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湖南的诗词 秋日闲记诗豪刘禹锡在常德的十年

作者：湘北大老吴

常德柳叶湖畔的司马楼

常德今年的秋天有些姗姗来迟，却又来得特别急促。

国庆节期间还是炎炎夏日，天天都是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因酷暑难耐，加上多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于是我独自回到乡下老家，一来可以避暑，二来还能陪伴年迈的老父亲，可谓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其实老家气温并不低，但由于乡下没有高楼阻隔，地表气流通畅，不时有自然风掠过，所以体感上确实比城里要凉爽一些。过了数日，突然一天半夜被冻醒，找了张薄毯盖上仍然感觉有些凉，睡意顿失，于是打开手机消磨时光，突然翻到一篇我在四年前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帖子，是我利用手机APP“写字先生”书写的指书作品，内容是唐代诗豪刘禹锡七言律诗《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因为这首诗让我查阅了关于刘禹锡的大量历史记载资料，由于我是常德人，对刘禹锡因参与唐顺宗宠臣王叔文、王伾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朗州司马的这段历史尤其感兴趣，因而才有了下面这篇文字。

据传这首《秋词》是刘禹锡在赴任朗州司马途中写下的，朗州就是现在的常德市，古时又称武陵。其实，朝廷最初是将二王及其团队八人贬到各“远州”任刺史的，因重新掌握朝政的宦官和藩镇势力认为处罚太轻，于是又将这些贬臣在赴任途中再次追贬为司马，并易地上任，因此后来的史学家又将“永贞革新”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唐朝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道、州/府、县制，基本对应现在的省、地、县，只是各道州县管辖地盘比如今对应的省地县要略大一些。唐开元以后，全国设15道，道下设328州/府，州/府下设1573县。唐时的州，朝廷根据统辖户口数量和富裕程度又被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虽然连州与朗州都是江南西道的远州，但朗州距离京师更近，又地处洞庭之滨，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在唐时属中上之州，且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既有名山大川，又有人文古迹，不是地处岭南群山腹地、人烟稀少的“下州”连州可以比拟的，时至今日，常德是湖南的地级市，GDP总量居全省第3位，即使放到今天广东的21个地市里面仍然可排第6名，仅次于珠三角的广深佛莞惠，要知道常德七普常住人口仅为为527万，放在人口众多的广东各地市中不过勉强排进前十而已，而现在的连州不过是广东清远下辖的一个较为落后的县级市，两地的历史地位不难从现实地位中看出端倪。但从官职上讲，州刺史相当于今天的地市一把手，而州司马是毫无实权的闲职，相当于现在的地市政协主席，一般用于安置贬官或偏室皇亲后胄，但连州属于下州，刺史虽有实权在握，但职级、俸禄与中州以上的朗州司马相比，并无明显差别，因此刘禹锡赴任连州刺史途中，在路过荆州又接到再贬通知改任朗州司马时，心中却毫无悲凉之感，荆州与朗州相距不远，越长江，过澧州后就到朗州的地盘了，一路舟车劳顿的刘禹锡不免心生快意，在距离朗州治所60华里的官驿大龙站（今鼎城区双桥坪镇大龙站村）休整时，正值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于是诗兴大发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秋词二首》，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前半部分的第一首，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指书作品《秋词》。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下放到常德时是公元805年，33岁来到常德，直到公元815年43岁时才从朗州司马任上卸职返回京师，在常德整整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美好、最有创造力的十年韶华，实际上刘禹锡在常德任司马的十年时间里，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因为是闲职，基本不理州中政事，乐得清闲的刘郎几乎每天都在游山玩水、优哉游哉中度过，他探幽访胜，寄情风物，登德山怀善卷，临枉渚思屈原；观沅江竞渡、听洞庭渔唱；赏月桃花源、祭祀太阳山、采菱白马湖。他读书交友，排忧遣怀，论天理人事，讽阴暗时弊，歌杨柳竹枝，咏历史兴替。每逢兴高采烈或感物伤怀之时就会诗兴大发，因此在常德留下了大量佳作，刘禹锡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约800余篇，其中有240余篇作于常德，可以说朗州成就了刘禹锡，同时刘禹锡也为朗州带来了中原文化。

刘禹锡在常德的十年，为中唐及后世诗词歌赋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成就如下：

一、民歌新体诗的创新从朗州开始

朗州十年，刘禹锡怀着尊重历史、欣赏民俗的态度，认真汲取民歌的营养，收集整理民谣俚音，创作了《竹枝词》、《踏歌词》、《浪淘沙词》、《竞渡曲》、《采菱行》等一批反映地方风情且流传不朽的诗歌。刘禹锡尤其对朗州本土民歌“竹枝词”钟爱有加，下了很大功夫对其提炼和再创作，使其保留民间传唱的曲调，吸取七绝的谐婉，采用谐音双关、重叠回环的手法，使其“开朗流畅、含思婉转”，为唐代诗歌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1.《竹枝词》诗歌体式的创新

“竹枝词”原是巴楚一带音乐舞蹈结合的民歌，普遍用于祭祀、庆典，虽是民间传唱、未经加工润色的俚歌野唱，但在民间生命力非常强盛。顾况、李涉、白居等都曾写过竹枝词，但他们只是偶尔为之，未成气候。真正将竹枝词倡为民歌体的是刘禹锡，真正以竹枝词吟咏民俗风情的是刘禹锡，真正将竹枝词发扬光大、步入诗歌圣殿、成为独树一帜诗歌体式的还是刘禹锡。刘禹锡意识到，他在朗州所了解的竹枝调，与当年屈原的祭祠歌，有同样的性质和功能，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像屈原作《九歌》那样，致力于竹枝调的加工创新，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风。因此，他特别用功《竹枝词》的收集和整理，“竹枝”也频频见诸笔端：

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

——《纥那曲二首》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枝还

——《阳山庙观赛神》

荡浆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

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

——《踏歌词四首》。

因为有了这些积累，刘禹锡厚积薄发，先后写出了千古传唱的《竹枝词二首》和《竹枝词九首》。且看《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萝。

第一首是青年男女爱情的恋歌。诗人以朗州“杨柳青青江水平”的景观和“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自然现象，道出初恋少女的一种朦胧情感。意境清新明快，语言朴素晓畅，感情真挚婉转。首句就是朗州实景，当时的朗州“江边杨柳，垂拂青条；江中流水，平面如境。”诗中少女听到暗恋对象边走边歌，心里小鹿乱撞，有说不出的慰藉和喜悦，同时又生出一些羞涩，显得有些忐忑，因为对方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爱恋表示，这就有点像黄梅季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晴吧，西边又下着雨，说雨吧，东边还出着太阳。全诗借景抒情、少女怀春情态淋漓尽致。该诗还可揣摩出是刘禹锡贬谪朗州时期得失心里的暗喻，喻自己贬谪远州，政治前途若明若暗。

第二首是雨中即景，触景生情。在巴山楚水多雨的季节，小雨淅淅沥沥下不停，江面隐隐约约看不清，雨中断断续续传来舟子的声音。听到这悠扬婉转的曲调，诗人疑似听到了北国人唱起了家乡。

2.用民歌记录劳动场景的创新

用民歌描写农业劳动场景，用民歌记录劳作习俗，用民歌慨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盛唐田园诗派未曾涉笔的，也是前代文人骚客极少深入的主题。在这方面，刘禹锡可谓独步诗坛，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又一突出贡献。这样的成就，与刘禹锡不甘沉沦、热爱生活、主动融入百姓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谪居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采菱行》、《畲田行》是这类诗作的代表。但看《畲田行》：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

红焰远威霞，轻煤飞入郭。

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

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

畲田是一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就是在耕种季节，把杂草、灌木丛生的山坡荒地放火焚烧，用草木灰作肥料，然后播种。这种原始、粗放的耕作习俗，在朗州颇为盛行。今天的常德各地，仍然保留着烧荒、砍荒和烧火土灰的习俗。刘禹锡在朗州期间，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对当地百姓烧畲的耕作习俗产生兴趣，《武陵书怀》云：“照山畲火动，踏月俚歌喧”，这不仅是他初到朗州“顾山川风物”所见，而且是“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所得。所以，他在《楚望赋》中有较长一段关于烧山畲田的描写：

巢山之徒，捽术开田。

灼龟伺泽，兆食而燔。

郁攸起于岩阿，腾绛气而蔽天。

熏歇雨濡，颖垂林颠。

盗天和而藉地势，谅无劳而有年。

这首《畲田行》，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朗州农民烧畲的热烈场面。即使今天读来，那种“火光蚀天，红焰成霞，兽奔禽惊”的景象，仿佛历历在目。诗中描写的畲田场景生动传神，但本诗最大的价值还在于忠实记录了朗州粗放、原始的耕作习俗。全诗专注于百姓劳作场面的特写，是畲景、畲事、畲情的近距离存照。从这个角度讲，刘禹锡大大突破了田园诗的境界。

3.用民歌展示民俗风情的创新

对朗州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唐代其他诗人笔墨罕至的。《竞渡曲》、《踏歌词》、《浪淘沙词》、《堤上行》等民歌体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独创的。他的《竞渡曲》是反映朗州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赛龙舟风俗的。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

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

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刘禹锡并在诗题下注：“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诗歌描写的是一次官办龙舟赛，沅江水面宽阔，江面上装饰得逼真华丽的条条龙舟，在鼓节声中奋然争先。江岸彩旗招展,乡里乡亲观赛如潮。朗州刺史亲临赛场，发出竞发号令。沅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的风俗，每年五月达到“如狂”的程度。这是一幅生动传神的沅江龙舟赛的风俗图，更可成为研究龙舟形态和竞赛规程的借鉴。

《踏歌词四首》也是刘禹锡用民歌体创作的一组反映朗州风土民情的诗歌。踏歌是古代长江流域流行的一种歌调，一边走，一边唱，唱歌时以脚踏地为节拍，尤其适合青年男女歌舞聚会的形式。唐代以后，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盛行。从初春到秋末，青年男女常常月下踏歌，聚会择偶，狂欢达旦。《宣和书谱》云“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踏歌词四首》，正是反映朗州一带苗族新奇特殊的婚姻习俗。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桃蹊柳陌好经过，灯前妆成月下歌。

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

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

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

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

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

每首诗都是一幅画，每首诗都有故事。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将朗州风情民俗摄入这些作品中，形成诗画的有机融合，民俗民情与风物相得宜彰，这样，此类诗就不仅是诗中精品，更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二、咏物寓言诗的拓展在朗州完成

刘禹锡的咏物寓言诗，扩大了寓言文学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诗歌的体裁，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作者在朗州期间，写下了大量的咏物寓言类的诗歌。《聚蚊谣》《昏镜词》《百舌吟》《飞鸢操》《秋萤引》《有獭吟》《白鹰》等诗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有形形色色渺小、丑恶的形象，如飞蚊，昏镜，白鹰，百舌鸟等，以揭露宦官、权臣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也塑造了光明磊落，洁白无瑕、节操高尚的形象，如白鹭、秋萤、明镜、庭竹等等，以寄托诗人坚定意志和高尚情操。“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白居易对他的评价是恰当的。

1.创新品类，强化咏物诗的叙事功能

刘禹锡所咏之物中，蚊、鸢、鸷、獭等，都是鲜为其他诗人摄取入诗、作为讽托材料的，因而可以说刘禹锡在既有的咏物诗范围中引进了新的品类。诗人还把咏物品类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重大事件恰当地结合起来，塑造个性鲜明的物体形象，提示事物的本质和基本规律。他的《聚蚊谣》是这样写的：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歘吹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这是一首政治寓言诗，作于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永贞元年夏，刘禹锡“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积极参与革新，此时，谣言蜂起。诗人先用夸张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飞蚊黑夜中张牙舞爪的嚣张神态，然后写“我”与飞蚊展开的巧妙斗争。诗中“我”的七尺伟岸与蚊子的渺小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黑暗中的渺小者不断发起对高大者的围攻。“为尔设幄潜匡床”， 是表现“我”面对敌我悬殊勇于和善于同飞蚊斗争的精神和行为。最后，写清风一到，蚊子必然灭亡。这首诗，用蚊子比喻那些见不得阳光，专门暗地里伤人的利嘴小人，揭露了他们残忍凶狠的本性，并指出他们虽喧嚣一时，最终难逃灭亡的下场。

2.推陈出新，发挥劝喻和讽刺功能

刘禹锡咏物寓言诗，或借此喻彼，或借远喻近，或借小喻大，使人读后领悟到事物的真谛，这类诗作属于哲学范畴的寓言诗。如《有獭吟》、《昏镜词》等。在他的笔下，“獭祭鱼”有了新的意义，昏镜成了丑陋人的珍爱。且看《有獭吟》：

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

先祭不敢食，捧鳞望青云。

人立寒沙上，心专脰著肩。

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咽。

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

关关黄金鹗，大翅摇江烟。

下见盈寻鱼，投身擘洪涟。

攫拏隐嶙去，哺雏林岳巅。

鸱乌欲伺隙，遥噪莫敢前。

长居青云路，弹射无由缘。

何地无江湖，何水无鲔鳣？

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

空余知礼重，载在淹中篇。

《礼记·月令》载：“有獭”事云：“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该诗针对儒家典籍中“獭祭鱼”，即水獭用鱼祭天的“天命论”，生动而又幽默地刻画出一只水獭可怜可悲的下场。一只水獭得到肥美的鲜鱼后，自认为是上天的赏赐，根据“非礼勿用”的思想，赶忙将鱼排列整齐，专心专意地捧着鱼向天致祭，不敢擅自享用。在祭天时被渔翁用石块砸死。诗人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将它演绎成一个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寓言故事，以影射那些现实生活中信奉天条、恪守礼法，既虚伪又愚蠢的卫道者。放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任何默守陈规、死搬教条，甚至迷信好巫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并且是应该反对的。

3.自喻励志，寄托坚定信念和高洁品行

在许多托物咏怀的诗中，刘禹锡抒发了自己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情怀。“庭竹”、“白鹭”、“秋萤”、“明镜”、“柳花”被他拿来自喻自勉，化人为物，寄托理想。

首先请看《庭竹》：

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

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诗中写庭竹虽在风露之中，但不改变其劲节青翠之姿，赞美竹子能够随遇而安。借喻自己不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保持“君子”的人格与本色。刘禹锡富于理想却屡遭坎坷，在贬谪期间，虽然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苦恼，但也能随遇而安，在不显要的岗位上既不负本色，又能取得一些成绩。

再请在看《白鹭儿》：

白鹭儿，最高格。

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

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

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白鹭儿性情高洁，当羽翼丰满时，毫无瑕疵，比白雪还纯洁，自然会招来其他禽鸟的妒忌和排挤。在此情况下，只能独自安静庄重地在茂盛的草丛中渡过长夜，长久立足于流水中的岩石上。一旦山前没有阴云，就振翅高飞冲入云霄。诗人以白鹭自喻，时时保持高洁的品行，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时机成熟，将施展自己的抱负。由此可见，贬谪不久的刘禹锡，虽身处逆境，但对自己的前途仍然抱有幻想。

三、迁谪传统主题在朗州突破

从屈原到贾谊，从战国到唐代，迁谪文人都是忧国忧时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绝大多数迁谪文学作品，都充斥着伤感、衰怨、忧愤的基调，怒斥小人，悲愤难遏。直到刘禹锡加入贬谪文人队伍，才刷新这一传统，他与历代迁谪之风的怨愤主题大相径庭，特别是在朗州所作的大量诗歌文赋中，更多地表现为豪迈、励志、昂扬的主题，读起来使人心胸旷达，前景可期，完全实现了对传统主题的突破。

首破消极避世的传统主题，不甘沉沦，唱出热爱生活的欢乐歌。刘禹锡初贬朗州时，为调节心理不适和生活方式，试用过很多方法，参禅礼佛、访僧问道，寄情山水、追寻古迹，折节读本、红袖添香，呈启上表，求医问药等等，但他不偏执一端，不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与众不同的是，尽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去感受异乡村居生活，体验人们的思想情感。他在朗州写的《武陵观火诗》、《观博》、《观市》、《畲田行》、《阳山庙观赛神》、《采菱行》、《竞渡曲》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善于同当地人进行情感交流。这些诗文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只是“观”者，但思想情感已完全融入其中了，悲百姓之悲，乐百姓之乐，终于实现自我灵魂的救赎，成功走出人生的阴影，使自己的精神挺拔起来。这样的心路历程在他谪贬朗州十年后，追诏还京时所作的《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中，有明确的表白：

曾遭飞语十年谪，新受恩光万里还。

朝服不妨游洛浦，郊园依旧看嵩山。

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

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

诗人不把长期的贬谪当作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伛偻而行，当新的生活在眼前展现即使是微弱亮光时，他便毅然地和昨天告别。

再破悲秋伤怀的传统主题，自强不息，唱出意气豪迈的奋进歌。刘禹锡坚信自己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贬谪朗州十年间，他虽然难免有过感伤和抑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自我奋起，始终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砥石赋》赞美经过磨砺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他还在《酬元九侍御赠璧州鞭长句》赞美质地优良的璧州鞭：“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借鞭抒怀，表达自己正直耿介的特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

元和四年，即刘禹锡到朗州的第四年，好友元稹因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被内官以箠伤面，元稹反而被贬为江陵士曹。刘禹锡安慰元稹，小病小恙小挫折不必放在心上，锦绣前途在后面。

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

纵使凉飙生旦夕，犹堪指拭愈头风。

——《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

像这样通达的思想和执着追求、爽朗豪迈的勇气，在《秋词》和《浪淘沙》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就是这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一直占据刘禹锡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朗州诗文的主旋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二首》之一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浪淘沙词九首》之一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浪淘沙九首》之八

细品之余，一扫以往迁谪诗人悲秋、忧虑、惆怅的情调，即使时过中秋，也依然会有光芒四射、高歌入云的壮美。人生不免奔波跋涉，甚至曲折起伏，但只要有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理想信念，就一定能勇往直前，成为真正的战士，成就伟大的事业。

三破失意丧志的传统主题，百折不挠，唱出大义凛然的正气歌。刘禹锡诗文中从来就没有流露过失败感和负罪感，从不乞求哀怜，他始终认为自己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利国利民利朝庭的，这一点与很多诗人遭贬后的认识态度迥然有异。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自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永贞革新运动是取得了很多成绩的，只是“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刘禹锡丝毫没有忏悔屈从的表示，有的只是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有的只是励志作为，对自己认定的目标孜孜以求，有的只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何卜赋》，有的只是“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壮志行》，有的只是“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汉寿城春望》。《华山歌》是刘禹锡的明志之作，诗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华山雄伟的形象、非凡的气势，表达出自己的品格与抱负。最后，卒章显志，“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大丈夫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即使显贵了，也是个庸庸碌碌的人。这就表明刘禹锡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学阮公体三首》是刘禹锡“以气使命诗”。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期。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已？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

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

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

研究刘禹锡的坎坷人生，探讨刘禹锡的人生观，不能不说《学阮公体三首》。这首诗作于贬谪朗州后的五六年间。主要诗意是：百战百胜就难以对敌人提高警惕，只有经过几次折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只有经过多次挫折，才能加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尽管路长道险，阴云密布，还要像骏马那样出没绝塞，象苍鹰那样冲破阻霾；过去许多有德才的人，忧虑的是国家兴衰，而不是个人安危，不学那些弯曲的玉磬而向权贵折腰，宁使自己无米为炊，也不曲意逢迎。“三折乃良医”，“忧国不谋身”这是诗人对人生的领悟，是诗人壮志难酬的呐喊，是诗人永不妥协的誓言。

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朗州形成

刘禹锡在哲学思想上，他以同样的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思想，从内容、体系、科学性方面，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地位。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还特别推崇《天论》。《天论》是刘禹锡贬谪朗州七年（元和8年）时写的，是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他在朗州还写了一篇富有辩证思想的《何卜赋》。《天论》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等重大问题，《何卜赋》是阐述事物的对立统一观。

1.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

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基础的自然观。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天论》下篇说：

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秉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为大。

在刘禹锡看来，天空有日、月、星辰高悬着，它们是宇宙万象中最神奇、明亮的部分，然而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之根本。天地一经形成就相互发生作用，元气缓慢地运动形成雨露，急剧运动形成了风雷。万物凭借着元气运动而产生，又按其不同的性质群分类聚，有植物，有动物，而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的统治者。

刘禹锡在气论自然观上的独特哲学贡献，不仅是肯定了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是由“气”生成的，更重要的还指出了“空”、“无”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在他看来，所谓没有形体的事物，就是空间，他借用老子“听之不闻曰希，搏之不得曰微”的思想，把“空”看作是一种听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形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空间关系的形式。空间作为一种形体，不妨碍其它物体的存在；同时空间依存于物质实体之中，必须依靠物质实体，才能显示它的形状。

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同，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

2.天与人交相胜的辩证法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与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刘禹锡继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克服柳宗元“自然之说”的理论弱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区别“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并阐明二者的辩证关系。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天能做到的，人固然不能做到；人能做到的，天也有做不到的。这就是说，事物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并且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取胜的。那么，天与人各在哪些方面“交相胜”呢？其说曰：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 ；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才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为了通俗地说明上述道理，刘禹锡还举了一个关于旅行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得出结论：是非是人理，强弱在天理。如果是非存在，即使在野外，也是人理胜天理，即社会的法制与道德观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是非，即使在城里，也是天理胜人理，即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法则取得胜利。然而天并不是一定要胜过人的，因为只有当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就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但人确实是力图胜过天的，因为天没有意志，人通过努力可以胜天。

3.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

所谓“数”、“势”，是指物质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刘禹锡提出“数”与“势”这两个哲学范畴，来说明事物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加深了对偶然与必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和作用的理解。首先，刘禹锡在肯定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数”和“势”。“天”，也受着“数”与“势”的制约。刘禹锡认为，天的形体永远是圆的，颜色永远是青的，四季的运转周期可以计算出来，昼夜的交替可以观测到。这就是因为“数”在其中。而天永远那么高远不低头，永远运动不停止，就是因为有“势”起作用。其次，刘禹锡揭示“数”与“势”的关系，提出了“数存而势生”的规律观，强调事物的必然性形成于物质运动中。以“操舟”为例：

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得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缁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刘禹锡举例就是为了证明“数存而势生，非天也”的道理。他解释说，水和船，是两种事物。凡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必然有一定规律存在其中。有规律存在，就会有一种发展趋势在其中形成。一只船沉没，另一只船顺利到达彼岸，正好符合各自的规律，顺应了由此产生的发展趋势。根据事物缓慢运动产生的发展趋势也是缓和，这可以理解；根据事物快速运动产生的发展趋势是急剧的，有些人就预料不到，甚至不明白。那些江海里翻的船和小河里翻的船，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的发展趋势有快有慢而己。

4.矛盾对立统一的认识论

刘禹锡在《何卜赋》中，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提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物必反焉”，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二是“主张其时”，即事物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他说。人是禀受五行之气而生长的，其运动和静止都有一定的规律。春夏秋冬，四季转换，热到极点就会向冷转变，冷到极点就向热转变。旱了一年，人们就会想到久旱必有大涝，于是准备防涝的船只；热了三个月，人们就会想到会带来寒冷，于是准备好御寒的皮衣。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刘禹锡还假托卜者的回答，强调了矛盾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占卜者是这样回答的：有天下公认的是非，有人人自己的是非。在这里认为美的，在那里可能是丑的。有的事情以前能够办成，今天却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是有利条件和时机。乌头的毒茎、鸡头上的毛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到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能成为一剂救命药中的主药。屠龙的技术，不能说不高超，但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比杀猪的还不如。制造泥人的手艺不算珍贵，但当需要这门手艺时，那就比造车轮的还高贵。同一条河里行船，顺风就是有利条件，逆风就是不利条个。刘禹锡在这里特别强调“时”的重要性，就是条件的重要性。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同一事物会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从而该事故的属性、功能等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如今的常德人大多知晓朗州有个喜欢吟诗作赋的司马叫刘禹锡，对于当时的第一行政长官朗州刺史姓甚名谁却鲜有人知（当然也许不止一任）。我想，倘若我们的司马大人一生仕途亨通的话，可能因为政务所累，而疏于创作，即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也会湮灭于浩瀚的历史潮流之中，不光是刘禹锡，同一时期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所谓先贤莫过于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唐名杰，似乎与都与被贬远州担任闲职的经历有关，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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