构及其儒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采纳。中国古话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如果蛮夷能够采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则可以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知识分子也可以与之合作。正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辽、金两朝都采取了汉化统治，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统治相对巩固。元朝人拒不汉化，坚持“马上治天下”，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不到一百年就被赶出中原。

清军入关后，面临着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如何统治1.5亿汉人的难题。在皇太极和多尔衮辅政时期，都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任用了许多明朝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汉化的政策。顺治亲政后，继续采用汉化政策，引起“从龙入关”老臣们的不满与担忧。

到17世纪60年代，四辅臣就像满洲征服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确切年龄不得而知，极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岁），正经历着人世代谢的焦虑。他们看到，新一代的满洲人正在崛起，这些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更熟悉，而军事训练和经历只是作为补充。

保守老臣认为，这是顺治帝推行汉化政策造成的恶果，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采用满洲专制的“猛药”去矫正。四辅臣时期的政策，体现了清初满洲统治的极端形式，可以说是“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这一点，是绝大多数戏说者所关注不到的。

康熙帝

社会潮流、历史趋势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康熙皇帝发现，如果扮演好一个儒家明君，完全可以从征服的马背上下来，稳稳坐在汉人的皇位上。因此，他继承并进一步推动顺治的汉化政策，从而稳固了满清的统治。

三、鳌拜本有机会成为政治家，但被权力冲昏头脑，最终成为小丑

四辅臣并非铁板一块，其执政也非一成不变。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还能维持面上的和气。1666年之后，本来居于四辅臣之末的鳌拜，开始大权独揽，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

作为反应，从1667年开始，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逐渐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于1669年6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关于擒拿鳌拜有很多说法。最为流行的是，康熙帝不敢直接颁布抓捕鳌拜的上谕，于是先把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放到宫中，让他们天天玩摔跤。皇帝私下里召见鳌拜，鳌拜入内后，被小伙子们一起抓住，在后宫直接处死。这种说法被金庸先生用到了《鹿鼎记》一书中，成为流传最广泛的说法。

智擒鳌拜

另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和几名内侍在南书房等待着鳌拜到来。鳌拜进门后，内侍们将他抓住，将他的手扭到背后，并迫使他跪下。随后，命令鳌拜端着茶碗暖手，但茶碗在沸水中煮过，很烫。鳌拜失手掉下茶碗时，内侍他扑倒在地。接着，康熙帝大声喊道：“鳌拜强壮有力但大不敬！”并下令对其惩处。

第三种说法是，1669年新年，辅臣鳌拜穿着黄袍现身朝堂，仅有朝冠上仍用红绒结而非东珠这一微小差别，康熙帝被激怒。随后，康熙帝到太皇太后那里问计，正巧看见一名宦官在掷骰子。“帝言此事时，手执骰，若有所祷告者。一掷恰为不同，太皇太后大喜日：勿忧。”在被捉的前七日，鳌拜佯称得病，康熙帝亲临探视。鳌拜卧于床上，身上盖着黑貂皮长袍。突然，康熙帝的一名侍卫将长袍拉向一侧，发现内藏一柄短刀。康熙帝只是笑着说，鳌拜真是满洲勇士，虽病卧床上仍佩兵刃，他会随时护驾。此后不久，鳌拜被捕并赐令自尽。

其实正史记载是这样的：康熙帝在经过数月的谨慎准备，确信自己的政治实力并公开列举了自己的目标后，最终于1669年6月14日向鳌拜发难：

朕念鳌拜旧臣，遗诏有名，宠眷过深，望其改恶悔罪。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种种恶迹，难以枚举。

随后康熙帝令亲王杰书带人抓捕并审问鳌拜。6月26日，杰书撰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列举了鳌拜及其党羽的罪行，建议将鳌拜集团的二十五名成员处以死刑，包括鳌拜本人、遏必隆、班布尔善、玛尔赛。

康熙帝接到杰书的奏疏后，选择了宽大，没让鳌拜受凌迟酷刑，但罢免其职务、籍没所有家产并监禁。鳌拜如何死的，没有史料记载，很有可能被幽禁至死。这是当然是他的众多政敌不愿看到的，人们更愿意看到“恶有恶报”的精彩场景，因此想象、虚构了种种说法。

另外，尽管民间传说丑化鳌拜，但鳌拜自有其过人之处，否则也不会名列四辅臣。1713年，康熙回想起鳌拜的辉煌军事生涯，追赠他公爵，由鳌拜之孙达福承袭。雍正帝不仅恢复鳌拜的公爵爵位还赐名“超武”，并赐爵与达福。1731年，达福在与厄鲁特蒙古激战时阵亡，超武公的爵位由其家族承袭半世纪之久。直到1780年，乾隆帝引述鳌拜集团的罪行，才将这位前辅臣的世袭公爵降为男爵。

历史是复杂的，权力更是吊诡的。历史给了鳌拜八年时间。他大权在握，本可以大有作为，成为一代优秀的政治家。但在权力面前，他终究是昏了头，看不清社会发展大势，也忘记自己的身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沦为历史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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