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露禅 孙禄堂（为什么杨露禅孙禄堂）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接连写了好几篇关于清末民初传统武术与流变的文章，头条的朋友们反响也很热烈，当然有不少朋友接受不了我的结论，认为我在抹黑传武。

这里我要说一句，我绝对没有抹黑传武的意思，我只是用历史资料来破除一些关于传武浮夸的“神话”。比如杨露禅曾经是端王的武术教师这一类的“神话”。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从现有史料看，杨露禅100%不可能是端王载漪的武术教师；因为根据杨露禅四世孙杨振基先生《杨式太极拳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介绍，杨露禅是“四十岁以后”到京师教授太极拳的。众所周知，杨露禅先生是1799年生人，他“四十岁以后”也就是1840年以后，但是端王这一支在1850—1860年这10年时间里处于“绝嗣”状态，端敏郡王爱新觉罗·奕志1850年去世，而且他没有孩子，所以端王这一支在1850年之后就处于“绝嗣”状态。

一直到1860年，咸丰帝把自己五弟奕誴的儿子载漪过继给奕志，端王府才算又有了继承人。然而载漪是1856年生人，过继时才4岁，4岁的孩子会练太极拳吗？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爵位继承是“降等袭爵”，也就是说此时不是端王，而是端贝勒载漪。载漪一直到1889年才被赐予郡王衔，而杨露禅是1872年去世的。

1872年去世的杨露禅是如何给1889年才重新当上郡王的载漪做“武术教练”的？

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可以证明杨露禅是绝不可能做载漪的武术教练：载漪在1890年以前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实际职务，一直到1899年载漪才负责统帅约有1万士兵的虎神营，在此之前，他完全没有经手过军务，更不可能推荐杨露禅去旗营做武术教官。

太极拳

说完杨露禅，我们说回今天正题：为什么清末民初武术大师们绝大多数都是河北人？

原因很简单，也很伤人：杨露禅、孙禄堂等河北籍传武大师本质上是清代河北“武举昌盛”大形势下的副产品。

如果把清代河北“尚武之风”比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康熙时期的武探花杨炳和光绪时期的武状元张三甲就是这块大饼的核心，而更外围一点是武举人、武秀才，而杨露禅、孙禄堂、李书文等河北籍传武大师只是这块大饼最外围。

在明代，由于明朝更重视“将门子弟”，而不重视从民间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河北地区其实一点儿也不“尚武”，证据就是根据历史学者统计，明代河北各州县武进士与武举人数量许多都是零或者个位数。

比如在清末民初号称“武术之乡”的沧州地区，在明代接近三百年时间里只出了一位武进士，七位武举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沧州是“武术之乡”。

然而到了清代，沧州一下子出了三十名武进士，二百四十八名武举人，不管是武进士人数还是武举人人数都远远超过明代，是名副其实的“武举之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清代相比明代更重视武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河北属于直隶地区，清代在直隶部署了重军，仅以绿营为例，除了直属总督与提督的8000绿营士兵外，另外还有七镇五十九营，驻军数量远超清代其他各省。有大量军官缺额。

而清代武举考试中，河北地区考生与顺天府考生一同在京师参加武乡试，而京师考取录取名额也最多，所以这两条有利条件相加，使得在清代考武举成为了直隶地区中小地主“入仕”捷径。

这一点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井陉表现的特别明显，井陉紧挨着山西，但是《井陉县志》就说在清代山西尚武风气远不如井陉，其实不是尚武风气不如，而是山西武乡试是在太原举行，录取名额相比京师要少很多，山西想要考中武举竞争比河北地区要激烈得多，这才是清代河北地区“武举昌盛”真正原因。

那有人会问，就算河北“尚武之风“是“尚武举之风”，那也不能说明杨露禅、孙禄堂等传武大师是“最外围”啊？就不允许武举和练武是两条路？

这么质疑的朋友，在我看来是完全不懂封建王朝“功名”对于平民百姓的重要性。

是的，不管是武秀才、武举人还是武进士，他们功名的含金量都远远不如文秀才、文举人和文进士。但是，武举功名依然是功名。

为什么封建王朝“功名”重要呢？

我们以清代为例，根据清史学者统计，除了官宦家庭以外，在清代一般中小地主在赋役上的特权在减少，而清代“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明代是进一步减弱了，也就是说中小地主传统的超经济强制剥削能力也受到了削弱，他们维持财产地位的能力相比明代有了显著下降。

根据清代人自述，在清朝雍正朝以前，“百年田地转三家”，而到了乾隆朝田产已经是“十年之内，已易数主”。

所以，在清代，想要保证家族财产传递，最好的办法不是经商或者种地，而是获得“功名”，成了官员队伍一员，这样就可以庇护家族，让家族在赋役上享受特权。

而没有获得“功名”，想保全家族财产就太难了，陈宝良先生在《明代社会生活史》里就说过，在明代，不管家族多么有钱，只要三代没有出一个举人，那么这个家族就会很快衰败下去。

而相比更需要考试技巧以及考试心得传承以及非常大运气的文科举，武科举可控性要强得多。以清宫剧著名角色李卫而论，历史上李卫一直想栽培自己孩子走文科举道路，除了走武举之路的长子，其他四个儿子李卫都想他们走文科举的路，然而他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文科举功名，反而他长子李星垣是武探花出身，最高职务做到了广西右江总兵官。

之所以清代武举可控性强，这是和清代武举考试内容息息相关的，清代武举更重“武技勇”而轻文试，尤其重视臂力。

清代武举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考试是“拉力弓”，从八力弓、十力弓再到十二力弓，道光朝开始尤其重视这一项考试，甚至如果有考生在这一项考试中成绩惊人，那么其他项目考砸了，也很有可能通过考试。

这就和文科举完全不一样，因为明清文科举，除了中秀才是看基本功扎实与否，中举人和中进士几乎就是看运气，明清都不乏有考生模仿某一位老秀才或者老举人写的“八股文范文”结果考中举人和进士，结果写范文的老秀才、老举人一辈子都没考上的情况。

但武科举不一样，因为有明确的考试科目，以“拉力弓”为例，真有天生臂力惊人的，拉十二力弓毫不费力，那么这个人100%至少可以考中武举人。

另外，清代武举好于文科举的一个地方就是清代武秀才、武举人非常容易授官，文科举如果举人考不上进士，很难做正印官，如果遇不到“奇遇”，这辈子也就五、六品官员就到头了，而武举人如果投军的话，那么授官就授营千总，这是六品武官职务，如果运气好，做到都司、参将这样高级武官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文科举没有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武科举也就是很自然的选择。毕竟成为武官，虽然在官员体系下属于鄙视链的下层，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已经是天上人了。

正如范进中举后，立刻就有许多人为了免税把土地寄名在范进名下一样，武举人同样可以，清代有不少关于武进士或者武举人吞没寄名田地结果打官司的事情。当然，把田产寄名在举人名下，也是要缴租的，但是比起朝廷的赋税，那是要宽松太多了。

所以，即使从“挣钱”出发，考武举得功名也比当镖师、教拳好得多得多。换句话说，如果为了谋生，为了扬名，那么教拳、做镖师肯定是不如考武举的。

当然，考中武举好处还有很多，以光绪时期武状元张三甲为例，他考中武状元被授予一等侍卫的职务，这是正三品武官职，略等于今天的少将，按照清代平民见官员的礼节，假如没有功名的孙禄堂与张三甲相遇，孙禄堂老先生就得行跪拜礼。

正因为考中武举获得功名有这么多好处，所以很多中等以上家庭，如果本家族实在找不出人才可以在文武科举中脱颖而出，那么这些中等家庭是很愿意以“联姻”或者“认干亲”的方式资助有才华的文武人才的，当然，前提是受资助人要表现出值得投资的才华，比如清朝最后一位武状元张三甲，他的资助人就是他岳父杨国昌，杨国昌之所以把女儿嫁给张三甲，就是因为张三甲天生魁梧，臂力过人，一看就是考武举好苗子。

那么，为什么除了能考中武举的人以外，河北还有那么多人习武呢？

这就要从清代河北地区经济变化说起了。

这一变化就是清代中叶河北地区人口相比明朝增加了5倍，而可耕地面积只增加了50%，这就造成河北地区人均可耕地很少，整个清代河北地区人均可耕地面积三四亩。

而另一个变化则是因为清朝是满人入主中原，使得长城内外的经贸往来增加，比如河北张家口地区就成了著名物资集散地，又由于河北北部土地贫瘠，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以及京师和天津等城市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在河北地区所产粮食满足不了需求时，京师等大城市必然会选择从山东、河南、江南等产粮区通过水路运输粮食，这也就造成直隶地区商业的繁荣以及可以容纳大量非农业人口。

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使得务农不足以维持生计，而商业的发达又使得城市能容纳大量非农业人口，那么具体到河北农村，种植两三亩土地的收益远远不如进城务工的。

而进城是需要一技之长的，河北学什么最容易，最方便呢？

学武。

河北“武举之风昌盛”，也就意味着大量习武人群存在，除了第一等考上武举外，剩下的则是做镖师、做教练，晚清河北农村存在大量“把式房”，所谓“把式房”就是最低级的武馆，有些“把式房”教学条件甚至低到把教练干农活就可以的地步。

以孙禄堂为例，他家贫，也没有门路读书，身体条件也不好，没人投资他，那么他要想改变自己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务农之余习武，事实也证明孙禄堂确实通过习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虽然这个过程相比中武举过于漫长，但是他毕竟改变了自己命运，不是吗？

杨露禅、孙禄堂、李书文这些清末民初传武大师，终究只是清代河北“武举风气昌盛”的副产物，清代河北“武风昌盛”的代表不是他们，而是那几十名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那上百名武进士，几百名武举人。

参考资料：

《清末民初直隶武术发展状况研究》、《浅析清代直隶武鼎甲分布》、《清代武探花杨炳对梅花拳的贡献论略》、《清代直隶商品经济研究》、《清代科举人口研究》、《<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清代武举外场考试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