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地肤子艾叶蛇床子：草生炕生床生

草生 炕生 床生 及其他

作者：蔡克举

草生、炕生、床生是我中学时期一个同班同学的三个孩子的名字，而且这三个孩子都是女孩。

在我们东北，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那时候，通常女孩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以什么“芝”啦、“娟”啦、“丽”啦、“霞”啦之类的为多，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样；也有起的好像是稍微土一点的，叫个什么什么“花”啦、什么什么“叶”啦、什么什么“丫”啦、什么什么“芽”啦等等。这类名字的特点之一就是：让他人虽未得见其人，但只闻其名，就知道这是个女孩、女生、女人、老娘们、老太太。可是我这同学给他孩子起名字，却一定要剑走偏锋，标新立异，特意给他的女儿们起了如此这般的“中性”名字——不仅仅从名字上来看，来听，辨别不出是男是女，非得眼见其人或者有人予以补充说明一下才行，而且还非常的令人费解，难得其意。

我听我同学讲，所有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他和他媳妇“共同研究”、“多次商量”、“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这是他俩认为最合适、最贴切、最好听的名字；也只有如此这般的名字，才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俩的心声和当年岁月在他俩心中留下的让人难忘的记忆。但是，他俩每次给孩子起好名字的时候，当时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坚决不同意。他们一致认为这名字简直有点太“那个”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同学夫妻二人的良苦用心，他们只能是根据名字的字面，望文生义。他们对这三个孩子名字的理解，虽不能说是妄加猜测，但最起码可以说是比较肤浅的，甚至有点太“常人所思”了。不错，这四位老人对这三个孙女（外孙女）的名字本意的猜测及由此进行的“逻辑推理”，似乎是没错的，但其中隐喻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他们无从知晓；我同学两口子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压根就没想让他们知道。

当我同学给他第一个女儿起名“草生”的时候，孩子她爷爷就气哼哼地说：“呸！啥玩意儿呢，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她又不是兔子、豆杵子（田鼠）啥的是草里生的！”孩子的奶奶也说：“呸！这名字，啥玩意儿呀，俺咋听起来像是“超生”呢？孩子她姥姥也说：“这个‘草’字犯得不好，命贱、命薄，最起码不富贵！自古以来这世上就有‘草民’‘草包’的叫法，要俺说，还真不如干脆就起个名字叫‘草民’或者‘草包’算了！”说完，一扭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把个屋门摔得砰地一声响。

当我同学给他第二个女儿起名“炕生”的时候，孩子她姥爷就说：“啥意思呀，你们给俺大外孙女起的名字叫‘草生’，俺不知道是啥意思，问你们，你们还神叨叨地不说，害得俺直寻思了差不多两年了也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儿。这现在又生了一个丫头，俺寻思着你们咋的也得给孩子起个好听点漂亮点的名字吧，没成想这又起了个什么‘炕生’。照这么说来，这个孩子是在炕上生的呗，那生孩子不在炕上生，在哪儿生呢？还他妈的在地上生啊？再照这么说，往前推断，俺那大外孙女该是草窠子里生的呗？俺闺女是他妈的羊啊、牛啊还是他妈的马啊，跑到草地里生孩子？这不是胡扯么不是？”说完，扯着自己老伴的手就走了，但是没摔门。

当我同学给他第三个女儿起名“床生”的时候，这当爷爷的和当姥爷的两个老头就更是气得直“嘎巴”（一开一合）嘴，连话都说不出来，躲到一边，去另一个房间眯着去了。可是两个老太太不干了。老丈母娘指着我同学两口子的鼻子喊：“瞅瞅，正整是吧？还真的让那两个死老头子说对了，这个孩子是在医院生的，在医院生的那肯定就是在产床上生的了，所以你们就给孩子起名叫“床生”，咋不起个名叫‘医生’呢？现在看来，那两个孩子，大的和二的，肯定一个是在草里生的，另一个是在炕上生的，没跑，就是这么回事了！”婆婆也指点着我同学两口子的鼻子说：“你们俩是长的什么脑子啊？精神不正常是咋的？就算是没能耐，文化程度不高，起不出文气点的名字出来，那你们给孩子起个什么‘艳玲’啦，‘慧娟’啦，‘丽华’啦这样咱平常老百姓的名字，哪怕有一百个一千个重名重姓的也行啊，那也总比什么‘草里头生的’、‘炕上生的’、‘床上生的’强啊！你俩这后来好歹算是返城了，要是还呆在那儿，再生一个，那还不得起个名字叫‘洞生’——耗子洞里生的啊？”听了这话，老丈母娘马上又接过话说：“就是嘛，就凭你们给起的破名字吧，这三个孩子长大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现今这报纸上广播上总是今天这个女市长啊明天那个女省长的，没听说有一个是叫这样名字的。咱孩子的名字就算是土掉渣了也不应该土到这程度啊？”这时，那两个躲在一边不吱声的老头又忍不住跑出来，过来搭话了。当爷爷的说：“那个二的到也行，要生的时候可能是你们没去当地公社卫生院，不管是找接生的了还是没找接生的，总归是生在炕上了，反正么农场就是那个条件。但是那个大的到底是咋回事儿啊，怎么还生在草里了呢？”当姥爷的一听，当时就气得“炸庙”（愤怒）了，连拍桌子，把那桌子拍得砰砰响，四条腿直蹦嘚，上面的好几个茶杯都滚到地上摔碎了，可地磨磨叽叽的都是茶水和茶叶渣子。他指着我同学鼻子说：“你咋还把俺闺女弄到草地里生孩子呢？太不负责任了，俺家闺女不值钱是咋的？你们农场那地方，周边好几十里地见不到一户人家，草甸子上有那么多老鹞子（老鹰），搞不好还不得闻到血腥味把俺闺女给吃了？”

反正这么说吧：我同学媳妇生了三次孩子，每次都因为起名字闹得全家人不高兴，这第三次是有点发展到“顶峰”了。至于其他亲戚嘛——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在每次听到这三个孩子起的名字时，虽没说不好，可也没说好，基本都是只说了一个“啊”字，就拉倒了。可也是的，自己的孩子自己给起名字，起的好赖、难听与否，是自己的事，旁人又能说什么呢？可是，对于当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就另当别论了，毕竟这三个孩子是自己的骨血，他们怎能不过问呢？尤其是那两个当爷爷、奶奶的，每次知道自己要抱孙子、孙女了，心里边那个惦记呀，老早就给孩子起好名字了：如果是孙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如果是孙女，应该叫什么名字。为了起出一个“像点样子的”名字，这老两口可没少费心血，有的时候连觉都睡不好，有的时候半夜正睡着呢，忽然灵感迸现，“激灵”一下就起来了，马上就翻字典，查日历，研究起新名字来。可是这儿媳二人，对他俩的满腔兴奋丝毫不予理会，根本就不把他俩当回事儿不说，还连续给三个孙女起了这样三个在爷爷、奶奶看起来不伦不类、令人费解的古怪名字，简直是气死人了！

大概是一九八三年过了正月十五的一天，我到我这个同学家去玩（我于一九七八年返城，他和他媳妇一九八零年返城），闲聊中，不知是怎么的又提起了他这三个孩子名字的事情。他说：“孩子名字的事情，四个老头老太太总是跟着瞎掺和，烦死了。”我问我同学：“那你为什么不跟四位老人解释解释呢？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我同学说：“怎么解释呀。我那点馊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这四个老家伙，一个高血压，三个心脏病，一个个的啥能耐没有，气性倒贼啦大，听了后要是一般性骂几句，磨叨磨叨，那倒也没啥，可万一要是气不打一处来，嘎嘣一下‘犇故’（死亡）两个、三个的，这影响可就大了，好说不好听啊。”我说：“这倒也是啊。可是当时你就不能查查词典，尽最大努力找出几个既能表达你夫妻二人的本意，又不失文雅的名字吗？”他说：“文雅个啥呀文雅，咱本身就不是个文雅的人，装啥文雅呀？再说了，像我这样起名字的还少吗？咱班张雨生，就是屋外哗哗下大雨那天他妈生的他；刘雪冬就是在一个下大雪的冬天出生的；还有，咱班李梅，就是她妈拉个推车子去煤场买煤，半路上憋不住了，就把她生在煤堆那儿了，所以她妈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李梅。”我说：“关于李梅名字的事儿我也知道，是听我们那趟房（一排房）刘娘说的，但是人家名字里的‘梅’是梅花的‘梅’，也不是煤堆的‘煤’呀，哪象你给孩子起名起的那么直白；再往大了说，元帅刘伯承和罗荣桓分别给他们各自的儿子起名刘太行和罗东进。刘太行是在太行山革命抗日根据地生的，罗东进是抗日期间八路军进入山东前夕生的，这两个名字都有政治意义。你看你可倒好，有点太……”“太怎么的？”我同学接过话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就是也想说我给孩子起的名字太土、太屯、太俗了吗？假如我要是请你帮忙给这三个孩子起名字，但必须要保证我和我媳妇的本意，你怎么起？起什么名字？”

这下子倒是有点难住了我。不过我不想在他面前丢面子，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当过老师的呀，多少喝过一瓶半瓶的钢笔水，现在又是市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于是，我就开动脑筋，一秒钟都不停下来地想啊想，这回我可算是知道什么是“绞尽脑汁”了。冥思苦想了大概能有半个多钟头，我忽然眉头一皱，文从心来。我说：“要是我起呀，大闺女叫媛笙、二闺女叫伉笙，三闺女叫牀笙。”我同学问：“哪个yuan，哪个kang ，哪个chuang啊？怎么写？啥意思？”于是，我就把我中山装（也叫毛泽东服）左上兜别着的自来水钢笔拿出来，又从右下兜里掏出一个袖珍笔记本，随便撕下一页，一字一字地写下来给他看：‘媛’、‘伉’、‘牀’、‘笙’。然后我就给他解释说：“‘媛’，是美女、美玉的意思，与‘原’同音，可以暗示‘草原’，实际就是可以代替你那个‘草’字了；‘伉’，是高洁、高尚的意思，与‘炕’同音，实际就是可以代替你那个‘炕’字了；‘牀’，是指供人卧睡的家俱，像床一样的东西，实际就是可以代替你那个‘床’字了；‘笙’，与“生”同音，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用‘笙’字取名，寓意‘多才多艺’，‘聪明伶俐’。这样一来，‘媛笙’、‘伉笙’、‘牀’笙，不就代表你原先给孩子起的名字‘草生’、‘炕生’、‘床生’了吗？这三个名字，既代表了你夫妻二人的心声，别人听起来还感到很文雅，但却不知内情，无法窥探你们的内心秘密，你看咋样啊？”我同学想了一会儿说：“你给我闺女起的名字好是好，可是我大闺女的名字，我还是想要保留个有‘草’这个发音的字，你看有没有这样一个字？”我想了想，说：“要么就把‘媛’改成‘愺’吧。‘愺’跟‘草’同音，是‘寂静’、‘心乱’的意思。想必当年正好你媳妇在草地里生孩子，那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寂静的，而且当时你媳妇一定也是心情挺乱的。”我同学听了后，卡么卡么眼睛说：“行，挺好：老大，李愺笙；老二，李伉笙；老三李牀笙。行！可是我家大姑娘是七六年生的，今年都八岁了；老二是七八年生的，今年都六岁了；老三是八零年生的，今年也四岁了，改名字要到派出所去呀？再说了，我家是我媳妇说了算，我还得跟她商量，要她同意才行。”

过了几天，我同学跟我说：“妈的，我媳妇这个老B娘们贼拉地倔，死活不同意。”我问：“为什么？”我同学说：“我媳妇说了，就现在的名字才是原汁原味的呢！不就几个人名嘛，搞的那么复杂干什么呢？要是按照新的写法，三个孩子的名字总共加起来九个字，除了这三个‘李‘字外，其它的六个字她都不认识，现学也来不及，学完就忘。读呢，不会读；写呢，不会写；哪个字到底是啥意思也记不住！完了她还提醒我说，要我不要忘记了：咱们都是知识青年，是知青出身，是一天到晚摆弄‘土坷垃’的人，能认得几个大字呀？做人嘛，该咋回事儿就咋回事儿，别装！孩子的名字嘛，不改了，坚决不改！还是老大叫草生，老二叫炕生，老三叫床生：一个是草里面生的，一个是大土炕上生的，一个是木板床上生的。就这么叫，叫定了。哎，你听听她这话说的！这老B娘们，我是真拿她没办法！惹火了她，她又该拿放羊鞭子抽我了。”“什么，放羊鞭子？”我不免有些疑惑地问。“是啊，就是当年她在农场放羊时天天拿着的那杆放羊的鞭子。”听我同学这么一说，我更加不解了，就问：“这都是啥年代的事了，她咋还留着那放羊的鞭子？”我同学说：“四年啦，别提它啦！哎，八零年春天我俩返城，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她那杆放羊鞭子和那件羊皮袄扔到粪堆上去了，没想到被她发现了，把我一顿臭骂，就又把这两样东西捡回来了，说是要保留一辈子，做个纪念，还说什么人总得给自己留个‘念想’！”

我所知道的关于我同学三个女儿的名字在他家庭内部引起的‘风波’，简单点说就是这样的。读者朋友们，我同学这三个孩子的名字起的怪吗？叫绝吗？很多人都觉得怪，很叫绝。可我不觉得怪，不觉得叫绝；我觉得这三个孩子的名字起的很有时代感和深刻寓意。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内情，这内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同学早在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了。临走前，他嘱咐我，如果以后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把他这点“馊事”写出来，看看能不能拿到什么地方发表，让与我们同年代的知青们知道一下：我们都是知青，我们此生太不容易了！当然，他没忘了嘱咐我，写东西时，不要用他的真名真姓，就用个化名吧。我说：“那你这三个女儿的名字怎么办？”他说：“孩子的名字早在老大上小学之前，也就是那年我媳妇遭车祸死了之后，我就都给她们改了，改成了你给起的名字。你就用她们的最初的原名原姓吧，无所谓的，没人知道她们是谁？”我答应了他，所以就写了此文，把我所知道的相关情况做个回忆。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句话、几句话就一下子能说清楚的，只能容我一步一步地讲来，慢慢地细说。

下面我就以“李永新”（化名）正式称呼我这位同学，讲一讲关于他三个女儿的三个名字的来历吧。当然，这免不了要同时展开来讲讲与他相关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儿。

我和李永新是小学和初中同学，读完高一后同一批下的乡，我插队，他去了农场。我俩离的不太远，相距有二十多里地。他经常来我们知青点看我，我也经常去他们农场看他，有时就住在那里几天。他是挣工资的，每月38元；他们农场食堂伙食基本是每天三顿面食，有包子、饺子、馒头、饼、面条等，以馒头居多，宿舍里基本是床，不像我们插队的，每天吃苞米面窝窝头和大碴子粥，睡火炕。后来他托人捎信给我，说是他去了新点（一个新建点），叫我有空去他那里玩。两个多月以后，我从生产队借了一匹老马，上了草原，奔着他信中告诉我的“我们‘老点’往东三十多里地”的方向走去。大概走了约有三十几里路，顺着草海随风滚动的波涛望去，可见前面地气飘绕升腾的地方，隐隐约约显露出一小条黑糊糊的似乎上下左右颤微微晃动着的影子，我知道，那一定是李永新他们农场新点房子的屋顶。于是我拍了一下马屁股，大声吆喝了几下，马便颠颠颠地颠起碎步，一溜烟小跑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感觉离前边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因为我已经能够清晰地辨别出前边房屋的屋顶了。就在这时，就听我前进方向右侧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厚重的歌声：“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当年在父母的身旁，绫罗绸缎做新装，来到这遥远的地方，缝制皮毛做衣裳。海青河水起波浪，思念父母情谊长，一匹马儿做彩礼，女儿远嫁到他乡。”啊，这歌词，这曲调，我是多么的熟悉呀！这不是流传于科尔沁草原奈曼旗一带的科尔沁民歌《诺恩吉雅》吗 ？是谁呀唱的这么深沉！我寻声看去，只见漫漫草海碧浪之中，有一位姑娘挥着响鞭打着口哨，正一边歌唱，一边向我走来，根据草尖晃动的情况判断，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草海之中散落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羊群。

我刚好想要就此机会打听一下前边那几排房屋到底是什么单位，看看是不是李永新他们农场的新点。于是便策马向那个姑娘跑过去。可是刚到她跟前，还没等我开口问她，她却挥鞭啪啪啪连甩三个爆响（差点把我的马吓毛了），先开口问我了：“哥们，你这颠颠颠的骑马去哪儿呀？”我说：“去农场新点呀，前边那几排房子那儿就是吧？”“去新点？找谁呀？”她问。我说：“找一个叫李永新的，你是谁呀？哪嘎嗒的？”“哪嘎嗒的？我就是新点的，你还你以为我是西勒吐那嘎嗒的屯子人是不是？”我说：“那我倒没那么认为，不过我咋看你长的像是个蒙古呢，要么就是达斡尔。你蒙古歌唱得不赖呀！”这时我才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多看了她几眼。说实在的，眼前这个姑娘长得太不像个样子了：个子不高——身边的草都快没过她肩膀了；圆圆的饼子脸，小眼睛，满脸都是横肉，还布满了红疙瘩，而且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连一点银铃般的声音都没有；从穿戴打扮上看，也不像知青，如果她是知青的话，可以说，无论她穿戴怎样破烂，我一眼就能看出她是知青，但是她确实不像。她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好像并不生气，说：“你是要去我们新点找李傻逼，是不是？”我说：“我不知道谁是李傻逼，我是找我同学李永新。”她听后又啪啪啪连甩三个响鞭，说：“李傻逼就是李永新，李永新就是李傻逼，你是他同学，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没听说过，就算他叫李傻逼，肯定也是你们农场的人给起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他叫李傻逼。”她捂着嘴，呵呵呵地笑了，好像是笑岔气了，眼泪都咳嗽出来了，说：“好了，你快去吧，正好他今天在点里值班，没啥事儿，其他人都在外面干活。那儿挺静的，方便你们多说一会儿话。”我本来就不想搭理她这个人了，觉得她好像是“大的咧”的、“虎的超”的，“楞的呵”的，所以马上就策马扬鞭，向前边那几排房子处飞奔而去。身后又传来一阵歌声：“百灵鸟儿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大雁在草原上降落，是为了寻找安乐。啊呵嘿，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

我拴马的时候，正好看见李永新从值班室里走出来，就喊他。他见我来看他了，非常开心，说：正好我要去小卖店买瓶酒，中午喝点。你来了，我就让食堂大师傅再多炒两个菜，咱们边喝边唠。他跟食堂打过招呼后就领着我在他们新点四处转转。这个新点已经建了有好几个月了，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只有西边有一条人工修成的土路，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地向西通向农场老点。这个新点共有三趟房，都是砖瓦结构的，一排做办公、仓库、会议室等等，另两排做职工宿舍。具体有多少间宿舍我忘了，只记得有好几个是空着的，没人住；宿舍的房间不大，里面是南北火炕，每个炕上可以睡四个人；东边有一个机修车间，是用来停放和维修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和耶特（胶轮拖拉机）的，另有两个大棚子，一个是拴马的，一个是关羊的；东边还有一个猪圈和几个鸡窝，反正猪和鸡鸭鹅狗的啥都有。不用说，工作和生活条件，比我们插队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没用多大一会儿，李永新端来五个菜：一个黄瓜拌大拉皮、一个香肠猪头肉、一个炸茄盒、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蘑菇炖小鸡。李永新说，黄瓜拌大拉皮和蘑菇炖小鸡不是专门给我做的，本来就是今天中午食堂的菜。我俩一边喝酒一边唠嗑。我说：“刚才我来的时候，路上碰到一个女的，穿的‘土了巴唧’，长的好像是个老蒙古似的，说话也是虎逼朝天（缺心眼），症的呵的；她说她也是你们新点的，她还管你叫李傻逼。”说完这话，我以为李永新肯定会气得“乌勒嚎疯”（疯狂的）的破口大骂，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面部没有任何愠色，反而还哏哏哏地笑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我说：“嗨，刚才的话，我刚说完就后悔了，觉得不应该说，你们好歹都是一个单位的同志，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万一你要是没忍住，去质问她为什么管你叫李傻逼，闹出点矛盾来就不好了。怎么，我看你好像根本就不在意。你咋不但没生气，反而还笑了呢？”李永新说：“我是有个外号叫李傻逼，这个外号就是她给我起的，也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叫。她是我对象，她开口闭口都是叫我李傻逼，偶尔有个一回、两回的，她叫我名字李永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是听错了，以为她是在叫别人呢。她也有外号，是我给她起的。”我问：“啥外号呀？”李永新说：“我给她起了两个外号：虎逼娘们、老蒙古。不过，这两个外号可就不是我一个人叫，整个新点的人听我这么叫后，就都跟着叫开了，而且还臭名远扬，都传到老点那边去了。有一次开会，领导表扬她的时候，没注意，说走嘴了，竟然习惯性的说：‘咱们这个月的工作干的最好的，成绩最突出的，就属虎逼娘们、老蒙古了。’说完了，他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听了大伙哄堂大笑，才醒悟过来。我记得当时这事儿把我对象气的够呛！不过还好，也可能是她都听习惯了的原因吧，她并没有当场发作，只不过是后来私下里在我面前骂了场长一顿，说场长是狗操的，长个逼嘴！”

李永新的话，我越听越糊涂了，赶紧问：“你刚才说什么？谁是你对象？”“就是虎逼娘们、老蒙古啊，就是你刚才来的时候在草原见到的放羊的那个女的呀！你刚才不也是说她‘虎逼朝天’，‘症的呵’的吗？看来我还是有眼力的，给她起了这么个外号，还真的起对了，连素不相识的人见了，都这么叫她！”听李永新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很难为情，实在不好意思，甚至有点无地自容似的。所以就赶紧给他赔不是，说我是骂着玩的，心里面可不是那样认为的。李永新说：“你说的是真话，连我都对她是这样的看法，你不必不好意思。你的话，我也不会对她说的，免得她对你有想法，要是以后她对你不热情了，会搞得我在中间很尴尬的。”我说：“其实我看她这个人心眼倒是挺实在的，心地也挺善良的。你能找这样一个对象，也挺好的。”李永新说：“得了吧，说实在的，我好几次想要跟她黄，可是黄不了，所以只好认了。我这辈子就这个命了。”我说：“咋回事啊？”李永新说：“我俩的事儿，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不同意的，没想到她讹人，讹上我了，我有把柄在他手里，没办法，只好认了，既然认了，那就得像对待媳妇似的对待她，慢慢培养点感情吧。可是，到现在，一年多了，好像也没培养出来。”我本来想要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又一想，打听别人的私事儿是不好的，就没再问什么，想要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可是，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吧，李永新说：“我对象今天中午不回来了，她带饭了，就在草原上吃了。反正咱这酒有的是，咱俩慢慢喝，慢慢唠，我把我俩那点事给你一五一十地说说吧：”

“在老点的时候，我们之间不是很熟，平时最多不过是见了面时互相点个头而已。后来我们被一起调整到新点后，由于这里人少，总共就这么二十几个人，天天在一块干活，一个食堂吃饭，接触就多了起来。她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食堂工作，由于出手太大，给职工盛菜的时候总是一大勺子一大勺子的，比规定的菜量多出很多，结果等抡到排队打菜的最后几个人的时候，菜就没了，只好让大师傅（厨师）再炒。就这样，说来也怪，时间长了，职工不对她有意见，反而对领导有意见，说是领导抠门，规定的菜量太少。所以后来领导干脆就不让她在食堂干了，让她去放羊。本来我想，她还不得妈妈、奶奶的骂呀，谁成想，这倒反而合了她的意了，把她高兴的不得了。打那以后，她每天早出晚归的，放羊放得可来劲儿了。说来也巧，有一段时间领导分配我每天赶马车去草原打草（割草），拉回来给马夜里吃。打草就要打好草，挑最鲜嫩的打。她天天放羊，地方熟悉，专找好地方去，所以我就每天都往她那地儿奔——她去哪儿，我去哪儿；她不去哪儿，我也不去哪儿。克举，这草原上的事儿你也知道，多他妈的寂寞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是因为有她在那儿，打草这活儿我最多能干三天，三天过了，肯定受不了了。你也知道，咱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就好‘泡马子’（泡妞，泡女流氓），后来当知青来到农场了，没‘马子’可泡了，只好‘蔫吧灯’（不声不响地）呆着了；再说了，咱这甭管怎么说也算是参加工作了，就算是装洋相也得装一装啊，不然的话，给人家留下个流氓歹徒的印象就不好了，影响以后招工返城。但是话说回来，我和她差不多天天在一起，一天到晚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我就把这当是‘泡马子’玩了，觉得也挺开心的。时间长了，也就不大觉得她长的特别难看了，反而还觉得她挺丰满的、挺那个的。后来，有一次，我俩并排躺在草丛里，肩膀挨着肩膀，腿挨着腿，四只眼睛并排瞅着那一朵朵的小绿花小红花小黄花小紫花小蓝花啥的，在眼前晃来晃去；瞅着那一片片的白云在头顶飘呀飘的；还有那个，咋说的来着？啊，我想起来了，就像咱们语文课本里说的那样：微风徐徐，流水潺潺，雄鹰在翱翔，百灵鸟在歌唱，我俩的心都醉了。后来么，谁知道是咋回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根本就弄不清楚是她先‘上赶子’（主动）的还是我先‘上赶子’的，我俩就抱在一起了。我俩就那么抱着，抱着，抱了老长时间了，她亲我嘴，我咬她嘴唇；亲着亲着，咬着咬着，一直到后来，等到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彩霞满天飞的时候，我俩就‘那个’了。要不是蚊子、瞎蒙上来了，直往我俩身上‘烀’（一层一层地落），我俩还不想起来。以后，我俩天天在草原上‘那个’，有的时候一天‘那个’好几次。我俩都感到很幸福很快乐，时间过得飞快，半个多月的时间好像就两三天似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大概能有半个月吧，领导说不用打青草了，现在新点专门从附近屯子里请了一个饲养员喂马，每天夜里的时候都给马喂上等的马料。马料是由饲养员配好的，里面有稻草、谷草和豆饼、玉米、高粱啥的，能给马抓膘，越养越肥。所以打那以后，我就不能天天去草原‘泡马子’了，不能天天和她干那个事儿了。说实在的，那段时间我太郁闷了，干活经常出差，没少挨领导批评。有一次到多拉哈那边的一个屯子去支援秋翻地，晚上回那屯子吃饭的时候，我开着我们新点的‘东方红’（链轨拖拉机），由于心里有事儿，换句话说，就是咱们上学时老师让咱们造句的那个词，老是‘心不在焉。当时，我的‘东方红’明明是走在屯子的大街上的，可不知是咋回事儿，就像是有鬼神给‘杵坏’（捣乱）一样，走着走着，东方红突然向左一拐，一下子就越过排水沟，撞倒篱笆墙，进到一户老农家的菜园子里了。我心一慌，错把刹车当油门了，猛地一脚踩到底，就听这‘东方红’嗷地一声叫唤，嗖地一下就冲向这老农家的后山墙，立马就穿墙进屋了。只听东方红轰轰吼着，尤其是那排气管子砰砰砰响，像是马上就要爆炸了似的，一大团子黑烟眨眼功夫就把我包围了，呛得我喀喀喀咳嗽。等我缓过神来，一看，我这东方红劲儿真他妈的大，瞬间就把这户人家的北炕撞到对面的南炕上去了，一个老太太正侧歪在窗户那儿哇哇哭，一边哭还一边把手伸进胸脯子里，往外掏瓜子，说是咯听、扎听，嘴里还呸呸呸地往外吐什么，估计是瓜子仁卡嗓子眼儿上了；而这时我的东方红，我还是要用咱们学过的文词说，好像咱课本里说的那样，‘意犹未尽’，还在一拱一拱的往前‘顾涌’（拱），“顾涌‘一下，往后退一步，再‘顾涌’一下，再往后退一步，‘顾涌’了一阵儿就说啥也‘顾涌’不动了；后来，好像是上不来气了，‘鲠嘚’（颤抖）了几下，就‘咯噔’一声熄火了，冒得满屋子都是黑油烟，看不清人了。说来也该着我命好，后来听这家人说：原本那老太太是坐在北炕上的，当时她正背靠山墙，坐在一个小炕桌旁边嗑瓜子，一边嗑瓜子一边骂她儿媳妇不好；骂着骂着，她正骂的起劲儿，不知咋回事儿，家里人眼见着这老太太突然间就‘来神’了，就像咱现在看的古装片里的神仙、大师似的，盘腿坐着，呜的一下子就带着一团子黑烟，飞到南炕上，连同她那小方桌一起，撞到窗台了。记得当时我赶紧仔细一看，好家伙，这老太太既没断胳膊，也没断腿，就是嘴里说话漏风，上面少了两个门牙，下边少了一个不知道叫啥牙，有个豁子。但是怪事儿了，我看那老太太牙花子上和嘴唇上，不知是啥原因，好像是连一滴血都没有。于是我心里就犯寻思，难道是这老太太岁数太大了，干巴成这样，连大牙被撞掉了好几颗都不出一滴血？我一问，哪里呀，她那三颗牙，是‘早起先’（原先）就自己找地方玩去了，不是我东方红给撞的。牙不牙的这倒是小意思，你就寻思寻思吧，克举，关键是我当时要是真的这一下子就把这逼老太太给撞死了，我能赔得起吗？就算是她命大不死，残废了，那我就更粘包了，她家人还不得讹我一辈子呀？农场负责又能怎么样，那咱也受不了啊？谁承受得起啊？还不如就一下子把她撞死了好了，一次性处理，没有后面的麻烦事。！你想想啊，克举，这不都是因为她，我的这个后来的对象吗？要不是因为她老是在我脑瓜子里搅和搅和的不让我消停，能出这码子事吗？这个犊子玩意儿可把我给坑苦了。妈的！”

我问：“那后来你这次事故咋处理了？”“咋处理？”李永新说：“包赔损失呗！我们农场出钱雇人给这家修的房子，还给了两百元钱。我受了个警告处分，扣当月工资五块钱。”我又问：“那你和你对象你俩后来咋办了？”“咋办了？咋也没咋办。”李永新说：“那时候我们农场也是跟兵团学的，二十三岁以前不许搞对象，二十五岁以前不许结婚。按规定我俩是不能搞对象的。再说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和她搞对象啊？我和她在草原上的那点事儿，就是玩玩的。领导不让我去草原打草了，头几天我还倒是挺想她的，好像有点受不了，但那不过就是想要去那儿跟她玩玩而已。过一段时间不去了，我也就忘了她了，她也没来纠缠我。可是大概过了能有两三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她找我，说是要跟我说点事儿，我就跟她到了羊圈那儿。她说她怀孕了，问我咋办？一边说还一边趴在栏杆上，哇哇哇地吐上了。那味儿，别提了，要他妈的多难闻就有多难闻，把我给恶心的差点也跟着吐出来不说，连那一群羊都给熏的挤到旮旯不动弹。我头一次经历这事儿，也懵了，不知咋办好？但是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赖账’。所以我就说：‘你咋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没想到她上来就啪地扇了我一个大耳光，说：‘不是你的是谁的？我从来没跟别的男的沾过边，难道说这是羊圈里的这几个大公羊配的种？’我眼冒金星，左手捂着耳朵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你看咋办吧？’她说：‘咋办？要么就生下来，要么就打掉，你看着办！’我说：‘生是不可能的，只能打掉了。’她说：‘打掉是可以，因为我也不想生，我自己要面子，也给你留面子。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我问‘什么事儿？’她说：‘娶我，娶我给你当媳妇。’凭心而论，我这辈子就没想到过要娶她这样的女的当媳妇。可是没办法，眼下只能是先假装答应她，以后再说。所以我就说‘行，等咱俩都到了处对象的年龄，咱俩就公开恋情，等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咱俩就结婚。’可是，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到时候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我是随时都可以变卦的。’随后我又问她：‘可是这打胎怎么打呢？’她说：‘这个我自己会回市里想办法的，不用你操心。不过，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说完，她扭身就走。第三天，我就听说她请假回市里了，说是她妈病了，需要人照顾。现在回想起来，大概能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吧，她回来了，外表看上去，别的太大变化没有，就是脸色显得有点苍白。一见她回来了，那个临时替她放几天羊的小胡，第二天就不去了，说：‘放羊这活儿，谁受得了啊？’所以，她就又接着干起了老本行，继续放羊了。当然，她会经常来找我。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得不假装挺亲热的，后来，就有意疏远她。可是，我低估了她。她表面看上去‘虎巴灯’（有点楞）的，其实一点都不傻。于是有一天晚上她就问我是不是想甩了她？我说：‘你比我岁数大，大三岁，大的太多了，我家不会同意的。我看咱俩别处了，好不好？’她又是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上次是打在左边，这次换了地方，是打的右边，不知道是不是她有意这样打的。直到现在，我这两只耳朵始终有点‘背’（聋），凡是遇到感冒发烧了啥的，就嗡嗡响，不知道是不是与这有关系。她说：‘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也不想求你。一个月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完，她用手把嘴唇边上和下巴颌上磨叽的那些黏的乎的东西——不知是啥，要么是鼻涕，要么是吐沫子，一抹巴，扭身就走了。我看她的那个大屁股好像比原来大了挺老多，蒯嘚蒯嘚的左右乱扭，就一阵反胃口。”听到这儿，我就问李永新：“那你现在不还是和她混在一起吗？”他说：“嗨，克举呀，有些事情并不是咱想咋地就能咋地的，当你实在是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以前经常听有人说什么‘认命了，认命了’什么的，我还不在意，现在我可是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了。妈的！”

这时，我俩已经每人半斤酒落肚了。这酒是他们农场老点那边的烧锅里出的七十多度的纯高粱酒，味道很好，我以前就喝过，真的是不上头，所以说，每人半斤酒，根本就不能把我俩咋的，再加上李永新是借酒诉衷肠，我是借酒唠闲嗑：他把他那埋藏在心头，压抑了多少年了的不快倾吐出来，心情会放松好多，我听着他把他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娓娓道来，觉得像听评书一样饶有兴趣，其结果就仅仅不是一斤酒能解决我俩的需求了。所以，李永新又从他的那个大木头箱子里拎出一塑料桶白酒，满满的，足有四十斤。然后我俩又每人倒了一大茶缸子酒，足有一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那个大茶缸子上印了个毛主席头像，闪闪发光，我记得那光是金色的；毛主席头像的旁边，白底蓝字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感叹号写的特别大，而且是红色的，可醒目了。我的这个大茶缸子上印了四个红卫兵，一个男的，三个女的，都是穿着草绿军装；男的留的小平头，大眼睛，看上去非常干练，三个女的扎着冲天牛角辫，挺着胸脯子，看上去雄赳赳气昂昂的；他们每个人左臂上都带着一个红胳膊箍（红袖标），左手掐腰，右手在头顶上高高地举着一本光芒四射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炯炯有神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目视着前方，好像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也好像是早已下定决心，要和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思想死拼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傍边也是白底黑字写着一行口号：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与李永新手里的那个大茶缸子有明显区别的是，我这个大茶缸子上是并排三个感叹号，而且一个比一个大，就像是现在我们手机右上角标示的关于手机信号强弱的的三个竖杠似的；最短的第一个和最长的第三个是金色的，中间的那个是红色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感叹号用得这么多，动不动就弄出几个来，而且还用得这么好，可能与这有一定关系。到现在我也一直自认为我是最善于运用感叹号的。说实在的，在那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见到的感叹号多了：横幅上、标语上、黑板报上、大字报上、门框子上、墙头上，包括大客车的车身上和大卡车两边的护栏上，对了，还有那些在铁路上飞奔的火车的绿色车皮上，随处都有，天天可见；就连我们冬天怕冷，脖子上扎的毛围巾上，都印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的口号，口号后面都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大大的感叹号“！”——我们平时都管它叫惊叹号。毫不夸张地说，感叹号的形象和用法，早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

因为与酒有关，我还想多说几句的题外话是：前些年，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吧，听说有个叫张艺谋的最有名的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红高粱》，那里面的事儿贼拉的土，非常的屯，特别的埋汰，很恶心的。出于好奇，我就专门跑到齐齐哈尔东北电影院看了一场这个电影。别的东西、事情和特写镜头，到底埋汰成什么样咱就不说了，由于我好喝酒，所以就格外注意那里面关于酒和喝酒的镜头。只见那个麻风病人家烧锅里的那些烧酒的人，也就是余占鳌他们，一个个光着大膀子，通体流汗，好像几年都不洗一回澡，一天到晚脸不擦手不洗地在那鼓捣酒糟，脏得很。没亲眼看见还可以，俗话说眼不见为净，要是亲眼看见了，这酒还咋喝呀？可真的是难以下咽啊，更何况那酒还是余占鳌往里面撒过尿之后，味道才变得非常甘美的！记得那里有一首歌曲叫《酒神曲》，是姜文扯开嗓子的原唱：“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我这个人，有时候好钻牛角尖，有一次到齐齐哈尔北大仓酒厂去玩，我还为此专门请教了一位酿酒的师傅。听他说，人拉的尿里面含有尿素和氨的成分，可以为发酵过程提供细菌需要的氮源；由于这不是化学反应，所以没办法用化学反应来解释。酒的主要成分是粮食，换句话说，酒是由植物的种子发酵制得的，植物的种子里多少还是有些蛋白质作为细菌发酵的氮源的。不过，在酿制的过程中，不久蛋白质的分解就被抑制了，因为就连酿酒的主体菌类——酵母菌也不能生活在浓度过高的乙醇溶液中，更何况那些杂菌了。所以，余占鳌往酒里撒的尿，就可以为酿酒提供更多的氮源，这样就会酿出更好的酒了。我问：“那你们的北大仓酒里面，有没有你们职工往里面撒的尿呢？”那师傅说：“那哪行啊？那是不行的。再说了，我们这是国营企业，是不允许这样干的。要是真的那样做的话，全厂上千人每天往酒里撒尿，那还了得，第二天这企业就倒台子了。” 由此说来，我和李永新喝的酒，可比电影《红高粱》里面九月九出的新酒好多了——最起码，在农场老点那儿的酿酒车间里，工人是穿衣服的，每天下班后还得洗澡，卫生是很讲究的 ；最起码那酒里面没有人拉的尿！当然，电影《红高粱》毕竟是电影，是现实生活在屏幕上的艺术再现，是给观众看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或某些地方还是要遮掩一点的。我猜测，要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余占鳌他们酿酒时，肯定是一丝不挂，光腚的；想要撒尿，随时就往里面撒好了，既方便、痛快，又节省时间。只不过是电影里不能那么演而已，要是真的那么演了，那《红高粱》还不成了有色情镜头的黄色电影了吗？

正因为李永新拿来给我喝的这酒好，不上头，所以我俩越喝越来劲，越唠兴越高。李永新说：“虽然我和我对象俩没有公开说搞对象，但是别人都不傻，还是看得出我俩的关系的；有人私下里问过我，也有人假装是开玩笑，逗乐子，敲打过我，对这些，我有的时候干脆就不承认，有的时候支支唔唔几句就过去了。一个月后，我想，该跟她摊牌了，就直接了当地说黄了算了，早晚都是这么回事，拖着也没啥意思，夜长梦多。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去她宿舍找她（和她同宿舍的另一个人回家探亲了）。当我刚说完我的意思后，就见她打开她的那个柳条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红布包，让我自己打开看。我当时是坐在炕沿那儿，接过小红布包，感觉里面好像是包着一个圆玻璃瓶子，就把它放在炕上，急不可耐地打开看。一看，当时就吓得我魂飞魄散，差点晕倒。原来，那块红布包着的，确实是一个玻璃瓶子，不过，这玻璃瓶子是圆桶状的，里面装满了水，好象有股说不清楚的味儿：‘辣的薅’的不说，还有点‘闹巴噔’的；最要命的是水里泡着一个小孩，大概有六、七厘米或者七、八厘米那么长。当时把我吓得鼻尖直冒汗，嘴都瓢了，根本就顾不上看那小孩是不是有小鸡鸡的了。我问她：‘你啥意思呀你，啊？这是啥？’她很镇定，不紧不慢地说：‘是啥？这是你儿子，我把他带来了，今天还给你！’后来我才知道，她回齐齐哈尔市里，是找的她一个当护士的同学做的人流，然后她同学按照她的意思，帮她制作的标本，就是把这个人流下来的小孩放在一个装人参酒的圆空瓶子里，灌进去一种叫什么‘马林’的药水，保存下来，是专门留着在最‘掯劲儿’（节骨眼上）的时候拿给我看的。她挑明了她的意思：要么就是我答应以后娶她，要么就是她现在马上喊人，叫新点所有的人都来‘观赏’；她还说，假如有必要的话，她还可以把这拿到老点，让全农场几百号人都看。就这样，我别无选择，再次答应了她的要求，还写了个保证书，保证永不反悔。本来这保证书是我亲笔写的，赖也赖不掉的，在法律上是可以的，可是，可能是为了保险起见吧，她非得要我往我的名字上摁个手印不可。我说：‘摁手印也行，可是上哪里去弄红印泥呢？’她说：‘这还不好办吗？你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把你手指头咬个口子，挤出点血当印泥，不就行了吗？’我说：‘让我咬我自己，我可下不了口。’她说：‘你自己下不了口，我来下口给你咬！’我说：‘你给我咬也不行，谁知道你这一口下去得给我咬下来多大的一块肉啊？总共这手指肚也没多大一嘎嗒肉，要是叫你全给咬下来，就剩下了一个手指头盖儿咋整？再说了，就算是咬了一个小口子也不行，像我这样的，要天天下地干活，泥里土里的，整不好要孬发（感染化脓）的。’她说：‘你不让我咬也行，说实在的，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说完，她把手伸进她‘卡巴裆’（裤裆）里，掏出一团子报纸，看上去血的呼啦的，说：‘我来事儿了（来例假），这经血太旺了。来，拿你二拇手指头蘸一下，不就行了吗！’我本来嫌她那玩意儿埋汰，但也没办法，就用二拇手指头蘸了一下，摁到我保证书下边我名字上了，‘到尞’（最终）可了她的心意了，她才算是拉倒。然后，她这才不紧不慢地用那块红布，把那装有死孩子的玻璃瓶子包好，连同我的保证书一起，送回她的柳条箱，上了锁。就这样，我被她拴住了，成了她的对象，但是我们对外一直是拒绝承认有这种关系的。

不知不觉地，我俩每人喝了能有一斤半酒。毕竟这酒度数高，喝完了之后，即使我有再大的酒量，也不能不困哪。我不知道我是啥时候睡的觉，怎么睡的。等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脏巴拉唧的房间里的北炕上躺着，由于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是晚上几点钟了，只知道天黑了，而且一定是很晚的了——这么晚了，我肯定是回不了屯子了：黑灯瞎火的，辨不清方向不说，茫茫草原根本就没有路，更不要说这儿一片芦苇荡，那儿一片塔头墩子，这儿一条小河，那儿几个小山包了。听着外面野狼的嚎叫声和狗吠声，我心里一阵战栗。就在这时，李永新和她对象进来了。他先是给我介绍了一下他对象，说是叫王大华。王大华看了看我，表现得挺热情，说：“刚才李傻逼都跟我说了，你俩是同学，是好朋友，好哥们，你今晚就别走了，看路上叫狼给吃了。”李永新对我说：“你的马，我牵到我们马圈里了，吃的肯定没问题，你放心好了。”说完，他又环顾了一下这房间的四周，说：“这是我住的地方，平时就我一个人，稍微埋汰点，你就将就一下吧。”我问：“那你今晚不住这里呀？”他说：“今晚是我值夜班，我在值班室里睡。”王大华说：“行了，行了，别啰嗦了，人家小蔡还没吃晚饭呢。走，到食堂去，我给你俩‘卜楞’（搅拌）两碗‘嘎嗒汤’（面汤）。”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食堂。每人吃过一碗嘎嗒汤后，李永新去值班，王大华去她自己的房间，我就回到李永新的房间，倒头便睡，只觉得脑瓜子忽悠一下子就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

半夜里，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我正稀里糊涂地做着不知是什么梦，就听外面，窗户那儿，一片嘈杂声，火把点得通红，不断的敲门声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有人扯着嗓门喊：“开门！开门！”我这个人平时胆儿挺大的，但有的时候胆儿比谁都小。这次我可真的是有点害怕了。他这屋里明明是有电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灯绳（拉电灯开关的绳子，通常都是吊在某一面墙上）在哪儿呀？我跪在炕上爬来爬去的，东摸西摸也摸不着地方。毕竟是白天喝酒喝多了，头脑还没有完全清新过来。我摸呀摸的，一下子摸空了，差点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去。这时外面还是一片嘈杂声，敲门声也是一阵紧于一阵，还有人一边踹门一边喊““李永新，开门！李永新，开门！这回看你还往哪里跑？”这当儿，我随着浑身一片冷汗的冒出，酒醒了大半，这才知道不是盲流子来抢劫的，也不是哪里的什么基干民兵来抓我的，他们要找的是李永新。所以我就赶紧摸着黑下了地，想要去给他们开门。可是我刚摸着鞋要穿，就听咣铛一声，门被踹碎了，进来两个人，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我摁趴在地上，拿绳子就要绑。我挣扎着，一个劲儿地喊：“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李永新！”这时，又进来几个人，其中两个手里拿着火把，冲着我一照，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这他妈的也不是李永新啊？”接着，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是谁？哪来的？你咋睡在这儿？”我说：“我是南边西勒吐屯的，是李永新同学，今天来看他，在这里玩的。”这人一听，对摁着我的那两个人说：“算了，放开他吧，都是咱们厂里的家属。这李永新也他妈的太不象话了，随便留宿外人，也不登记报告，就凭这点，也该好好整治整治他！”后面有一个可能是个小头头的人对我说：“记住了啊，以后再来这里玩，不走了，住在这里，一定要登记、报告。”我说：“好的知道了。”这些人转身就走了。从他们骂骂咧咧的说话声里，这时我才知道，今晚停电了，所以他们才拿着火把来的。

虽然没我什么事了，但我已经知道了这些人刚才是来抓李永新的。啥事儿呀？李永新到底咋的了，他们干嘛要抓他？毕竟李永新是我同学，我心里惦记他，胸口那儿就像是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于是我穿好衣服，把屋门推开个能有一尺多宽的大缝，刚好能伸出个脑袋，就探头往外看：就见这帮人从那边，可能是王大华的房间里吧，抓出两个人来，火把照耀之下，我一看那两个人正整是李永新和王大华，他俩被五花大绑的正往一个大卡车上拖。此时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赶紧跑过去阻拦，问：“咋回事儿啊？你们是哪的？干嘛随便抓人？”有一个小矮个子说：“我们是场部的，老点的。咋的？你是谁？敢多管闲事？”我说：“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场部的啊，哪儿的也不能随便抓人，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哪个地方来的盲流子啊？”这时就听李永新对我说：“克举，你回屋睡觉去，明早天亮了再走。我现在出事儿了，顾不了你了，啥事儿以后我再跟你说。”我问李永新：“他们是谁呀?你认识他们吗？”李永新说：“我都认识。他们是场部的，老点的，保卫科的，还有，场长也在这儿。”这时，大卡车发动了，晃晃咧咧地向着往老点方向的土路开去，一会儿就没影了。这时就听唯一一个留下的好像是岁数有点大的人说：“这小李子，人挺好的，咋干这事儿呢？”我问：“他干啥坏事了？”那人说：“你没看见跟他一起抓走的还有一个女的吗？人家都说他们两个是对象，他俩还不承认！”我说：“就算是他俩搞对象了又能怎么的呢？搞对象还犯法呀？搞对象就抓人那？凡是结了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搞对象的，那怎么没都抓起来？”那人说：“两路子事儿。搞对象可以，但是必须要到规定的年龄。没到年龄是不可以的。再说了，他俩这是非法同居，乱搞男女关系，乱伦了！这要是不整治整治，全农场几百号青年，都这么搞起来，还不乱套了？这农业生产还怎么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怎么落实？”我说：“那我就整不明白了，搞对象也好，同居也罢，咋还就影响生产了呢？再说了，这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啥关系呀？”“嘿，你看你这小伙子说的！那全农场，全知青点的男男女女都这么搞起来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那还不得大肚子姑娘满地跑，再用不了多长时间，那还不得生出几十个、上百个一两岁的小知识青年满地爬呀？这农场还不得成了‘人种’繁殖场了啊！这样下去，还怎么搞批林批孔，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啊？小伙子，看来你这脑瓜子还是太简单了，看问题简直就是洗脸盆子里趟水，浅的很那！毛主席说了，要你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错吗？小伙子，我刚才听说了，你是小李子的同学，赶快回屋睡觉去，明早到我们食堂吃点饭再回去。”我说：“早饭我就不吃了，我没有你们食堂饭票，也没钱。”他说：“看看，我刚才说你头脑简单，没说屈你吧？你不管吃多少，随你便吃，反正都记在小李子账上好了，你怕啥呀！”我没再和这个人多说话，就回屋躺着去了。熬呀熬的，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就骑着我的马走了。后来才知道，昨天夜里跟我讲了一通大道理的这个人，是原先这里的一个坐地户农民，后来，这里建了农场，就把他接纳为农场的正式农工。

第二天早晨，我没吃早饭就离开了新点，但我没回我们屯子，而是直接上了那条土路，奔农场的老点去了，因为我心里惦记着李永新。几乎是走了整整一个上午，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到了老点。刚一进大院，恰巧就见到我家原来的邻居志军，他是刚刚吃完饭。他听我说了来意后，就把我领进食堂的一个角落，给我打来一份饭菜叫我吃。他说：“李永新这回把事儿闹大了。本来嘛，他搞对象的事儿他不承认也就算了，这农场里搞对象的不少，领导一般也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可是，搞就搞呗，别动真格的呀。李永新这小子仗着新点那边山高皇帝远，人少房子多，场长也不常到那里去，所以动不动就把王大华领到屋里去睡，有的时候也跑到王大华屋里睡。这农场，人多，眼杂，嘴也杂，早就有人汇报了，场长为这事找李永新和王大华谈过好几次话了，他俩就是不承认，说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尤其是那个王大华，“虎了吧唧”的还跟场长吵起来了，场长能不恨吗？这不，昨儿夜里场长摸着须子（线索）了，就亲自带了几个人去了新点，一看，果然李永新擅离职守，没在值班室岗位上。所以，因为正好赶上停电，他们就点上火把，直扑李永新房间，连喊带叫的敲了半天门，里边楞是不给开，也不吱声。所以，他们干脆就用脚把门踹开了，结果李永新和王大华没在屋里，有一个李永新的同学，酒喝多了，正在那儿睡觉，差点抓错人。完了他们就去王大华房间捉奸，他俩正在一个被窝里睡觉，被逮了个正着，接着就被推上卡车，弄到场部来了。谁成想，他们都在议论，说是差点抓了李永新同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你呀！”我说：“是呀，这个人是我。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李永新到底怎样了？场长会怎么处理他？”志军说：“哪能这么快就定下来呢？不过，处分是肯定的了，听说还要开批斗会。”我说：“李永新现在在哪儿呀，我去看看他行吧？”志军说：“那哪行啊，你现在去看他，不是来添乱子吗？他俩都在保卫科，分开的，每人一个房间，有人看着的。咋处理，过几天就有结果了。”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先回屯子了。过几天我先来你这里，你把情况告诉我，我再去看他。他们新点离我们屯子太远，我去一趟他们那里不容易，别白跑一趟。”志军说：“行。”我就走了，回我们屯子了。

过了一个礼拜，一大早，我搭了我们屯里去农场办事的马车到了老点。志军告诉我：“李永新和王大华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每人记大过处分一次，工资降一级，由三十八元降到三十二元；由正式工编制改为长期临时工编制；责令写出检查，存入档案；还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让他俩到前边站着，开批判大会。领导先通报情况和处理决定，接着是群众发言，进行批判，然后他俩作检讨，表示悔过。”我问：“挂大牌子了吗？”志军说：“那倒没有。”我听他这么一说，赶紧问他：“我现在就想去新点看李永新，你们这有方便的车吗？”志军说：“正好我们这儿有一台大解放（解放牌卡车）要去新点送木头，我给你说一下，你就搭这个车去吧。”说完，他就领我去找车，刚好那车刚刚打着火儿要走，志军跟司机打过招呼后，我就爬上去，坐在大圆木头上，一路颠颠簸簸到了新点。

李永新和王大华都没有上班，两个人正坐在宿舍门口的小板凳上唠嗑。我问他们咋没上班呢？李永新说：“上啥班啊，我俩这几天都请假了，就说是感冒了，叫他们给折腾的。”我说：“我是从志军那儿来，听他说，场里给你俩行政记大过、降一级工资处分，还把你俩变成临时工了？”他说：“是的。‘记过’我不怕，什么他妈的‘大过’还是‘小过’的，能咋地？我又没想当官提拔；临不临时工的也无所谓，反正我以后也肯定是想法要走的，谁又没想在这儿呆一辈子。关键是降了一级工资真他妈的可恨！这个狗逼养的姓郎的场长故意整我，父仇子报，等着，早晚有一天有他好瞧的！”我问：“你这话啥意思呀？”“啥意思？”李永新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几年，我爸和这个姓郎的是两派，我爸是‘红总司’的，姓郎的是‘红卫司’的，他们两派武斗时，我爸打过他脑瓜子一棒子，所以他就记仇了。现在他报复我爸报复不了，就打击报复我。”我问：“那当年你爸和这个姓郎的人不认识呀？”这时王大华接过话，说：“认识，能不认识吗？他俩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上学了，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后来上班了，也是在一个厂子一个车间。”我问李永新：“就这关系，那你爸咋还拿棒子打人家脑瓜子呢？”李永新说：“嗨，说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时候是不讲亲情友谊的。亲不亲，阶级分。我爸那一伙是属于造反派，姓郎的那一伙是属于保皇派。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捍卫党中央，不要说是那个姓郎的，就是自己亲兄弟，我爸也敢用棒子打！我爸常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要是敢于站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对立面，再亲的亲人也是阶级敌人，与阶级敌人做拼死的斗争无商量！’”王大华又接过话，说：“对，满腔热血献给党，一颗忠心献给毛主席！”李永新嫌王大华乱插话，就用胳膊肘怼了她一下，继续说：“姓郎的这个家伙挺鬼道，为了报复我，早就在我们新点埋伏好了眼线，见天（每天）盯着我。就是上次你来看我的那天晚上，是我值班，我觉得一个人呆在值班室太没意思，就去大华宿舍里躺了一会儿，不知道谁就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就带人来抓我俩了，说我俩是非法同居，乱搞男女关系，给知青脸上抹黑。”我问李永新：“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他说：“不存在怎么办不怎么办的问题，反正咱们都是小知青，能招工返城就招工返城，就算是实在不能招工返城，那就呆在这里，哪嘎嗒黄土不埋人呢？再说了，现在我也想开了，这里总归是开工资的，回城里工资也高不了多少。”王大华说：“怕啥呀，有啥好怕的？最多就是人家先返城，俺们后返城。等他们都走了，走绝了，就剩下俺俩，俺们也该返城了。”就这样，我们聊呀聊的，唠呀唠的，不知不觉就又是中午了。没说的，李永新他俩又准备了几个小菜，招待我喝了一顿酒。令我惊讶的是，王大华也挺能喝的，酒量不比李永新差。

第二年的夏天，记得也是莺飞草长的时候，李永新托人叫我到他们新点去喝喜酒。我还纳闷：怎么？他和王大华结婚了？在哪儿办的婚礼呀？咋没告诉我一声？于是，第二天，我就带了五块钱礼钱，骑马去他那里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根本就没结婚。他这次请我来喝喜酒，是因为他们生了一个小孩。李永新告诉我：王大华再次怀孕后，他俩一致商定：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看谁能把他俩怎么样？所以就有了这个孩子。遗憾的是，生了个姑娘，要是儿子就好了。我问：“那大华怀孕了，‘大肚咧些’的，场里不知道吗？能让生吗？再说了，你们这不又犯了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了吗？”李永新说：“去他妈了个逼的去吧，不信你问问，现在那个姓郎的狗逼场长，他敢惹我和大华吗？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进监狱！”我一听这话，又是脊梁骨上汗毛都立起来了，感到非常震惊，就问：“啥？你说啥？你说你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进监狱？”李永新说：“是呀，我骗别人，还能骗你？这种大话是好随便说的吗？”“那他咋的了，有啥把柄攥在你手里？”我问。“你猜。”李永新说，脸上流露出一股狡黠的神色。我说：“这我哪里猜得出啊？没准儿他贪污了？就算是他贪污了，你咋知道的呢，你和大华又不是会计、出纳的。”李永新说：“你再猜，使劲地猜。”我说：“要么就是他投机倒把，倒卖农场的汽油和小麦了？”李永新说：“说来姓郎的这个事儿，别说是你了，就换成是这全天下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猜不出的。你再猜！”我说：“你就别绕来绕去绕弯子逗我玩了，快点说出来得了，不然的话，这酒我不喝了，回去了！”“好好好，我说，我说。我就跟你说吧哈，姓郎的那个家伙那玩意儿少了一节股（一段）。”我问：“啥玩意儿少了一节股？”“就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是啥玩意儿呀？”“真他妈的笨，连那玩意儿是啥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撒尿的，长在两个大腿根子那儿的，撒尿用的那玩意儿！知道了？”我又是一惊，但是一想，就算是姓郎的那玩意儿少了一节股，那也不至于进监狱呀？国家也没有法律规定撒尿那玩意儿不能少一节股，少了一节股就得进监狱啊？别说是少了一节股，就算是全没了，那也不犯法呀？这样的事儿我以前就听说过好几个了：工厂里工人干活受伤了，把那玩意儿弄没了，属于工伤，国家负责治疗，还给补偿金。怎么姓郎的那玩意儿少了一节股，要是叫人知道了，就得进监狱呢？所以我就说：“你别瞎逗了，要喝咱就痛快的喝，少提姓郎的那家伙，丧气！”李永新又卡么了好几下眼睛，说：“真的，姓郎的那个家伙玩小姑娘，属于强奸，叫大华给撞上了。你别说，大华这个傻逼玩意儿，看她平时‘虎超’（愣头愣脑）的，关键时候还挺有脑瓜子的，干了一件漂亮聪明事儿！”说到这儿，李永新不再故弄玄虚了，一字一句，有板有眼，神灵活现地给我讲起了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

在这之前的那个夏天的一个下午，也就是那个姓郎的带人把李永新和大华抓了以后的不长时间，大华正在离往老点那边去的土路不太远的一个地方放羊。那地方由于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和几个连片的小湖泊，所以青草长得特别鲜嫩不说，还特别茂密，能有半人多高，再加上地势开阔，小风一吹，非常凉爽。大华躺在草地里美美的睡了一觉，刚刚醒来，“冷不丁”（忽然）看见那土路上停了一台耶特（胶轮拖拉机），看着非常眼熟，很像是老点的。她正纳闷，就听附近不太远的草地里传来女人的哼哼呀呀的声音，于是她警觉地拿起了牧羊鞭，就往那方向走，想要看看是咋回事儿。她尽可能地弯着腰，把自已完全隐藏在草里，“袅悄”（静悄悄）地走过去。到了那发出声音的地方，透过草丛摆动开来的缝隙，她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呵，这不是姓郎的那个场长吗？此时他正趴在一个小姑娘的身上干事情呢！那小姑娘好像是不太情愿，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见此情景，王大华在没有受到任何大脑神经指令，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什么的情况下，就一个挺身而起，快步向前，接着手起鞭落，只听啪的一声山响，一家伙就抽在姓郎的白乎乎，光滑滑的大屁股上了。那个大屁股立马就皮开肉绽，一条翻着肉皮的深红色的血沟横贯左右两个肉蛋子上。就听嗷的一声像狼一样的嚎叫，这个姓郎的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他刚要提裤子，随即又听啪的一声山响，似一阵八级旋风扫过，王大华的牧羊鞭狠狠地抽在他前额上，还没等他来得及用手胡噜（摸、摁），那鞭梢已经闪电般绕着他的“锛勒头”（前额）和后脑勺子缠了三、四圈。王大华随即又使出全身吃奶的力气，像冬天发“冰嘎”（冰陀螺）一样把手往回猛地一收，一扯，那姓郎的立马就以双脚为圆心，如同做冰上体操一样，就地三百六十度大旋转了差不多能有两三圈，然后就噗通一声，重重地摔倒了。由于草地太滑，他摔倒后又连续翻滚了好几个“个儿”（圈），裤腰裤腿全部落下来，缠在脚脖子那儿，双腿和双脚都不能动弹。就在这时，就连王大华事后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鬼使的还是神差的，紧接着她又是一个鱼跃，扑向姓郎的那人的下身那儿，两手抓住他撒尿的那玩意儿，“亢赤”（咔嚓）就是一口，狠狠咬住不放松，拼命地往下咬啊咬，连咬带撕，连撕带扯，等到最后，感觉已经到份了，好像那玩意儿只剩下一层薄皮连着了的时候，她使劲儿把脖子一拧，脑袋猛地往后一甩，再往旁边狠狠地一拽，就把姓郎的撒尿的那玩意儿给咬下来了一小节股，直往外噗噗冒血。直到这时，那个姓郎的才发现眼前这个从天而降的“侠女”不是别人，正是王大华。他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惊恐万状，一开始的时候是疼得狼哭鬼号般的嗷嗷嗷叫唤，但是后来，可能是他拼命挣扎的时候，不知咋整的岔了气，所以就只能是张着大嘴岔子，像刚从河里捞出来的鲶鱼似的，干“嘎巴”（上下一张一合）嘴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小姑娘从草地上爬起来后，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站在那儿，两腿直哆嗦，早就吓傻了，只知道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姓郎的好不容易爬起身，一手捂着撒尿的那个东西（鲜血流的他满手都是），一手提着裤子，挣着命似的往耶特那儿跑，跑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中间还摔了好几跤，但“倒燎”（最终）还是连滚带爬的挣扎着上了耶特。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还能把油门发动起来。然后，这耶特突突突地洒下一路滚滚黑烟，东扭西歪，画弧似地往老点那方向跑了。

王大华拉着那小姑娘的手，叫她别害怕，说：“跟大姐说说咋回事儿，大姐就算是豁了命也得给你做主。”那小姑娘说，她是老点那边新来的知青，父母早逝，她和弟弟一起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没有退休金，全家四口人全靠爷爷的那点可怜的退休金生活。为了减轻爷爷、奶奶的负担，也为了让弟弟能留城分配工作，所以她高中没毕业就“上山下乡”来到农场。没想到刚来没多长时间就被这个姓郎的场长盯上了。他有事儿没事儿就把她叫到办公室唠嗑，唠着唠着就开始动手动脚。今天，这个郎场长说是要亲自驾驶耶特，带她到新点参观一下，她不好意思拒绝，就跟着来了。没想到，耶特开到这个地方，郎场长就停下来了，说是耶特有个地方有点漏油，叫她下车到草地里薅点干净的草来擦车，可是她刚走到这儿要薅草，郎场长就跟过来了，要求跟她做那个事儿。她不答应，郎场长就软硬威胁，说是她要是答应了，就可以帮她入团，以后还可以入党，还可以帮她安排个好工作，以后也可以帮她提前返城。本来，她从内心是不愿意的，但是一想到郎场长开出的条件，她犹豫了；但转念一想，不行，坚决不行，不能这样的。就在这时，郎场长就开始动手了。她这八十多斤瘦弱的体格，一下子就被郎场长一百八十多斤的大体格摁倒在地了……

望着远去的耶特仍在土路上连续不停地操练着英文字母大S，还差点折进（栽进）路沟里的窘态，王大华忽然想起了什么，马上就转着么么（转圈）在草地里找一样东西。找呀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会儿，她终于发现了这个“宝贵的”东西——那“节股”她刚从姓郎的撒尿用的那玩意儿上咬下来的一块肉——当时她觉得“腥的薅”的直恶心，就随口吐在地上了。现在，她如获至宝，麻溜地就捡起来，把那上面粘着的几根碎草和一小块泥土“抪拉”（用手弄）下去，踹进身上挎着的小帆布包里。之后，王大华带着这个小姑娘，提前把羊群赶回了新点，然后就安排她坐老点来送货的马车回去了。临行，王大华还嘱咐了这个小姑娘好多话，这个小姑娘非常感激地直点头。小姑娘走后，王大华把姓郎的要强奸小姑娘的事儿跟李永新说了。李永新听了后，怒不可遏，马上就要到新点的几个工作岗位上和宿舍里去宣传这件事，要让这个姓郎的献丑，从今以后没脸见人；同时他还骂王大华：“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李傻逼，我看你才是个傻逼呢！你刚才让车把那个小姑娘带回去干啥，咱俩带着她一起去公社派出所报案，让公安局的把他抓起来呀！”王大华反口骂李永新：“我叫你李傻逼还叫错了吗？他姓郎的要强奸的是老点的那个小姑娘，又不是要强奸我，我凭啥把人家下身撒尿的那玩意儿的头儿给咬下来？人家要告我故意伤害罪咋办？去年我叔叔家的那个大儿子，就因为看别人欺负小孩，气不公，把别人打坏了，公安局的就说我叔叔家的大儿子是故意伤害，给抓去判刑了，判了一年，缓刑两年；再说了，那个姓郎的要是不承认强奸，就说是他跟那个小姑娘好，他俩是你情我愿的咋办？还不如咱俩不吱声，“悄默声”（悄悄）地讹他一家伙，这才是真格的。”“讹他？咋个讹法？”李永新问。“这么着，咱俩明天……”王大华趴在李永新脸那儿，对着李永新耳语了一阵，直说得李永新频频点头称是。说完，她从小帆布挎包里拿出她从姓郎的撒尿的那个玩意儿上咬下来的那一节股东西，说：“走，跟我到厨房把这个东西临时处理一下。”“咋处理？”“别多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于是李永新就跟着王大华一起来到厨房，正好厨房当时没人。就见王大华打开烤饼箱的小门，把姓郎的那块肉放进去，打开电源开关，摁了一下按钮，就听烤饼箱一阵嗡嗡响。过了一小会儿，王大华打开箱门，拿出那块肉，一看，已经脱水，有点干巴了，就对李永新说：“我看烤的差不多了，再拷下去该“抽吧”（萎缩）没了，就先这样吧，等明天我再把它放房顶上，叫毒日头晒它一阵子，就成干货了，留着有用。”李永新问：“有啥用啊？”王大华有点不耐烦地说：“哎呀别问那么多了，烦不烦那！”

第二天一大早，王大华先是把羊圈里的羊委托别人代为照顾一下，就说有事出去一趟，然后就和李永新一起，各骑一匹马，颠颠颠地奔老点去了。到了老点，他俩就直奔姓郎的宿舍，一看，宿舍门锁着的，趴着窗户往里一看，空荡荡的没人；于是他俩又直奔姓郎的办公室，一看，门也是锁着的。一打听，文书小方说：“郎场长家里有点事儿，昨天就回市里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呢。”这下子他俩才恍然大悟：姓郎的那玩意儿叫人给咬下去一节股，能老实儿地在农场呆着，还跟没事儿似的正常办公吗？不说别的，就单是把剩下的那一节股凉在外面不碰它，就够疼的了，更何况在裤裆里，走起路来裤裆布直“麽蜓”（摩擦），谁受得了啊；再说了，这大高温天气的，不抓紧治疗，一天就得红肿、发炎，两天、三天就得捂烂了，搞得不好还不得连根烂掉，成了“二乙子”（阴阳人）了呀？他傻咋的，就算他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情况下还能老实儿地呆在这里坚持工作？于是，李永新和王大华二人只好悻悻地返回新点，耐心等待，等过几天打听到姓郎的回来了再说。

二十多天以后，姓郎的回农场了，听人讲他是去沈阳照顾他生病的母亲去了，现在他母亲刚刚去世没几天，他就跑回来抓工作了。李永新和王大华在知道消息的当天，就忙不迭地赶到老点，找姓郎的谈判。他俩进姓郎的办公室时，姓郎的正在喝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见到李永新和王大华来了，而且连门都不敲，既吃惊又恼火，刚要发作，但马上又镇静下来，只是张大着嘴，不知问什么好。这时倒是这王大华先开口说话了：“郎场长，你下边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好点了吧？我俩来看看你，关心一下领导，以后也好能得到一点照顾。”“关心到不必了。说说吧，你俩今天来找我，啥意思？”“谈谈。”“谈谈？谈啥？”“补偿问题。”“什么补偿问题？补偿什么？”“你心里明白，装什么糊涂？”“要说补偿嘛，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到先反咬一口了。”“是啊，我是反咬一口了，你要不是强奸小姑娘，我咋能咬你一口？”“你别装傻故意转移话题啊。别说我没强奸小姑娘，就是强奸了又怎么样，你有什么证据？诬告陷害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你敢把你裤子脱下来。亮一亮你‘卡巴裆’里的那玩意儿吗？告诉你，你今天跟俺俩说话要放老实点，不然的话，我俩分头行动，他到派出所报案，我就在今天中午食堂开饭的时候，把你撒尿那玩意儿上掉下来的那块肉给大家伙看，向全体职工宣布你干的好事！”“肉？我撒尿那玩意儿上的肉？”“是啊，你那肉金贵着那，俺哪舍得丢掉啊，早就把它晒成肉干了，给你留着呢！”“你，你……”

这一阵唇枪舌剑的对话之后，姓郎的老实了许多。他皱着眉头不吱声，想了好一会儿，对王大华说：“说吧，你要什么补偿？”王大华用手指头怼了一下身边的李永新，说：“我叫你李傻逼还屈了你是咋的？关键时刻傻了吧唧的坐这儿半天了也不吱一声，跟个哑巴似的。快点，把咱俩昨天晚上写好的那个小纸条拿出来，念！”李永新赶紧从后屁股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纸条，慢声喇语地念到：“一、给俺们两个恢复名誉，承认抓俺俩不对、批斗俺俩更不对。二、俺俩恢复正式职工。三、发给俺俩六百块钱精神刺激费；也得发给小姑娘三百块钱精神刺激费。四、麻溜的，早点儿让小姑娘入团，还得给她弄个好工作干干，让她到财务室当会计。五、让俺当排长，管基建。六、以后有招工名额的时候，先给俺俩。七、以后俺俩是不是在一起住，随便，不管。上面说的这些，你都得答应，不然的话，跟你没完！”

姓郎的听了李永新结结巴巴的朗读后，既觉得哭笑不得，又觉得很吃惊。他万万没想到，李永新和王大华还有这两下子。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说：“什么恢复名誉呀，承认抓你们、批斗你们不对呀等等，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非法同居，乱搞男女关系，违反了社会公德，违反了农场的规章制度，人证物证都在，被抓了现行，受到这样的处分是应该的，批斗你们也没毛病，你们自己也是认可的。再说了，做出什么样的处分决定，那都是由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还没等姓郎的说完，王大华就打断他的话说：“你说谁违反社会公德呀？你强奸小姑娘不违反社会公德呀？那我们也要求开你的批斗会，开除你工作，行不行啊？”姓郎的说：“咱们现在讨论的是你们俩的事儿，两个话题。你们提出的这第一条，肯定不行，就是把我送进监狱，砍了我的头也不行，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是帮不成，没这个可能性。”“那第二条呢？”李永新问。“第二条也不行。”姓郎的说：“第二条和第一条实际上是一回事儿。”“那后面的那几条呢？”王大华问。“后面的那几条嘛，倒是可以商量。”姓郎的说：“给你俩六百块，小姑娘三百块，一共九百块。我现在每个月五十多块工资，一年也就六百多，不到七百，再加上小姑娘的三百，要一千块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可真敢嗨呀？行，我答应你们。让李永新当个小排长也没啥，让小姑娘入团，到财务室当会计这都没问题，这都是我分管的。可是招工名额的事儿嘛，实在是有点难，你俩不是不知道，咱这儿好几个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知青，那可都是市里挂了号的，还有好几个知青干部，也都在那儿等着那，你俩这被开除公职，留用的临时工，能占他们的位置优先返城吗？那全场上下还不得闹翻了天，还不得造反啊？到头来这事情嘛，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不能成。不是我不帮你俩，是我帮不了。至于那最后一个条件嘛，从今以后，你俩愿意咋住就咋住去吧，我也不管了，反正别人要是问我，我也有话说，就说你俩是‘临时工，个人生活问题不在农场管辖范围之内’，就算是生了孩子，下了一窝小人崽，也不归咱农场管。”李永新和王大华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了好一会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还是王大华发话，她说:“既然你这样说了嘛，我俩也不难为你。不过，以后你在我俩面前可得放老实点，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给你捅出去，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实在的，我俩要不是考虑小姑娘名声的话，绝不会跟你就这么拉倒的！”姓郎的挤咕了几下眼睛说：“那好，俩好嘎一好。过几天我张罗一下，把钱给你们，一分都不会少。不过，咱们可是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对我不要过分，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眼了也要咬人的，要是把我逼到绝路上去，咱们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没你们的好。真的到了那时候你俩就知道了，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李永新讲到这儿，自己都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了。按他说的，没用多长时间，姓郎的就给了他俩六百块钱、给了小姑娘三百块钱；李永新当上了管基建的排长、小姑娘如愿以偿地入了团，当上了会计；李永新和王大华冠冕堂皇地住在了一起，跟夫妻一般。对此，王大华还专门对我做了一个解释：“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俺俩不是贪图钱财和高官，换句话说，俺俩可不是借这个小姑娘捞好处。俺俩纯粹是为了小姑娘的名声才放过那姓郎的一马的，怕那小姑娘以后没脸见人，没法找对象嫁人才这样干的。不然的话，俺俩早就领着小姑娘到派出所报案，告他强奸罪，判他的刑，最起码也得把这事捅到上边去，撤他的职！俺早就听说了，全国有好几个地方，农场的头头祸害女知青，都枪毙了。换是你，克举，这事你咋办？俺俩既不能为了往死里整这个姓郎的，就放着小姑娘的名声不管不顾，万一小姑娘想不开，投河自尽了咋办？俺俩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呀；可俺俩咋地也不能因为为了保全小姑娘的名声，就这么轻易地便宜了这个姓郎的呀，你说是不是？”我说：“那是，那是。”然后我们就又继续喝酒了。

说实在的，酒真是个好东西。我们高兴的时候离不开它，烦恼、忧愁的时候也离不开它；同学、朋友在一起说话、唠嗑的时候，就更离不开它。就拿唠嗑的时候来说吧，没了它，就感觉没啥可唠的了；有了它，这嗑就越唠越顺，越唠越多，啥话都冒出来了，有些平常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这时候都一股脑儿说的溜干净，不全说出来就觉得憋得慌，有时还唯恐说得不通透；而且，唠嗑的时候，相互还能听到好多新鲜事儿，隐蔽的事儿，最重要的是能听到好多真心话。当然啦，啥事儿都有相反的一面，有很多时候，自己也会不知不觉，不经意间把一些内心的小秘密说漏出去了，或者说了一些不好公开说的话。但根本原因，除了酒劲儿起了作用外，还与对方是自己的朋友有关，尤其是铁哥们！其实这倒也没啥，哪有只行你听人家的事儿，不行人家听你的事儿？哪能只让人家说真话，你自己不说真话？

后来的事嘛，说来就简单了，也没啥戏剧性可言。后来，王大华又怀孕了，但是据说她不愿意在屋子里养胎，就是在肚子已经挺老大了，鼓鼓的时候，她也不呆在宿舍里，还坚持每天早出晚归去放羊，唱着那首黄色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打在我身上……” 当然，唱归唱，虽然她一天到晚总是李傻逼李傻逼的叫着李永新，但是她从未用她手中的皮鞭打过李永新：轻轻地打，她没打过；像打姓郎的那样狠狠地打，她也没打过。反正不管怎么说，她从来就没用皮鞭打过李永新。新点、老点的知青都知道，她的“鞭技”那真的是叫绝了：草原上的那些野花野草，她只要大手一挥，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打花儿，一鞭子甩过去，那花儿就齐刷地从脖子根断掉，悠悠地迎着太阳飞向天空，而绝不会打到杆儿上去；想打到根子上，那花枝就会连根拔起，绝不会伤到一片花瓣和绿叶。不然的话，没有这等技术，那年她哪能一鞭子甩过去，稳当地正中那姓郎的前“锛娄”（前额）和后勺子，把那姓郎的打得像抽冰嘎（冰陀螺）似的，三百六十度连转好几圈？她热爱草原，热爱那雪白的羊群。’倒燎”（最终）有一天，她把孩子，自己的第一个女儿，生在了草原上。就在她的身旁，与她女儿同时出生的，还有一只小羊羔。当时，一只老鹰，可能是闻到了血腥味儿，横着翅膀，两只鹰爪像两个扇形铁钩耙子一样张开，呼啸着，闪电般地直冲下来，眼看着就要抓走小羊羔，她，王大华，坐在草地上，操起皮鞭，朝天就是啪的一个惊天霹雳，正中那老鹰脑袋，眼瞅着那老鹰嗖的一下就被甩起，打着漩涡，“啪叉”一声撞到附近的一棵老榆树上，瞬间两眼喷血，脑浆崩裂，当场呜呼哎哉了。后来，为了纪念这一天，也为了纪念她多年的草原之情，她决定给自己的这个女儿起名叫“草生”，大名“李草生”。隔了一年，她又生了第二个女儿。这次，是快要临产时，李永新天天看着她，不让她再去放羊了。由于这个孩子是生在新点宿舍的炕上的，所以他俩给这孩子起名“炕生”。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李永新还特意从公社卫生院请来了一个接生的。等到大女儿五岁、二女儿三岁，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李永新和王大华二人，随大流——农场知青“一窝端”返城的时候，回到了市里。他俩都是接的父亲的班，分别在两个事业单位工作。没多久，他们生下了第三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医院产房的床上生的，所以，为了与前两个女儿的名字相协调，他俩就一顺水地给这孩子起名叫“床生”。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或者一九八五年，要么就是一九八六年的时候，我去李永新单位看他，闲聊当中我问他：“这些年，政府计划生育工作抓的这样紧，超生一个就往死里罚，搞得不好还开除公职，你咋这么能耐，原先都有两个孩子了，还能再生一个？”他说：“嗨，咱一个普通老百姓，小布丁，能有啥能耐呀？说来这倒要感谢我们新点姓郎的那个家伙了。我这大姑娘和二姑娘生了后，他都不同意给出手续办户口，实际上当时就算是出手续了，派出所也不给落户口的，因为他们说我和王大华不是农场正式职工，是临时工，生小孩了，按盲流子对待，两个孩子都是属于‘黑孩子’，不给落户口。所以，返城后，俺家户口本上只有我和王大华的名字，没有我大姑娘和二姑娘的名字，这两个没户口的孩子等于没妈没爸。再说了，我俩都没跟单位讲过我们以前的事儿，他们都不知道我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样，我们在生三姑娘之前，就领到了一个生育指标，孩子生了后，就合理合法地上了户口。”我问：“那现在你大姑娘和二姑娘有没有户口啊？”李永新说：“现在她俩都有户口了，属于落实政策。市里说了，知青那个年代属于特殊年代，有些情况是由于特殊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再说了，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她俩都有户口了，也有粮本。”

我从内心里为他高兴，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哎呀，也没啥好祝贺的。我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我一个儿子，全指望着我传宗接代呢，没想到到我这儿就绝种了，生了三个丫头。妈的！” 我为了表示同情，马上就“哎”了一声，假装为他叹气。中午他又请我喝酒。我俩从十一点半一直喝到下午三点半，喝的是啤酒，每人喝了两塑料桶，每桶二十斤。那个时候没有中午不许喝酒的令，中午有客人来，喝酒了，迟点来上班无所谓；假如真的喝多了，就算是不来也可以，单位那边只要告诉一声就行了。临散了的时候，可能是酒精提醒的我吧，我猛然想起他们农场姓郎的下身被王大华咬下去的那块肉，就问他。李永新说：“俺家的这个大虎逼娘们可真能整，那天她把那块肉用新点厨房的烤饼箱烤脱水了后，第二天又拿到宿舍屋顶日头下狠狠地晒了两天，晒成小肉干了；她还给这个小肉干起了个学名——专业名称，叫‘龟头干’。她把那龟头干用一个小玻璃瓶装好，拿胶带封上，说这玩意儿得好好留着，万一哪天用得着的时候，这就是证据。可是没成想，等我们返城的时候，高兴的光顾得忙乎这个忙乎那个的，早把那个玩意儿忘到脑后去了。等回到市里才想起来。想要回新点去找吧，一想，那儿都乱的跟国民党兵逃跑似的，上哪儿找去呀，所以就没回去找，也就那么地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又忽然想起那个被王大华用那种叫什么“马林”的药水泡在圆玻璃瓶子里的婴儿，刚想问，但话没说出口就咽回去了，心想，算了，人家个人的事情，别问的太多了，不好。

本来嘛，返城回市里后，李永新和他媳妇王大华工作都干的不错，工资收入也还可以，三个女儿挺可爱的，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是，上天总是故意作弄人，没过多长时间，好像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吧，我就听说李永新出事了。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一九八零年知青集体返城后，李永新所在的农场基本就处于瘫痪状态，全靠雇用周边屯子里的农民干活，勉强维持了两三年后就黄了，所以那个姓郎的场长也就失去了职务，回到市里他原来工作的厂子继续当工人。有一次他和原先农场返城的几个知青聚会，正好旁边那桌有一伙人正在喝酒，其中有几个人和姓郎的认识。姓郎的，可能是喝多了，一听说这桌人是市里某某局执法队的，正好和李永新是一个单位，就借着酒劲儿，大大地埋汰了一通李永新和他媳妇王大华，说他俩如何如何不好，乱搞男女关系，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还细说李永新、王大华那三个孩子名字的来历，等等。这事儿当天就传到了李永新的耳朵里。王大华更是怒不可遏，指着李永新的鼻子说：“姓郎的这种人，真的他妈的该砍该杀，李永新你要是不想法收拾了他，你就纯粹的是一个孬种，白活在这世上一回：”终于有一天，李永新叫了几个社会上的人，冲进姓郎的家，当场把他打残。当然，李永新自己也被判了刑，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由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变成了一个卖豆腐卷、大拉皮的小商贩。后来由于三个女儿名字的所谓“故事”被孩子学校和邻里街坊及熟人们传的沸沸扬扬，李永新经征得王大华同意，他们搬了家，给三个女儿转了学，同时还把他三个女儿的名字都改了，分别改成：李愺笙、李伉笙、李牀笙。

知青往事，同学情谊；特殊年代，非常记忆。花甲之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2022年6月8日于山东省龙口市观海绿岛家中

【作者简介】蔡克举，原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现居浙江省湖州市。一九七五年五月赴齐齐哈尔市郊区插队落户，一九七八年五月返城。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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