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姊妹篇（刘震云34）

遇到"说得着"的人就能实现"一句顶一万句"了吗?

中国文学史自《诗经》起就有了关于描述孤独的记载，对现实的无奈感怀，对思而不得之物的悲痛追忆，这种孤独苦闷的情绪作为一种特别的情调一直影响着后来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史。

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到东临碣石，孤独一人观沧海的曹操；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白居易，到"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的女子朱淑真；从"无言独上西楼"的李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李清照，一直到独怜落花的林黛玉。无论是普通人家的闺阁女子，还是将相帝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整个中国古典文学都不曾逃脱"孤独"这个字眼。这说明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孤独其实是一味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与整个中华文明相伴随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而到现代，刘震云用简单的"一句顶一万句"向我们更深刻地剖白了中国底层百姓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主要表现在人与人对话的艰难和疲惫，从亲情，友情到爱情，维系一个社会人生存的情感链条整个断裂，这种撕裂感带来的孤独与痛苦无助，是与众不同的。雷达这样认为："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

首先，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农民，在物质生活资源匮乏，温饱问题尚且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精神文化生活是贫瘠的,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会陷入一种迷茫和孤独的精神困境的原因。理性是不能提供自身的尺度的，只有信仰可以承担这个重任。

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只发展了八个教徒，而第九个教徒杨摩西最后也背叛了他。中国农民对神的祈求大多也仅限于功利性的愿望的达成，而非对神有心理上的信任。小说中的老詹之所以拒绝家人的怀抱，一个人在中国传教三四十年，依然能够每天积极地生活，就是因为他有信仰，有心中的神可以帮助他解决烦恼，陪伴他左右，作为他的精神支柱。

第2， 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独立的人格。"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杨百顺一生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三次易名，直到最后在火车上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是"罗长礼"——他最初最崇拜、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在杨百顺这里，名字代表着个人身份的确认，而他过了半生始终没有在社会环境中找到个人的定位，个体的生存意义，所以直到最后他都是孤独的。

第3， 孤独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信任。老詹对于他的朋友"主"是信任的，他可以毫无保留把心里话告诉他，并且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这样一方面神就是一个值得无保留信任的朋友，不会泄露秘密，同时也就避免了话语在传递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会，而造成朋友之间关系的恶化。

在热闹的中国社会，每个人都不缺乏朋友，但是缺少相互之间的信任。人们周围的世界，充满着一种紧张、敌意、和冷漠的氛围。人们一方面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交心的人可以倾诉，另一方面又因害怕"知人知面不知心"，而对身边的人有所防备，那么实际上能够说贴心话，称得上灵魂之友的朋友并不多。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对新认识的朋友反而更有安全感。这种悖论其实反映了相互熟悉的人之间信任感的下降，越是相知的灵魂，孤独感越沉重。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人们通常采用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找能够"说得着"的朋友。"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牛爱香结婚的时候对牛爱国说的话是："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能够有一个说上话的人就是找到一个心灵的伴侣，人们通常在平凡的生活中因不被周围人理解或对某一时刻发生的现实无法释怀，有意或无意地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感到解脱的答案。

这种精神境界的契合是每个中国人都渴求的，所谓"知己难求"。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感情，能够交心在国人看来是超越了财富、名望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话语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者的身份和听者的心境。听者对自己的诉说不感到厌烦并且能够与自己站在同一立场，或者提供一定心灵安慰或者解决方法，这就是作者所谓能"说得着"的人。但找到"说得着"的朋友之后，人们就永远不再 "孤独"了吗?

在小说中，刘震云从亲情、友情以及爱情关系的角度出发，塑造了几对互相能够"说得着"的人：亲情关系里，杨百顺跟巧玲能说得着，但是巧玲被人骗走，好不容易寻到的人转眼又丢落在人间；爱情中，牛爱国遇见了"说得着"的章楚红，但依然在最后一刻选择放弃了她。友情上，牛爱国与自己最交好的三个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流逝累积起各种细小的矛盾而日渐疏远了起来。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开篇这样定义知己："不在当面的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

曾经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好友，曾经在生命中陪伴着我们度过最快乐时光的那个人，在时间长河的另一端，早就变了模样。不能责备物是人非，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过分依赖群体的人，就像靠腐蚀生存的寄生虫，单纯靠外力苟且偷生，这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有一天，外力削弱或消失，失去了这种支撑了人就会崩溃，这种孤独感反而会比"寄生"之前更加强烈。刘震云接老詹之口说出了心里话："孩子，头一回我不以主的名义，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知心者的一个个离去其实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知心话'并非常态，那隐藏在国人心中的寻找'知心话'的心灵寄托才是真实的存在。"

其实，真正想摆脱这种孤独感，终究还是要回到个体身上。一个精神文化饱满的人，一个拥有信仰的人，应该是对自我认知明确，有着一套独属自我的生存体系的。作者写这部作品既在呼吁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和肯定，同时也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信任，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说得着"的那个人，通过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肯定以及社会交往环境的净化，来营造出一种优美的乡土文化，也摆脱孤独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