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乱世之臣（什么是佞幸之臣）

佞幸与君王权贵的特殊亲密关系，西汉以前便已出现，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弥子瑕与宋君、龙阳君与魏王、嫪毐与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等。

西汉一代的佞幸数量较多，并且产生过较大的政治影响。所以，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与《汉书》中单独为“佞幸”列传。

何谓“佞幸”？分析西汉佞幸群体，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称谓的意义。将“佞”和“幸”两字拆开分别来看，会产生新的理解思路。

《说文解字·女部》中解释道：“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音。”清人段玉裁为之做注曰：“巧者，技也。讇，谀也。”

《尔雅·释诂》中解释道：“允，任，壬，佞也。”在《尔雅注疏》中解释：“皆谓谗佞也。允，信也。佞人似信。任者，孙炎云：‘似可任之佞也。’”

《论语·卫灵公》言道：“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的“佞人”指利用花言巧语哄骗他人的一类人。

而《韩诗外传》中解释道：“佞，谄也。”《盐铁论·刺议》中则称“佞”为“以邪导人谓之佞。”

通过以上解释，可以看出“佞”字表示以高超的言语技巧来迷惑、讨好他人。还有一层意思指拥有特殊才能以安身立命，但总体带有贬义色彩。“幸”字在此处作动词用，即为受到宠幸。

《尔雅·释言》道：“庶，侈也；庶，幸也。”《尔雅注疏》中释曰：“‘侥富庶者多奢侈。’郭云：‘庶者众多为奢侈。’《书》曰：‘禄不期侈。’庶，又为幸望。郭云：‘庶几侥倖。’侥者，求见亲御也。幸与倖通用之。”

在古汉语中“幸”指代君主的宠爱。如范增劝项羽杀掉刘邦，认为刘邦自进入关中以来：“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国语·赵襄子》里谈到：“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也，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

将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佞”是“幸”产生的原因和途径，“幸”是“佞”所要得到的结果和目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使得“佞幸”一词的字面含义能清晰地表现出来。

综上，佞幸的定义有了一个清晰的表现：即通过个人的言辞、外貌、特殊才能等条件得到君主无限宠爱，进而获得权势富贵，“佞”与“幸”相辅相成，成为因果关系，造就佞幸这一特殊群体。

《史记》中首创性地将“佞”和“幸”二字结合作《佞幸列传》，对于“佞幸”，太史公进一步说明其形象特点。“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他认为佞幸类似女子一般侍奉君王，以色侍人，满足这一点则必须有出色的外貌条件。

东汉王充也认为：“闳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

此外，佞幸在性格中要突出“柔媚”之感，以奉迎谄媚之道事君。所以，司马迁又在《太史公自序》中增加解释道：“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

班固在《汉书》中续写《佞幸列传》，补充自汉武帝之后的佞幸群体，从而囊括西汉一代的所有佞幸。他在描述佞幸特点时也强调“柔媚”一词，“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无论是司马迁讲的“色媚”还是班固讲的“柔曼”，两者的中心意思一致，都体现佞幸小心谨慎、亲近顺从、妩媚亲昵等特点。由于佞幸所展现的柔媚之道，让君主对其产生极大的喜爱之情，给予他们无与伦比的荣宠和待遇。

班固对此批评道：“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

从君臣关系角度讨论佞幸群体，西汉佞幸人物与皇帝保持一种“信——任型君臣关系”，这种关系超脱一般的君臣关系——“礼仪性君臣关系”，表现出的亲近程度都有所不同。

这种关系的出现，或基于日常生活中的长期亲密接触，或缘于某种偶然的机缘，针对不同的人，分别或兼有心灵或灵感上的契合、倚重、相悦或爱慕等，共有的内核则是个人间的信赖，尤其是皇帝对对方的信赖。

对西汉佞幸人物举例，可以发现人数较多，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有独宠的佞幸，这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如籍孺得宠于汉高祖、闳孺得宠于汉惠帝，此二人都是外貌俊秀的宦官，虽受皇帝宠爱却也未闻名于世。

邓通，因深受汉文帝宠爱而获铜山以自铸钱，可谓名闻天下；汉武帝宠爱的韩嫣、李延年各有一技之长，深受武帝重用，担任重要官职；汉元帝时代的弘恭、石显与汉成帝时代的淳于长、张放则是权势较大的佞幸人物，他们干预朝政、培植势力，是造成西汉后期朝政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哀帝与董贤，“断袖之癖”的典故让二人闻名于后世，董贤达到佞幸权势的最高峰，担任三公级别的大司马，权势滔天。

当然除了以上几位著名的佞幸人物，《史记》和《汉书》中同样记载了那些事迹较少的佞幸人物，如汉文帝时的赵同和北宫伯子，汉景帝时的周仁，汉昭帝时的金赏，汉宣帝时的张彭祖等。

再如外戚列传中记录那些得宠于太后、公主的人物，如审食其、董偃、丁外人等。由此可见，西汉佞幸人数可谓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