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出师表在哪发现的（出师表背后故事）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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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诸葛亮，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师表》，南宋时就有这样的说法：“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但是，关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的很多细节，知道的人却不多了。本文就来讲讲诸葛亮《出师表》的背后故事。

由于《出师表》的巨大感染力，特别是其篇名之中又使用了“出师”一词，所以很容易引起后世读者的误解，以为诸葛亮呈上表章之日，就是他出动大军“远离”后主奔赴前线之时。事实上，诸葛亮此时还不能立刻启程上路，因为接下来他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正式程序要走。

在封建王朝，臣僚向君王提出的任何请求，都应当得到君王的正式批准，这是正常的政治规矩，也是严格的法定程序。特别是像统领大军出征这样的重大行动，更是必须得到君王的正式授权，否则就有“僭越”之嫌。《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就是说，主持祭祀和批准战争，乃君主享有的两项核心权力。这是儒家的正统思想理念，诸葛亮是非常崇尚儒家的人，也是严格奉行法治的人，所以更不会在倾国出征的重大问题上不按正常的政治规矩和法定程序来办事。

很快，在建兴五年（227年）的三月间，后主刘禅的正式授权，通过一封诏书下达了。由于诏书长七八百字，所以行文简练的陈寿在《三国志》正文中没有对其加以引录。幸好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从当时他所能看到的《诸葛亮集》中，将全文引录到《三国志·后主传》里，使我们能够得见事情的全貌。

纵观后主刘禅的这封诏书，其写作的笔法，可以说是后世官方文件“形势 任务”这一写作模式的老祖宗：首先说形势，算是务虚，从过去说到现在，从国际说到国内；然后说任务，算是务实，一二三四五，项项列清楚。其实，整篇诏书中最为关键的文句，还在于务实部分中的这一段：

“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服旧都，在此行也！”

意思是说，诸葛丞相您刚强坚毅，忠诚壮烈，忘我无私，忧心国家，所以先皇把天下大事托付给您，让您辅佐朕。现今朕正式授予您指挥全国军队的重任，交给您独自全权处理军机要务的权力，统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马，指挥浩浩荡荡的大军，对曹魏实行上天决定的严厉处罚。清除祸患平定动乱，光复汉家王朝的故都洛阳，就将在您这一次行动中实现了！

后主诏书下达，得到正式授权，完成法定的一切程序，诸葛丞相这才雄心勃勃挥师北上，开始实施他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宏伟计划。

由此可见，诸葛亮当初之所以呈上《出师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的目的，那就是请求后主正式授权，从而完成应走的法定程序。

必须指出的是，他所出动的军队数量，刘禅诏书当中说是有“二十万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就是《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所说的“十万之众”，也同样有所夸张。前面说过，蜀汉投降灭亡之时，在册的全部将士，总共也才十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十万军队，是蜀汉能够动员起来的所有兵力。考虑到后方还必须留有足够的兵力镇守，而蜀汉后方的地域又不小，所以大体估计，诸葛亮此番投入北伐一线的实际兵力，加上从事后勤运输的二线人员，也就七八万人。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兵车行》有句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此时成都的北郊，也应当是这般壮观景象。诸葛丞相雄心勃勃，指挥千军万马离开成都北上。但是谁能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未能回来啊！

跟随诸葛亮前往汉中的亲属，还有他的养子诸葛乔。诸葛乔时年二十四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担任驸马都尉。而诸葛亮也想让诸葛乔得到更大的实战性历练，所以一到汉中，就安排诸葛乔带领一支五六百人的军队，与其他将领的子弟一起，在汉中北面穿越秦岭的斜谷道，利用“流马”这种特别为走山间栈道而设计的快速运输车辆，通过栈道进行粮食等军用物资的接力式运输。《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对此有如下记载：

亮与兄瑾书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意思是说，诸葛亮给在孙吴的大哥诸葛瑾写信说：“至于乔儿，本来应当返回成都。但是现今诸位将领的子弟，都要参加军用物资的传递式运输，我考虑之后认为，他也应当与别人同甘共苦；因此派遣乔儿指挥五六百人的队伍，与诸将的子弟一起，在斜谷道的山谷栈道上进行传递式的运输。”

不幸的是，第二年诸葛乔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幸运的是，就在出屯汉中这一年，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了。诸葛瞻的出生月份，史书上没有记载，已经难以准确稽考。如果诸葛瞻出生在诸葛亮北伐之前，那么诸葛瞻的降生，就相当于给诸葛亮率兵出征奉上了一份巨大的贺礼，他将在喜气洋洋中动身开拔。即便诸葛瞻出生在诸葛亮北伐之后，这一大大的惊喜也会完全冲散诸葛亮途中的劳顿，使他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前线的备战之中。

诸葛亮实施北伐战略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在益州的北端，也就是与曹魏接壤的汉中郡一带，建立起北伐前线的军事大本营。

说起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世往往会把当时的汉中郡与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混为一谈，以为都是指同一座城池，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要知道，当时的汉中，乃一个大地区的名字，属于一个郡级行政区。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后期，汉中郡的在册人口接近二十七万，下辖九个县：南郑、成固、西城、褒中、沔阳、安阳、锡县、上庸、房陵。郡府所在的县当时叫做南郑县，而南郑县的县城，才是现今陕西省汉中市这座城市的前身。

诸葛亮把大本营设在益州北端的汉中郡内，有没有周密的考量呢？当然是有的。

首先，出于物资供给上的考量。这历史悠久的汉中郡，位于汉水流域，也就是沔水流域的上游，其南北两边都是东西走向的蜿蜒山脉：北边是秦岭山脉，南边则是米仓山和大巴山脉，汉水自西向东从中间穿过，两岸形成狭长的汉中平原。由于灌溉便利，土地肥沃，所以汉中平原是一块难得的鱼米之乡。把大本营设在这一地区，就能够为北伐大军提供比较充足的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后勤供应能够得到保障。

其次，出于军事地理上的考量。从汉中往北，翻越秦岭，北麓就是曹魏的地盘，也就是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由于秦岭的地势要高于关中平原，所以蜀军从汉中翻越秦岭指向关中平原，就对曹魏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天然军事优势。

另外还有一层非常要紧的考量，这就是政治上独特的激励作用和吉祥含义了。激励作用和吉祥含义，分别来自以下两个人。

一是老祖宗汉高祖刘邦。

前文已经说过，当初刘备三顾草庐的时候，诸葛亮就为刘备后来的创业大计设计了总体方案。其中，关于西边益州的介绍是：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意思是说，益州周围被险峻的山脉包围，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当初我大汉王朝的高祖就是借助益州，最后完成了帝王大业。

诸葛亮说得不错，当初刘邦创建大汉王朝的帝王大业，至关紧要的一步，就是在率先攻入关中灭亡秦朝之后，表面上乖乖服从那位公然违背诺言的西楚霸王项羽，从咸阳翻越秦岭，前往汉中郡的南郑县，去当封地在汉中和巴、蜀的汉王，然而暗中却在汉水流域迅速积聚力量，准备直接与项羽一决雌雄。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到达南郑仅仅四个月之后，就从陈仓的故道杀回关中的咸阳，从此所向披靡，最后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建立起大汉王朝。而刘邦汉王头衔中的“汉”字，大汉王朝国号中的“汉”字，以及后来汉族、汉字、汉语、汉学、汉服中的“汉”字，追根溯源，都是从那条贯穿汉中郡的汉水而来。

因此，对于汉家丞相诸葛亮而言，当初老祖宗刘邦在这里奋然崛起，进而开创汉家丰功伟业的汉中，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北伐的前线大本营设置在这里，不仅可以从老祖宗的成功中不断获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励全军将士的旺盛斗志，还能够获得老祖宗在天之灵的庇护和保佑，帮助自己顺利实现此番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夙愿。

二是先帝刘备。

前面已经说到，当初黄忠在定军山斩杀曹魏大将夏侯渊，接着又击退曹操亲自发动的反攻，牢牢控制住汉中之后，就上演了一场政治大戏，在此地称汉中王。从此，蜀汉政权的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刘备也从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正式升格为国家政权的君主。而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具体情形，《三国志·先主传》中有如下记载：

“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御王冠于先主。”

意思是说，刘备是在汉中郡的沔阳县建造了一处举行称王仪式的土坛和广场，当天在此陈列军队布置民众，由下属群臣站在陪同的位置；司礼官宣读给东汉献帝的上奏表章之后，就把汉中王的王冠献给站在正中位置的刘备，刘备戴上王冠之后，就正式成为拥有王国封地益州的汉中王了。

现今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东郊的旧州村，还有当年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坛场遗迹。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里，夕阳残照的草木之中，赫然立有一块清代光绪年间雕刻的石碑，斑驳的石碑上有隶书“先主初为汉中王设坛处”十个大字，似乎还在诉说千年历史的沧桑。

纵观刘备的创业史，他在沔阳称王，堪称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在他称王之后，他所占领的地盘，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封地”；在他地盘上的百姓，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子民”；他所指挥的部下，也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文武百官”。总而言之，称王之前，刘备只能算是一个转战四方的军队头目，只有在称王之后，蜀汉王朝的国家机器才算正式建立起基本的框架。完全可以说，刘备奠定蜀汉王朝的基业，从而得以再向皇帝宝座发起冲击的风水宝地，就在这沔水北岸的沔阳。

因此，对于曾经亲身领受先帝临终托付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而言，当初先帝在这里登坛称王，开创蜀汉丰功伟业的汉中，同样也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先帝刘备，正是自己最早为其做出创业宏图的规划，之后又一同为之奋斗不懈的英明君主。把北伐的前线大本营设置在当初先帝登坛称王的地方，也可以从先帝身上不断获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励全军将士的旺盛斗志，还能够获得先帝在天之灵的庇护和保佑，帮助自己顺利实现此番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夙愿。

有了老祖宗刘邦和先帝刘备的庇护和保佑，全军将士必定会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北伐成功岂不是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了吗？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的种种周密考量，是针对汉中郡这一大片区域而言。如果把眼光聚焦到蜀汉大军具体安营扎寨的那一块较小的区域，同样也非常值得探讨。

蜀汉大军安营扎寨的具体地点，《三国志》当中有两处明确的记载。一处是《诸葛亮传》中的“遂行，屯于沔阳”。意思是说，诸葛亮于是统领大军从成都往北前行，最后在汉中郡的沔阳县建立起前线屯兵的大营。另一处是《后主传》中的“（建兴）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意思是说，建兴五年（227年）的春天，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出发驻屯汉中，他最后选定的安营扎寨的地点，是在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两地。

表面看来，以上两处记载的文字有所不同，然而实际上却是一回事，而且可以互为补充。

原来，当时的沔阳县隶属汉中郡，其城池在当时的郡府南郑县的西边，也就是现今陕西省勉县东郊的旧州村一带。前面说了，这旧州村是刘备称王土坛广场的遗址所在地。沔水自西向东，穿过沔阳县境内，而阳平、石马则是县境之内的地名。由于沔阳县的城池以及阳平、石马两地都在沔水的北岸，所以只说到县一级的话，就可以记为“屯于沔阳”，如果再细一点，说到县一级以下的话，就可以记为“营沔北阳平、石马”了。

那为何位于沔水北岸的沔阳县会带“阳”字呢？这与中国古代地名中一命名规则有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所以古人常用“阴” “阳”两字与某一座山或某一条水相结合来构成地名，而且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规则。

所谓“山南水北为阳”，是指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可以使用“阳”这个字来命名。比如“华阳”一词，是指华山以南的地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范围就是华山以南的巴、蜀、汉中、南中等地区。再如“衡阳”，必然在衡山的南面。而“洛阳”，又肯定位于洛水的北岸。

所谓“山北水南为阴”，则正好与上面的情况相反，是指山的北面或水的南面可以使用“阴”字来命名。比如，“华阴”这座城市，是在华山的北面；而“淮阴”这座城市，又肯定在淮水的南岸。

这种命名规则，实际上与太阳的光照密切相关。中国位于北半球，所以朝南的一面容易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对于高于地平线的山峰而言，它的南面是当阳的，而北面是背阴的；但是对于低于地平线的江河而言，在其两岸的岸壁中，当阳的岸壁却在北岸，背阴的岸壁又在南岸。于是，命名出现上述有趣的区别，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那么诸葛亮将大本营设在沔阳县的阳平、石马，而不是设在汉中郡郡府南郑县城之中，这又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先说为何选在沔阳县。

第一层玄机，是出于军事上的周密考量。

据笔者多次的现场考察，这沔阳县的军事地理形势，既非常独特，又非常险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它正好位于汉中平原西端的入口，堪称是汉中郡的西大门。

其次，从地形上来看，此处乃 “两山夹一水”的天险。沔水自西向东奔流而来，到达这里时，正好有两岸的高山隔水对峙：北岸的山峦，现今叫做走马岭；南岸的山峦，就是著名的定军山。如果在此居高临下，凭险据守，这座汉中郡的西大门就有万夫莫开之势。

再次，从交通上来看，这里不仅有沔水贯通东西，而且北岸走马岭之下还有与水道平行的陆上大路。由此向西出沔阳之后，正北方向沿着陈仓故道可以通往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沿着陇东南的大路，可以到达祁山、街亭一带；正南方向沿着金牛道，翻越大巴山脉，则能通往蜀汉的政治中心成都。因此，沔阳还是控驭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在此设大本营的话，向前可以有多个通道进攻曹魏，向后又能够与大后方成都保持通畅的联络，堪称攻守皆宜的好地方。

最后，还有非常关键但又往往被后世忽略了的一点，这就是当时的沔阳县境内还盛产一种在军事上必不可少的重要金属矿产——铁矿。制造军事上所需的各种兵器、装备、器具等，都要使用大量的铁。可以说，如果手中没有铁，那就根本打不了仗，更不用说大规模的战争了。蜀汉的大后方，特别是南中地区，倒并不缺乏铁矿，然而无论是作为原材料的铁矿石，还是作为成品的铁器都极其沉重，从大后方运到汉中前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说，还会耗费大量时间贻误战机。但是，把大本营设在沔阳就好了，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中郡的沔阳县境内，不仅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而且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专门在此地设置了“铁官”，也就是专门管理铁矿开采与冶炼的官员和机构，相当于后世的官办铁矿公司。此外，还有一条名副其实的“铁”证，就是上千年之后的今天，年产量达到百万吨级的汉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其总部就设在沔水南岸的定军山镇，正好就在古沔阳县的地界之内，可见此处冶铁历史之悠久，蕴含矿藏之丰富。不言而喻，诸葛亮选址在沔阳，前线大军的军需用铁，自然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第二层玄机，则是在一个已经故去的人物身上，他就是张鲁。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省丰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的祖父张陵客居蜀郡，在鹤鸣山（亦称鹄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学道并创立“五斗米道”。因随张陵学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所以该教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张鲁又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将带兵去攻打汉中郡，张鲁趁机占据汉中，建立起一个早期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汉中将近三十年之久。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亲自带兵从关中穿越秦岭进攻张鲁，长驱直入抵达阳平关。张鲁抵挡不住，于是把仓库物资都妥善封存好之后逃走。曹操对张鲁的这种做法很是赞许，所以派人前去慰问劝说。张鲁便带着全家出来投降，被曹操任命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曹操还安排自己的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为妻。

张鲁在汉中时，曾经在沔阳的沿山一带修建了不少的军事防御设施。诸葛亮驻屯汉中时，这些张鲁当年修建的防御设施，不少还能加以利用。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完善蜀军大本营的防御体系，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诸葛亮选址沔阳作为大本营的又一重要考量。

再说为何选在沔阳县境内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这两个地方究竟在何处，后世众说纷纭，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准确位置。

此处的阳平，是指当时的阳平关。但是，请注意，古代的阳平关，曾经出现过两处。诸葛亮屯兵的这一处，时间在前，后世习称为“古阳平关”。根据勉县当地文博学者张东先生的实地勘察和细致研判，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一是古阳平关的准确位置应当在今陕西省勉县武侯镇西边的走马岭，而且是在山岭之上，而不是如通常所言在山岭下边的平原之上。

二是古阳平关最早是由割据汉中的张鲁所修建，所以又有“张鲁城”之称。现今的走马岭上，尚有残存的遗迹可寻。

张东先生的这两点结论非常准确可信，笔者完全赞同。

大约在宋代以后，在今陕西省宁强县西北的阳平关镇，又出现了另一座阳平关。这个后来者，由于正好处于川陕铁路线之上，并且又设有火车站，因而为现今的人们所熟知，于是往往将其误会成诸葛亮北伐时屯兵的大本营之所在。喜欢三国历史文化的朋友，对此应当分辨清楚。

至于此处的石马，笔者认为，应当是指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说的“白马塞”“白马城”或“浕口城”。这是一片军事城堡性质的建筑，其准确的位置，应当是在现今勉县西郊三公里，即武侯镇的勉县老城遗址一带。之所以被称为“白马塞”“白马城”，按照《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解释，是因为这座城堡临近白马山，山上的岩石如同白马的形状，远远望去非常逼真。按照材质而言，就叫“石马”；按照颜色而言，又可称为“白马”了。至于“浕口城”的得名，是因为这片城堡正好位于浕水向南汇入沔水的水口东岸。这条南北走向的浕水，现今被称为“咸河”。

于是，在当时浕水的两岸，就出现了两处军事要塞：在西岸的走马岭之上，居高临下、巍然屹立的是古阳平关；东岸的平原之上，则是石马城堡，凭借浕水的水口，与古阳平关相互呼应，两者形成掎角之势。而位于沔水北岸的这两处军事要塞，又与南岸的定军山遥遥相对，构成一个牢牢扼守沔水的铁三角。

因此，沔阳县之所以能够成为汉中郡的西大门，正是因为依靠了这个铁三角的存在。换言之，汉中郡的西大门固然是在沔阳县，然而沔阳西大门的开关锁钥，则是在阳平、石马了。

至于诸葛亮本人所在的中军大营，其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在沔水北岸，从西向东，除了阳平、石马两大片城堡，在石马的东边不远处，还有一片特殊的营垒，名叫“武侯垒”，这应当就是当时诸葛亮的中军大营、蜀汉全军主帅指挥中枢的所在。其具体位置，大体在现今勉县的城区一带，与汉水南岸的定军山遥遥相望。

诸葛亮为何在此处建立他的中军大营呢？除了有依靠西边阳平、石马两处军事要塞有效掩护的意图，还有一层极为重要的玄机。

原来，武侯垒东侧的沔水两岸，都是开阔的地带，非常适宜于大部队在此进行实战性的大练兵。现今位于此处的勉县黄沙镇，还有相传是诸葛亮在此打造木牛流马的遗址留存，供来往的人们抒发思古之幽情。

诸葛亮要在这片天然的优质练兵场运用他潜心研究出来的一套独特阵法，将蜀汉军队打造成克敌制胜的劲旅。这套独特而有效的阵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八阵图”。

诸葛亮北伐中原，是与强敌曹魏对垒决战。魏军自曹操以来，就以讨伐辽东收编来的乌桓骑兵军团作为全军的中坚力量，横行中原，所向无敌，号称“天下名骑”。而北伐蜀军的主体是步兵，骑兵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之秦岭的险峻又限制了蜀军骑兵的轻易北上。因此，诸葛亮率大军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就必须尽快解决如何有效抵御曹魏骑兵对自己的步兵发起强劲冲击的难题。他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精心设计连弩等远距离杀伤性武器，尽量提高其远距离的杀伤力。这样在敌军骑兵尚未接近自己的时候，即可造成其大量的伤亡。这些伤亡的人员、马匹，又会对后续的敌军骑兵队伍形成严重的阻塞。

二是在防御的战术上采取多种有效的办法，抵消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力。现今在勉县定军山一带出土的四刺扎马钉，可以有效刺伤敌军骑兵的马掌。这种构思巧妙的利器，由四支尖锐的铜刺构成，随意抛在地上，总会有三支铜刺在下面形成稳固的三角支撑，而一支铜刺则向上，可以深深刺入敌军骑兵战马的脚掌之中，使得对方战马严重受伤而倒地，马背上的骑兵也会摔下马来遭受伤害。

三是在作战的阵法方面借鉴古代的车战之法以及早已有之的“八阵”阵法，将平时用来运送粮食、物资的车辆队伍，特别是专门制作的重载车辆“木牛”，加以创新性的设计改进，兵装备诸葛连弩，使之在突然遭遇敌方的骑兵时，能够为自己的步兵队伍迅速提供有效的防护和阻击，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八阵图”。

总之，通过以上快速而简便的操作，就能把蜀军以步兵为主的军团，变成一种原始状态的装甲兵团。诸葛亮堪称出类拔萃的军事发明家。

至于为何北伐最后失败？其实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经济方面，特别是后勤的比拼。蜀汉号称天府之国，农业十分发达，征集军粮并不困难，直到灭亡时，国库内尚有存粮四十万斛。然而军粮容易得，运输却困难。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诸葛亮北伐时，军队都布置在秦岭北麓的魏国境内，而蜀汉的粮食产地是成都平原以及汉中平原。

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必须翻越大巴山、米仓山、秦岭，山路险峻，难以行走。蜀汉本来人口就不多，诸葛亮一方面要征募军队，用来北伐，还要安排不少壮丁运输军粮。诸葛亮第二次、第四次北伐失败，都是因为军粮不继，被迫撤退的，“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这可能就是非人力所能逆转，也成为诸葛亮一生的痛。

参考资料：

《三国志》《中国战争通史三国篇》《细说三国》《走下神坛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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