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优美句子的摘抄和赏析（昨日的世界摘抄2-2）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读这本《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我的版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这么说是因为在朋友圈里就看到有几位晒这本书。何以如此？可能是偶然，就我而言，也是因为有些好奇。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发生的茨威格，也可以说是经历了“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曾经让人们满是憧憬的世界为何重新滑向深渊，那种变局中的人和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心路历程又如何？这都是我想透过茨威格的笔触了解的。这本书写于1939-1940年。两年后的1942年，寄居巴西的茨威格和妻子“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选择了放弃这个世界。

这本《昨日的世界》是多年前买的。好像当时也翻了翻，不过也忘记了是什么原因，就是没看进去。似乎也是翻了大半又或者看到了结尾，但几乎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有些不同。能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刻画的如此入木三分，既能看到历史的宏阔转折，也能够在一张张面孔中感受那种大变局带给每一个人的命运，舍他其谁？手里拿一支铅笔，边看边划拉。也不是划重点，就是读到哪里觉得打动了我，心有戚戚焉，或者忍不住边看边在心里赞叹或感慨，就随手划出来。忽然又以为划在书页中很容易忘记，就花了点儿时间在电脑上敲出来。

所以人和书也是讲缘分的。我和这本书的缘分发生在2022年，新冠三年。这部分摘抄的内容是完全按照书的章节顺序走下来的，可能每一段也不容易看出什么关联或逻辑，甚至杂而乱。如果没读过这本书，又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朋友还是去读原著吧，相信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敲完了才发现字数挺多，就分成两次发吧。这是第二部分。

1914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躺在石棺里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过，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我们大家都无忧无虑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和一位朋友走过葡萄园时的情景。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的好夏天，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过，这位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自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话。

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它们总是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我看见那些买报的人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地噼噼啪啪地踩着海水；我看见风筝在冉冉升起，海鸥在扑翅飞翔，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份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呢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辞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辞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为什么1939年的群众不再像1914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1939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1939年的世界不再像1914年的世界那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仰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

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最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1939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

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的精神；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

（恩斯特-利骚，《憎恶英国》）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视。

……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

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故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

在1914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底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像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思想相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

但是他（罗曼-罗兰）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战争的整个世界的反悖。

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记录。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

他们大概正是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几件好衣服，最后的一个美好时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

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

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像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

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在欧洲的心脏

当我刚一跨过国界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这里和那边不同，这里更自由、更振奋、更自尊，

我觉得，在这里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还没有被扭曲，而在我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慌，简直是一种负担。

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罗曼-罗兰）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年代，勇气和冒险精神在短时期内往往会比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刚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那些善于毫不犹豫的赶上时代潮流的人总是令人十分瞩目。就像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

（费路乔-布索尼）当他在钢琴旁演奏时，他的眼睛就会射出那种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双手却在下面轻松地弹奏出音乐，表现出尽善尽美的技艺；上面那个全神贯注、漂亮的脑袋微微向后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倾听自己演奏的音乐，好像完全处在出神入化的境界。

一个住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击得粉碎。

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重返奥地利

“皇帝”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曾是权力和财富的缩影，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自幼就学会用无比的敬畏来说皇帝这两个字。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开这个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代代相传了数百年，在这一分钟里宣告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中回顾着历史，世界的历史。宪兵、警察和士兵们都显得很尴尬，略感羞辱地在一旁观看着，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敬老式的军礼，妇女们都不敢举目正视，谁都不说话，所以当突然听到一个伤心的老妇轻轻的呜咽声时，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开始了。机车猛一冲，好像必须这样使劲似的，列车缓缓地离去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露出那种人们在送葬时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续了几乎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才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之中，再无规范价值可言。也不再存在什么道德，唯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跳上这匹疾驰的快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当然，这些快乐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以后会有那么可怕的报复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车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来取暖；从前场内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长裙，相映成辉，而现在场内是一片灰色，单调、暗淡！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像是皇家剧院那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穿破旧的燕尾服也同样显得暗淡无光。他们面色憔悴，由于一切匮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剧院里，我们自己也像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从未有过那样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在这座可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精神之集中，是全所未有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千百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都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过有像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认购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我们所有那些梦想出现一个新的、更美好世界的人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那场旧的战争赌博已由那些原来的赌徒或者新的赌徒重新开始，而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都成了那场赌博中的赌注。如果整个年轻一代的人是怀着怨恨和鄙视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先是战败尔后得到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搞糟了吗？难道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预见到了吗？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吗？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人和尊严，他们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吗？整个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师了；他们对国家的每一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怀疑的目光。

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的疯狂的儿戏般变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过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也绝望地赶紧装出一副敢打敢冲的假面孔，想迈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走入最明显不过的歧途。

又回到世界上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像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看到秩序日益恢复，我们的心情开始释然。我们又以为，战争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像往常一样，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

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小说中，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繁琐、空泛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

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最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紧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在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儿，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像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镜中人”——用韦尔弗尔的话来说，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

日落西山

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

（托尔斯泰墓）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像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里，就像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像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壮观感到好奇，而在这里却以一睹坟茔的出奇简朴为快。风像上帝的喃喃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下的拿破仑墓室、君王陵寝里的歌德灵柩，或者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墓碑，它们的气象都不及这座处在树林之中、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只有风儿在絮絮低语，而坟茔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在大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

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它们就会不断升级，就像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开始之初，我像每一个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们的名字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段；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深受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奥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让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在这里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那么就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在她精神非常集中时，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个别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造过程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亲密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

我放弃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新学会一种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而年复一年地过去。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看作一个转折；我不安地回首过去，我已经走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细细琢磨已经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想起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这阿尔卑斯山区，然后又到了那块缓缓倾斜的谷地，同时我心里又不得不这样想，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薮，我没有什么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

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些书都毁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原来的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色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所做出的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没有想到我当时自以为在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竟会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接近顶峰的时候竟又要我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我庆祝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

希特勒的崛起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

若干年后，希特勒才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布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蠢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被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

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吧，那样的事不会在20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1933年和1934年待在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连犹太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

在那1934年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毫无所知……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

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

和平的垂死挣扎

几千年来，文化不就是从一个国度传播到另一个国度的吗？纵然树木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被保存下来，不久又会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实吗？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只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计算。

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坏的诅咒，莫过于它会阻止我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

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turnaround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嘛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

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像《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她说，当然，我对那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必须遵守那些法律。

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第一条路不再像往昔那样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回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

（弗洛伊德）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愈长，也就愈可怕、愈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刻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

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与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战争的影子将蔓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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