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级城市（是什么造就了世界级）

导读

Foreword

9月22日，上海修订通过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提到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举措，恰为本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当下的讨论语境。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呢？是经济快速增长广厦林立，还是更具有多元共融特性？非正规经济又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希望本文可以对此提供一种思考角度。

在孟买沃利熠熠生辉的四季酒店顶层，富有的当地人和游客坐在舒适的毛绒沙发上，啜饮着18美元一杯的鸡尾酒。从这个迷人的屋顶酒吧向外眺望，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隐约闪现的公寓大楼以及其他勾勒出孟买现代天际线的城市大厦尽收眼底，这一景观是城市财富日益增长的证明。不过如果将目光落向城市内部，就会发现贫民窟仍存在于孟买的各个角落——它们堆积在高速公路旁，掩映在桥洞下，或是散布在人行道上。

尽管同住在一片2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孟买的穷人和富人却在不断加深的物质和社会的鸿沟两端相望。这种区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府日益普遍希望迈入“世界级”的愿景。从阿克拉到雅加达，全球的城市都在试图按照他们对世界级城市的认知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可以想象一下新加坡和迪拜，这种“世界级”城市具有相似的代表特征——由高楼大厦勾勒出的现代化的天际线、高效运转的城市生活以及没有明显的贫困迹象。

市政领导人这种追求"世界级"的愿景，是出于吸引投资、推动城市融入全球经济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希冀。然而，这些益处往往只流向了城市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居民。

▍以牺牲基础设施为代价的高楼大厦

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高出生率的推动下，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但与之同时也加剧了城市贫困水平和非正规贫民窟的规模。尽管贫民窟为贫困迁移者进入城市提供了廉价的通路，但他们多处于有缺陷、不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极易受到健康和环境风险的影响，并为社会所排斥。据估计，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有8.3亿贫民窟居民正在与城市共生。事实上，这部分人群占到了发展中世界城市人口的30%以上。甚至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更高，比如在内罗毕，有60%的居民生活在非正规居住区。

尽管存在种种挑战，但城市化无疑还是一种高效的减贫途径。例如，城市密度使政府和其他组织实体能够在教育、卫生医疗和基本服务方面的建设实现规模效应。然而，对许多城市来说，对 "世界级 "的盲目追求，导致错置了事务的优先次序，从而推行了一些不利于城市贫困人口的措施。城市没有改善贫民窟的住房存量，而是选择将它们夷为平地。城市投资大量流入了商业地产，而没有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在拉各斯，政府为了追求城市的 "美化"，在没有提前警告的情况下拆除了贫民窟，这种措施常常让居住在其中的人无处可去。

▍被压制的城市无形引擎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推动了非正规经济的扩张，非正规经济是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活跃发展的经济活动系统。据专家估计，大多数贫民窟居民在以非正规方式来就业。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中，非正规经济不仅是一种穷人的就业来源，也是广大城市人口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仿佛城市的无形引擎。例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拾荒者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垃圾收集活动，他们的服务可以使城市社区和自然环境受益。

不幸的是，对 "世界级 "地位的追求往往转化为了对非正规从业者不利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决议。这些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城市贫民的经济机会，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例如，越南河内政府为了 "美化 "城市，禁止小商贩上街售卖。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城市非正规从业者也缺乏法律保护和政治发言权，这种情况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剥削和骚扰。如在内罗毕，城市管理官员常常会犯有恐吓、任意逮捕，甚至对街头商贩实施性暴力的罪行。

▍新型世界级城市

我们希望“世界级城市”能够被重新定义为多元共融的城市。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拥有在体面的条件下生活的基本权利，并有机会创造共同繁荣的城市的未来。因此，我们的城市愿景应当汇集起全体城市居民的力量、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使其更具多元共融地促进城市发展。它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条件。一个多元共融的城市应确保所有居民能够获得安全和充分的住房条件。在一些城市，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经济适用房。而在另一些城市，这则意味着与社区合作，改造升级现有的贫民窟。一个多元共融的城市还需扩大居民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以提高所有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健康成效。

加强城市内部的连接与融合。一个多元共融的城市在推动城市交互时，会考虑到更多弱势居民的需求。它会创造无障碍的交通选择，将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与城市中心的经济机会连接起来，并规划出既支持非正规的经济活动又能增强社区感的公共空间。

健全对非正规从业者的法律保障，让非正规从业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一个多元共融的城市不仅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物质环境，还需搭建起一个可以保护所有市民的法制环境。它可以在保留非正规化经济的基础上，将法律保障扩大到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个体，赋予非正规从业者在工作中的尊严感和安全感，以及更多的经济流动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愿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从一些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亮点中汲取灵感。例如，本周聚集在麦德林的数千人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露天自动扶梯，它将使贫民窟与城市的商业中心和社区资源连接起来，这是一次实验性突破；而在印度浦那市，垃圾处理的方式已经从使用私人承包商和卡车来处理大部分的垃圾，转变为使用个体拾荒者组成的非正式工会来对城市垃圾进行人工分捡。这种安排不仅提高了拾荒者的收入，同时节省了城市资金，减少了垃圾填埋的数量。

这类努力提升了城市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感。随着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以此为愿景将更有助于发挥城市的巨大潜力来减少贫困并创造共益经济的增长。

奥伦·阿胡比姆（Oren Ahoobim），劳拉·高曼（Laura Goldman），和香提·马哈詹（Shanti Mahajan）就职于达尔伯格全球发展顾问公司(DalbergTweet)。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篇文章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14年4月10日

原标题：What Makes a “World-Class”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