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窑洞枣树（泥河沟村千年枣树丰收）

9月24日，陕西省榆林市佳县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红枣产业创新发展大会顺利闭幕。63岁的泥河沟村村委会副主任武治洲捧着红枣，在石墙灰瓦背景的卵石路口、一株十多米高的枣树下拍了一张照，盛夏退去，枣树仍然浓荫蔽日。他身后是一座二百年的窑洞庭院，里面整齐码放着二十余个包装好的纸箱，一箱枣5斤装，定价20元。从8月枣熟至今，武治洲已经卖了4000多元。

泥河沟村千年枣树丰收。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拍摄并制作

“中华枣源”改变了村庄

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山崖光秃陡峭，黄河流速平缓，泥河沟村就位于金狮山、银象山合围的土地上，进村要经过车会河、车会沟，以前是旧水泥桥，现在已经换成数百米长的石桥，侧面刻着“枣王桥”三个大字。

泥河沟村黄河滩的一片枣园。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枣王桥正对着一处刻着“中华枣源”四个大字的假山，后面就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古枣树群落，最老的枣树距今已有1400年历史，古枣园占地36亩，共生有各龄枣树1100余株，其中干周在3米以上的古枣树有3株，最大一株干周为3.41米。

2012年，佳县加快了古枣园申遗进程，这一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闵庆文，来到佳县参加古枣园系统申遗文本与保护规划编写调研座谈会；2013 年，古枣园顺利进入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佳县泥河沟村古枣园系统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后，泥河沟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并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省级水利风景区”。

古枣园的红枣。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在通向古枣园入口处，有一栋厚壁窗深的石屋，墙壁外挂着“利飞超市”的铁牌子，超市主人武利飞今年57岁，已经开了21年超市，但他现在一天里更多的时间，是坐在屋外石板凳上和人聊天，“从2013年，不，应该是2014年起，泥河沟村就不一样了。公共厕所啊，新桥啊，都有了。还有在建的客栈，可气派哩。”

古枣园里立着一面“佳县泥河沟村流域治理简介”展牌，上面介绍：泥河沟村总人口354户、1037人，总面积7.66平方公里，耕地1490亩，而枣林有1900亩。驻村书记慕焕文、驻村干部牛东伟和村委副书记武江伟表示，村域内有多少亩枣树，能数得清的是1490亩，但要说泥河沟村村民一共种了多少亩枣树，那就没数了。

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23.9公里的佳县，是黄土高原上的沿黄河狭长地带，千沟万壑里尽是枣树点缀，不知名的山坡上、河堤上，甚至是废弃的古道上，遍布枣树。武治洲说，自己种的枣树加起来超过1000棵，“以前年轻，能跑路。哪儿有能长树的空地面，就在哪儿种下了。种了三四十年的树，谁知道一共种了多少棵？”

打枣还是没打工挣钱

虽然村里大多户都姓武，但武江伟61岁的父亲武良生，特意被人们称为“老武”。牛东伟介绍，老武很能干，8月起，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打野枣，方圆几里地的山坡上，老武蹭蹭登上去就打，一天打下五六十斤，就能卖几百块钱了。

“人老一日吃三枣，永葆青春不显老。”老武运营着村里的一家客栈，往常日子，住客稀少，有客人从远方过来，他会给来客端白酒喝，煮红枣吃，“红枣能和脾胃，祛风寒，补心血，治痨损，而且我们这儿的红枣，肯定比其他地方的枣好吃。”

老武准备去帮人修房子。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老武认为，这几年种枣不像以前那么挣钱了，“新疆那边枣比我们陕北枣看着个头大，市场上更认可那边枣。”现在好枣能卖到两块，普通点的也就五六毛，像武治洲家那样将品相特别好的枣，包装在纸箱里，价格能高些，“但特别好的枣究竟是少数。现在如果只靠地里种的枣挣钱，收入会落伍的。”

村里户籍人口的五分之四都已不在村里常住。武治洲去年一年卖枣收入两万多元，几乎已经是全村卖枣收入最高的了。“泥石沟村20多户，年收入10万元以上。”慕焕文整理着村文件说，这些年收入超过10万的村民，都是有其他产业的。

村民的菜畦。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56岁的武挨虎家里种着6亩红枣树，但他一年大多时间是在做建筑工作，打工一天就能挣200元，种枣一年才收三四千元。“枣王桥的桥头30米石板路，是我参与搭建的。”武挨虎皮肤黝黑、脸庞结实，手臂活动时能看到肌肉线条，他在内蒙古、山西、吉林、河南等地都扛过石头，将二三百斤的石头扛在背上，沿着石阶一层层往上垒，到比人还高的时候，需要搭建一个长长的斜板，人再扛起几百斤石头一步一步沿着斜板往上走，“长城就是这样垒起来的，知道吧？”

种枣是不可丢的传统

泥河沟村窑洞呈拱形，层层叠叠像一片鱼鳞镶嵌在山体里，武挨虎家的窑洞去年刚换了新门，还粉刷上白墙。他门前种着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当中立着一人高的大冰箱，里面堆放啤酒；屋内堆放着大桌子、电风扇和皮椅，让人不免认为房主是开酒店的。“都是自己买的。”武挨虎说，勤劳能致富，现在不敢说多有钱，但吃不愁喝不愁了，两个儿子都已经30多岁，也都在城市里安了家。

“家里还是种着枣树。”武挨虎表示，即使种枣挣得少，但五六十岁的人还是愿意种树、喜欢种树，他觉得这是泥河沟村人不能丢的传统，而且人会随年龄增加，对枣树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小时候挨饿，就想吃枣。那会的枣，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随手摘也没人管。那会儿不行，枣产量少，大人们将枣收好锁起来，害怕孩子们馋得偷枣吃。”

“搜枣，最有意思了。主家在将一棵枣树打完后，总在树梢头或叶子深处，有意或无意地留下几颗枣，这些枣，被眼尖的小孩子们发现，就拿着长竿够，够不着咋办，就爬树去摘。”

武治洲身体硬朗，还打理着几百棵枣树，有时候山上的枣树相差二三里地，跑来跑去时而腿疼，家里便备着止疼片，“我种了1000多棵枣树，现在许多树，实在照料不来，就撂荒了。”家里子女经常劝武治洲不要再种枣树，太辛苦而且利润太小，一年要施肥、修剪、打药那么麻烦，对于60多岁的老人实在不方便，但武治洲从没刨过一棵枣树，更不舍得全抛弃它们，“枣树长得太慢了！我活了60多年了，小时候跟随父亲爷爷种下的枣树，现在看着还那么细。”

早晨六点，武治洲去摘枣。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60岁的高治海，于1991年在梯则崖遭遇交通事故，一只脚掌断了半个，后来右腿被置换关节，但高治海仍每天拄着拐杖去枣园里看他祖传下来的六棵枣树，“只要还能动弹，就不能让这些树，在我手上出岔子。”高治海缓慢走到客栈的二层楼上，眺望金狮山、银象山连成的阙口下，那些星星点点的枣树，“我们村漂亮吧，反正来过我们村的人，都说好。”

60岁的高治海在枣园客栈。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83岁的高治国，在古枣园里保管着十余棵古枣树。家里窑洞有200多年了，大块石头变成青色，显得古朴庄重，“我们是从老爷爷那辈从山西过来的，来到这儿就种枣树了。我从小就跟着老一辈人种树，八十多了，真是一辈子和枣树打交道。”高治国屋里物品整齐干净，墙壁上挂着的照片，有黑白照，也有彩色照，许多照片以枣树做背景，有穿着中山装一脸严肃的男人，有拿着玩具在门前开朗笑的孩子。一代代人老去，一代代人长大。

树挪死、人也不易挪

泥河沟村种枣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村海拔在700米到1000米之间，光热比较充足；尽管处于黄土高原地带，但坡度均在25℃以下，地表径流和水土流失程度都比较小，让枣树成活率比较高。

武治洲家在古枣园里有6棵枣树,“古枣园里的1100多棵树，都是泥河沟村的祖先传下来的，现在虽然评选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由后辈们保管，国家每年给保管人补贴。”武治洲家的枣树，树龄最长的有800余年，“还不知道，这是哪个祖先种下的呢。”

武治洲在装枣。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武治洲说，爷爷武开章是1905年出生的，他也不知道这些树具体何年何月种下的，“小时候跟着爷爷、爸爸去种枣树，现在这些枣树都在，还是那么细。”武治洲感叹，跟人比起来，枣树长得太慢，一百年时间将人间换成另一个样子，但老枣树仿佛还是小树。

武治洲慷慨地送给一位来访者一本《武开章》，“这里面是我爷爷的事迹，他是我们陕北最早的党员之一。”据书中介绍，武开章在1925年5月，在李子洲的指导下，由北京区委李大钊派遣来榆林地区工作的耿丙光介绍，和著名革命家刘志丹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20余年战争中，武开章曾协助创建和领导神府革命根据地，与山西阎锡山部、国民党第二十二军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并在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后，武开章一度担任山东省委书记。

武治洲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年轻时候在包头工厂里上过班，“那会儿在工厂工作比较光鲜”，但后来还是回老家种枣树，“我的性格，随我爸武爱雄。当年我爷爷已经去济南做省委书记，但我爸就不太愿意离开村子，觉得在村里生活挺好，悠闲自在，不比城里差。”

武治洲的院子外，是一棵枣树和一口老井，还有一座木门紧闭的老戏院。妻子刘翠兰扶着脚架，武治洲踩在脚架上面，接过妻子递来的篮子，将树枝上的枣一颗一颗放进篮中，刘翠兰微笑地向上看着武治洲，“枣够了多少了？有一多半了，就下来吧。”

妻子刘翠兰扶着脚架，武治洲踩在脚架上面，将树枝上的枣一颗一颗放进篮中。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泥河沟村和中国大多数村子一样，石凳、枯桩、门槛等一切可用作坐具的地方，都能见到围坐谈天、斗牌的老人。不同的是，泥河沟村里有随处可见的枣树，和每天清晨扛着锄头为枣树松土的农人。

村里的老人坐在树下一起聊天。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枣园怎样传承

牛东伟有种感受，现在传承枣园的中坚力量是60多岁的人，“四五十岁以下的，他们喜欢去外面打工，对他们来说，打工做生意挣的钱，诱惑力更大。而七十岁以上的人，虽然想照料枣园，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

等老武、武治洲一代人离去了，枣园谁来传承，怎样传承？这是萦绕在牛东伟、老武、武治洲心头的疑虑，也让所有关心千年枣树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人们隐忧。

作为全程见证泥河沟村从一个西北普通村落变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学者，闵庆文告诉记者，对于佳县千年古枣园的保护与利用，不能只将视野投放于那36亩枣园，不能只注重枣园的产量和口味，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中传承、发展古枣园，枣园周围的山坡、寺院、河流、民居等都是可挖掘、利用的元素，将这些元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既有历史、文化又具有产业效益的多元生态，才更有利于古枣园的保护和利用。这需要当地部门联动居民、企业等多个社会主体，深入发掘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文化的潜力，在提升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旅游开发水平方面下功夫，并帮助居民提高手工技艺水平和保护自然景观原生态面貌的意识。

闵庆文表示，如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整个生态都做好了，年轻人自然会随着人居环境的改良和产业效益的增值主动留在本村。实际上，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工作，也应放在区域发展的视角中去进行。世界上做得比较好的遗产地，都是通过提升周边多元生态、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来吸引和鼓励年轻人从城市返回农村的，这样既能鼓励人们重返故乡积极从事现代农业活动，还能维持当地遗产系统的稳定。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唐峥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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