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前的宦官（闲谈宋朝的宦官）

　　“宦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因为常年处于皇帝身边，历代帝王对于这个群体，相较臣僚更加信任。同时，帝王们为了“拉一派打一派”，搞政治平衡，更加会利用宦官作为“掺沙子”制衡大臣这个政治工具。在“挖墙脚”，“甩石头”的政治斗争中，成功的维护了皇权。不过，凡事都有两面，宦官固然可以帮助帝王达到政治目的，同时也会带来政治危机，譬如，“阉宦之祸”就伴随中国王朝更迭长达几千年，一直不绝。

　　“阉宦之祸”虽然历代都有，但是各朝却也并不相同，有轻有重。有的朝代较重，例如汉朝和明朝；有的朝代较轻，例如宋朝与清朝。清代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曾经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宦官权力大盛的时候，“窃官爵，盗财贿，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他们“威权日炽，凌轹重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手握重拳的宦官不仅凌驾于朝廷将相之上，甚至连皇帝的废立生死也操之在手，所谓：“万机之予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吸取前朝教训，“不受内臣所媚”，正是有这样严格的限制，使得宋朝对于宦官的扩权始终有一种警惕。宦官王继恩因为镇压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有功，朝廷开会论功行赏，“中书欲除宣徽使”，建议提拔，宋太宗赵匡义明确反对，说道：”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欲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不为所动，继续提出，王继恩“有大功”，除了这个职务，其他都不足以达到论功行赏的目的。宋太宗听后勃然大怒，强烈谴责宰相，此事才作罢。翰林学士张洎为了讨好宦官，请求让宦官蓝敏正、裴愈出任翰林学士院长和副院长，宋太宗断然拒绝。他说道：“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宋代初期的君主对于宦官扩权的警惕。宋太宗虽然对于一些宦官加以信用，也只不过是利用一方的政治势力制约另一方政治势力。目的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便更好的加以驾驭。而宦官在前朝留下的种种干政的弊端，宋太宗都看在眼里，相较于臣僚，对于防范宦官权力的坐大，除了有现实的政治需要，还有历史的教训。从宋太祖开始，他就严格控制宦官人数。

唐朝时，李世民为了防范宦官势力膨胀，把太监人数控制在一百人以内，到了赵匡胤时期，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能超过五十人。规定宦官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一人作为继嗣，并在乾德四年六月，开宝四年七月，两次下诏严格重申此项禁令，要求“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乾德四年六月的诏令中，要求：“内官年及三十以上乃许养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养为宦者。”咸平年间，温、台等州巡检徐志通因为私自阉割童男为宦而受到杖刑并且被刺配的处罚。宋真宗对于宦官培养自己接班人的做法，甚为警惕。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宋真宗说道：“中官皆养子，此弊宜深察。”虽然宋朝中后期宦官人数逐渐增多，但是朝廷还是不时三令五申下达禁令，甚至暂停宦官养子。

　　另外，宋朝在宦官担任官职进行限制性的规定，专门为宦官设立了独特的官阶体系，用来区别朝中的文武官员。并且压低宦官的品级，与文武官员相比，宦官升迁难度相当高。朝中文武官员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但是宦官不能照此办理。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曾说道：“真庙以来，宦者官虽尊，止于遥郡承宣使而已。宣和间始除童贯、杨戩、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许人，靖康初政皆贬夺之”。元丰年间有人议论是否要改革品阶制度时，有大臣“请并内侍官名易之”，宋神宗抬出祖宗强烈发对。他说道：“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

　　除了限制宦官的官阶，还限制其活动范围，宋太祖时，宦官“不可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虽然后来不仅限于此，但是宋朝中央始终对于宦官勾结外官非常警惕。宋朝虽然率军作战的宦官很多，但是能够像唐朝那样独掌兵权的，只有童贯一个人。而宋朝“六贼”之中，其首恶也是蔡京。童贯这些宦官虽然权倾一时，但是，始终与蔡京、朱勔等相互利用，借势而起，从总体来看，宦官依旧难以凌驾于宰相之上，最多也只是平起平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