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临死遗书（傅雷夫妇双双自尽）

笔者第一次听闻傅雷傅先生之名，是在中学时代笔者的文学启蒙老师为笔者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另一本就是傅雷先生及其妻子与长子傅聪的通信集《傅雷家书》。

《文化苦旅》笔者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一直没有拿起《傅雷家书》，因为一想到那个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就不忍卒读。

傅雷，1908年生人，字怒安，他的名字源于“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一文，这个名字就预示着傅雷人如其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一生。他这一生发表了很多反映他对时代的叹惋和愤慨的作品。傅雷一生才华横溢不羁潇洒，他与妻子朱梅馥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两小无猜情深意重于1932年喜结连理。结婚前朱梅馥美丽温婉是个大家闺秀，结婚后她又成了贴心能干的贤妻和傅雷工作上的帮手，她俩一路携手相伴相濡以沫。所有人都以为傅雷和朱梅馥这对两小无嫌猜的夫妻会一辈子恩爱两不移。

但是直到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两人不忍动乱中灭顶的伤害在家中自缢而亡。随后，狂风暴雨接踵而至，三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九月三日晚八点，傅雷夫妻的次子傅敏忽然接到一封紧急电报，是在上海的舅舅朱人秀发来的。上书六个大字：父母亡故速归。

著名作家鲁迅曾这样写道：“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傅敏收到这个消息后，便是如此他霎时间整个人都僵住了，如坠冰窖。随即全身麻木的他便陷于强烈的悲痛中，久久不复平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一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全国，打响了“十年浩劫”信号。那时傅敏便知道文人的陨落是必然的，他知道自己的嫉恶如仇敢爱敢恨的父亲在劫难逃。所以傅敏立即想到父亲写给他的家书。那是傅敏的珍宝，他把它们一件件整齐排列收藏。

可是如今动乱年代，若是傅敏真把它们留下来收藏这必是父亲的“反动证据”，会害得父亲更加窘迫。所以万不得已，傅敏还是把这些信付之一炬。

在父亲老友马思聪家的炉子前，怀揣着精心保存的家书的傅敏，双眼含泪一点点烧光了所有的书信，也烧光了这个青年所有的情怀和信念。

至此，《傅雷家书》只余一半再无完整，那一半便是傅雷与身处海外长子傅聪和长媳弥拉的通信。

当时傅敏看见电报上的消息，马上便断定：父母定是死于非命！傅敏悲痛不已宁愿自己变成一只鸟飞回上海，可他早就失去自由。当时连出入校门都得向人请示。万般无奈，傅敏还是只能留京，他在悲痛中答复舅舅：父母后事请舅代理。

傅敏以为这就是他在这个混乱年代，经受的最艰难的时刻。没想到还有更难的。他因为同情一个学生说“伟人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便同意他的看法说“伟人思想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傅敏终于还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些人把他关进了学校的“土班房”。

六八年八月，傅敏在“土班房”度过了毫无人道的几个星期，他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到，饿得眼冒金星，全身浮肿，整个人都脱了像。

傅敏还是没撑过去，选择了绝路，他决定像老舍先生一样沉河自尽。傅敏对这个尘世毫无留恋，毅然决然跳河了，可是天不随人愿河浅他没死成。傅敏被救起来了，醒来后他死意还未散尽，他又拼命用头撞墙，头马上血流不止，被人急送北大医院。

救过来后，傅敏还是难逃折磨，又被拖回学校。他还是一心想死，甚至开始用手触摸电门。但是，傅敏穿了胶鞋绝缘，还是没有死成。从此傅敏的生活再无春天只余严冬，他在严冬中度过很久很久，久到他觉得人生就要就此结束，才总算等到解冻之时。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平反，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远离故土二十载的长子傅聪终于重回祖国，他回到上海，出席追悼会。

傅聪说：“这次回来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之后，傅敏从香港飞去英国，与傅聪兄弟团圆也是一家相聚，开始自费在英国求学。

一年后傅敏回国，依旧选择教书育人。在英国的一年，傅敏无数次阅读傅聪收藏的与父亲傅雷的两百多封家书，他一封封整理誊抄，编选了《傅雷家书》并于1981年出版。

那他们一家唯一的留恋，还是不完整的，就如同傅敏和傅聪的心。

在举行傅雷夫妇追悼会前，还有一段尘封的故事因此浮现。上海方面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但是早已寻不到他俩的骨灰盒。费尽周折一位陌生的“高姑娘”，这才浮出水面。高姑娘真名叫江小燕。

那年，二十七岁的江小燕在钢琴老师家听闻钢琴家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自缢身亡的消息，一时间深感震惊不知所措。她的钢琴老师与傅聪是同窗，女儿更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所以她们一家理所当然非常关心傅聪一家所遭受的风雨。

但是江小燕不过是一介学生，更是个并与傅雷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她只是作为读者，读过傅雷先生的翻译著作。可是这个正义凛然的陌生女孩一直非常敬佩傅雷的正直的品格和嫉恶如仇的精神。

江小燕辗转从傅雷夫妻生前雇佣的保姆周菊娣那里得到消息，傅雷夫妇的遗体将在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火化。同时周菊娣还透露了一个痛苦的消息：“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听了这些，江小燕心中的悲痛和愤恨更是难以平复，她暗下决定要帮助遭受如此不公的傅雷夫妇留下他们的骨灰。一介女流的江小燕与傅雷外甥一同前往火葬场，千辛万苦领回傅雷夫妇的骨灰，而且把装有骨灰的骨灰盒送到了上海永安公墓，办理了存放手续。

后来，辗转江小燕的义举被披露，面对傅雷儿子们的深切感恩，江小燕始终不卑不亢甚至退避三舍。她明白傅家感恩她当年的正义之举，希望有机会报答。但江小燕却说：“只是做了正义之人该做的事。”

傅雷夫妇自缢身亡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个悲情的故事，那是两人去世的六天后，1966年9月9日，一位才华横溢优雅善良的女钢琴家追随着两夫妻一同而去了。

这位女钢琴家名叫李翠贞，是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傅雷跟她是老乡，也是多年老友，她与傅雷夫人朱梅馥也是中学校友。傅李两家情谊深厚，在动乱中，李翠贞一家也遭受了“抄家”和批斗、折磨和凌辱等等一系列痛苦不甘的遭遇。

在离开前一个月，李翠贞曾在与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认为自己留下来，是爱国的。我甘愿跛了脚，跟在同志们后面。”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正式为她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会。

傅雷夫妇之死背后的故事确实复杂得让人心疼，笔者每每想起心情都难以平复，在创作这篇文章时一度落泪。

但是如今我们能为傅雷一家为他们做的真的不多。如果可以我们一定要做“江小燕”不要做“那些人”，如今我们悲痛也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们，因为时光不会回溯。但我们可以选择现在，现在做一个正义善良嫉恶如仇的正义的人，像傅雷先生一样，像江小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