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这世上唯有旗袍和手镯（张爱玲是女子都该拥有一件或几件旗袍）

在20世纪初叶，旗袍与新女性开始了一段奇缘，并延续至今。

旗袍，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 。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一剪芳华》，使我们可以跨越时空，粗略地看到中国旧时的繁复礼制、皇家裁缝的风采，以及皇家吉服的奢华魅力，同时，也大致可以窥见，旗袍这一新的女性着装样式的渊源和芳华绝代，以及作为新女性在父系社会追求平等所做努力的剪影。

大清王朝的终结，不再是朝代的更替，而是旧有的束缚人性和女性的封建礼制的崩塌，是西风东渐，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在东方女性之间刮起的一股新风。这股新风让沉寂了几千年的女性世界一时间波澜壮阔。在中国，伴随着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以秋瑾为代表人物新女性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她们从缠足、剪发、服饰以及教育等方方面面寻求与男性平等，不再依附于男性，从人格和精神上走向自由和独立......

在《一剪芳华》中，一位叫唐宛如的新式女子学校的女校长穿着旗袍出现在开学的第一天。作为中国新女性第一人，也是着旗袍装的第一人，她的芳华，她的讲话，完美地诠释了旗袍与新女性之间彼此成就对方的关系：

“我叫唐宛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为有更多的女性能接受教育而感到高兴。教育不只是读书写字，更不是要让大家成为知书达礼的待嫁闺秀，而是要让大家建立自我。成为咱们校训中所说的“刚毅自强的新女性”，成为自由的人。那么什么才算自由呢？自由并不是说去做你想做的，而是要敢于不做你不想做的。拒绝外界强加于你的枷锁，拒绝成为男性的附属。不管是清朝还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方方面面都有许多的限制。我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它就是最表面最直接的一种。大家看，这一位叫江末生的年轻裁缝为中华新女性制作的新衣，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决不甘受任何无礼的约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在你们的未来也能哦那个有不受约束的心灵意志。”

旗袍的命运，和许多新生事物的出现一样，都要经历波折，但终究会长大并光彩夺目。在《一剪芳华》里，旗袍与革命党地不清不白地关系，加之有人别有用心地揭发，毫不意外地触动了朝廷的神经，那个创制旗袍的天才式的裁缝江末生被抓到太后面前，在盛怒的隆裕太后面前，依然斗胆地说：“草民只是个裁缝，至于革命，草民不懂，但草民知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战事所迫，唐人羽衣霓裳是因为物阜民丰，大清铁骑入关剃发易服，无人能挡。今天即便太后杀了小人也改变不了，这旗袍背后是变得人心啊。”

不知为何？或许是这一番话，或许是这个还算开明的太后作为女性的内心深处的渴望，让她释怀了，这个裁缝得救了，得以让旗袍从北京到上海，开始一段新的芳华之旅，假如，这个朝廷的当权者不是太后，而是皇帝，可能是另一个结局，可是没有假如，历史总是这样充满机遇和吊诡。

被束缚和压抑地许久地中国女性之美，从未有像旗袍这样，能将之尽情地绽放。

从此，旗袍与女性，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说到旗袍，你或许会想到这几个词：风韵、轮廓、婀娜、婉约、妖娆，字字充满诱惑。

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女性穿"两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被视为封建礼教迫害歧视女性罪证的《女儿经》中就写到:"为卜事，两截衣， 女人不与丈夫齐，百凡事体须卑顺 不得司晨啼母鸡 "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开始‬穿‬男子‬长袍‬，以‬彰显‬平等‬身份‬，但长袍，并没有给没有给女性标榜的解放和独立带来帮助，甚至作为一个跟随着，依然淹没在男性的威严之下，与此同时，还失去了女性本该有的曼妙之美。

王宇清先生曾说：“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

对于新女性来说，所谓的民主，不只是跟男人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事，而是无论男女，都能够做自己所爱做的事。

在旗袍以前，所有的新女性为了标榜自己的与男性的平等，都是穿男装的长袍，然而这种为了凸显男人身材的魁梧的长袍，它并不适合女性，只不过是跟随。旗袍的剪裁，它的设计，都能凸显女性身材的曼妙之美，能将传统的布料、裁剪工艺与中国女性的身姿完美融合，非常适合新女性穿着。女性只有穿着自己的旗袍，这才是超越。

旗袍为新女性而生，民国初女子为寻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从衣裳、到男式长袍，在到旗袍，当‬旗袍‬与新女性走到一起，展现出了新女性前所未有的新姿和魅力，一时间，大街小巷，女子着旗袍，作为潮流便蔚然成风，新女性走向真正的独立和成熟‬‬。

当时的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穿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已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爱极了旗袍的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穿男式长袍外罩马甲的秋瑾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

如果把旗袍放在民智初开，新旧碰撞的大变局中来看，开风气之先，显得难能可贵，如今，它依然是作为中国女性最美的服装之一，并成为彰显东方女性之美的绝妙所在。也许，有人说，它被风尘浸染，带着脂粉味，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作为中国最好的服饰之一，它为新女性所热爱，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亮丽的那一道风景线，被束缚了几千年东方女性之美随着旗袍的出现终于获得释放。

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无论是《半生缘》里的曼桢曼璐，《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色戒》中的王桂芝，她们都是着旗袍的女人，就是有许多的旗袍女性在演绎着不同的生活，并美成了风景。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如此描述：“她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

张爱玲作为旧上海的新女性的缩影，她与众不同的生活，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但那一份旗袍的情结却给很多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思。

而另外一位，宋美龄，曾在世界历史风云际会中常年显赫的中国第一夫人，她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旗袍夫人”。从她的青少年时代到百岁龙钟，她穿的服装，基本上全是旗袍。也是她将旗袍与东方女性的曼妙之美带向了世界，让世界为之惊艳。

“是女子，都该拥有一件或几件旗袍”，这话听起来有点矫情，却实实在在说到女人的心里去了。穿着旗袍的女子，那摇曳的身姿，像无声的语言，透着的东方女性的绝代芳华。这大概也就是，旗袍与新女性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