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岩当老师了（四大特点答疑霞光之变）

以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为背景，由著名作家郝岩编剧，毛卫宁执导，佟丽娅、陈昊、刘威、丁嘉丽等主演的谍战剧《霞光》，讲述了高大霞、傅家庄等革命志士投身革命、见证新中国成立的故事。

以新奇的轻喜风开画的《霞光》，从后半程开始，已逐渐显露出略显沉郁的基调，人物命运的沉浮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观众的心房。而在此之前，曾有不少观众质疑过故事背景的特殊性，正剧作品的喜剧化，人物略显“降智”的设定，甚至服化道方面的精致感。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专访了该剧的编剧郝岩，听他讲述了《霞光》中大连那段风云变化的特殊历史。

关于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的“特殊解放区”

《霞光》是典型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说它典型，是因为彼时的大连是全国唯一的“特殊解放区”，如果不了解其环境的特殊性，就无法理解剧中的所有人物。

所谓解放区，特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敌伪统治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但在1945—1949的大连，因为苏军进驻实行军事管制，使得旅大地区成为区别于全国其他解放区的“特殊解放区”。

“当全国还在解放战争时候，大连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打上引号，毕竟是苏军管制，但大环境是共产党说了算。高大霞作为原来的抗日英雄回来了，她有些沾沾自喜、居功自傲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大连的地面上，苏军已经很快取缔了国民党市党部，国民党才建立起了地下武装——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以待时机成熟，里应外合，接收大连。”

正是在这种特殊大背景的“典型环境”下，才为《霞光》中高大霞等人搭建了天然的行动屏障。他们不必过于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必担心怀疑或抓铺行动会打草惊蛇，更不必担忧国民党反动势力会大举进攻。反而是以方若愚、麻苏苏为首的国民党特务，需要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既要应对高大霞处于明面上的怀疑，又要实施破坏行动。而这些，也正是高大霞可以亮明身份、大大咧咧无所顾忌、直接展开斗争的主要原因。

关于风格：

《霞光》是“生活反特剧”

《霞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谍战剧。用郝岩的话来说，它是一部“生活反特剧”。

在《霞光》之前，郝岩并非没有创作过以悬疑见长、以探讨人性为主的谍战剧。《暗红1936》通过真实再现“西安事变”时期各种势力下的残酷谍战，折射西安这座古城的风云变换和历史抉择；《冷箭》讲述共和国成立之初公安人员与国民党残匪、潜伏敌特之间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斗争故事；《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收获2015年央视年度电视剧收视率第一的傲人成绩，并捧得“金鹰奖”优秀作品。但着眼至1945—1949期间大连的这部《霞光》，郝岩希望有所改变和突破。

“谍战剧的招数大家基本都用尽了，所以这部剧我想尝试一些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部生活反特剧。因为以往我们一说反特剧都会觉得是解放后，敌暗我明。但这个剧发生的时间，大连已经‘光复’，它对三大战役包括新中国的成立都做出过贡献，建设兵工厂，造枪炮子弹，都是由当时大连的和平环境决定的。”

于是，一桩桩发生在大连的真实历史事件，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声势浩大的“搬家运动”，兵工厂的组建以及大规模的生产，1949年新中国建国典礼的礼炮和烟花从旅顺港入港并转运到北京等等，共同串联起了《霞光》硬核的正剧筋骨。而其贴近生活的平民视角的叙述，事件、行动及人物关系带出的戏剧性，又为《霞光》赋予了质朴鲜活的温情色调，剧作的喜感也水到渠成。

比如围绕“搬家运动”所展开的一段令人捧腹的情节。剧中，为阻碍“搬家运动”顺利进行，特务麻苏苏和甄精细大肆宣扬洋房“闹鬼”。而文工团饰演“白毛女”的明星袁飞燕，打算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搬进洋房平息谣言。麻、甄二人得知后，又意图扮黑白无常吓疯袁飞燕，但作为特务同伙的方若愚，此时又想要保护女儿。

“最后演变成了特务之间互相吓唬，高大霞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反而把特务吓得要死的情境。所以观众说敌人什么计划都完不成，其实是人物关系决定的。它所生发的喜感不是在挠观众的痒痒肉，而是人物跟随事件把喜感自然而然带进来。即便演得很严肃庄重，出来的效果也会是戏剧的、高级的。这应该是导演、主演们认可这部剧并认真完成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革命斗争向来残酷，即便是自带轻喜幽默气质的《霞光》，深层次也无法掩盖剧作的悲情意味。“谍战大多是讲故事，我们更多的是写人”，郝岩认真说道。在《霞光》中，有被误解、被嘲笑，以“没心没肺”掩盖内心酸楚的高大霞，有不断赎罪、纠结挣扎在亲情与任务之间的方若愚，也有无所依靠、为了所谓的任务，对唯一信任之人痛下杀手的麻苏苏，还有让人爱恨交织、市井气十足的刘曼丽、刘有为等等人物。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孤独、救赎、无奈、挣扎都是这群小人物真实的底色，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不断沉浮，于抉择后走向各自的命运。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带有喜感的一面，但其实每个人物都有悲剧性的一面。比如麻苏苏她活得是很悲哀的，只能信赖一个甄精细，和这个傻子交心。再比如方若愚，他也有家国仇恨、一腔热血，抗日战争时期还救过高大霞的嫂子和弟弟，结果他反而被自己的组织利用，女儿被卖，老婆自杀。剧里的这些人物都不是在演戏，他们的生活就是那样，无论悲喜，都绝非单层的沉郁或跌宕，而是无限接近那个年代的生活本身。”

关于人设：

高大霞不是“高大全”

去精英化，回归生活，以草根高大霞为叙事核心的《霞光》，自创作伊始就从未想要赋予人物“高大全”的人设光环。观众质疑的“降智”，不过是高大霞、麻苏苏、刘曼丽、刘有为、甄精细等人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很多人觉得特工人员都应该绝顶聪明，其实革命队伍中很多人不是智勇双全，武功盖世的。高大霞的人物设定就是这样，因为放火团在历史上更多是实施放火计划，她作为参与者，更多的是一个行动派，一个有实战经验但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么一个接地气的草根人物，她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让她专业起来，反倒是不可理喻。”

而就是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缺乏头脑的高大霞，其出人意料的对事件的处理方式，也常常让傅家庄、方若愚、麻苏苏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乱了手脚。“她是非常直给的”，郝岩解释道。“很多谍战剧都是在藏、在埋，但高大霞不是。她的实战经验，她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她的性格，让她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开展对敌作战，同时还能立竿见影。也正是因为她的轴、一根筋的执着，才能揪住方若愚不放，使敌人的计划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剧中的方若愚、麻苏苏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却屡屡输给了高大霞，你能说高大霞是个傻子吗？”

《霞光》中并无太多人物，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高大霞，无疑成为连接所有角色与情感关系的圆心，“剧里的人物就那么八九个，这也是对观众观剧习惯的一种挑战。但恰恰是人物少的戏才考验剧作，因为人物少，矛盾就必须非常集中。”郝岩补充道。尽管高大霞并不睿智、时常出错且粗枝大叶，但并不意味着她“低能”“坏事”，反而是其大大咧咧的“直给”个性，成为牵制敌人行动的关键。

“高大霞随时牵制着方若愚、麻苏苏，因为高大霞如果出事，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方若愚，所以方若愚不能动她。而麻苏苏和她也有利害的互相牵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麻苏苏可以把高大霞当保护外衣，包括‘大姨’也需要高大霞这个平台来隐蔽下去。”

关于拍摄：

重现当年大连的“盛景”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在人们的惯常印象中，似乎只有上海有着不曾消亡的“罗曼蒂克”，在战争年代依然有活色生香、灯红酒绿的繁华之景。但事实上，当年东北的大连、哈尔滨、长春同样“洋气十足”。

“说到表现上海的谍战剧，对于剧中人西装、旗袍这种穿着打扮，大家都没有异议，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对大连100多年来的历史不了解。”很多观众印象中的东北戏，就应该是大棉袄大棉裤外加狗皮帽子，但一个多世纪前，大连被俄国人叫做“达里尼”的城市真容便显露出来了，一个远东自由港和世界贸易中心的规划便跃然纸上。

尽管那些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归根结底服务于入侵者的别有用心，但来自俄国的规划师和建设者们运用那个时代世界先进的规划理念设计和建造这座港口和城市，并将港口、城市、铁路连为一体，横跨欧亚大陆，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将其纳入全球化视野，在客观上造就了100多年来大连这座城市的基本走向。

而《霞光》所做的，正是尽可能复现与还原当年的“盛景”，比如公安总局，比如宏济大舞台、铁路医院、南山小洋楼，从建筑到穿着，从街景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全都有事实依据，皆根据历史照片进行全景再现。郝岩科普说，1900年前后的大连就有了冲水马桶，1909年前后已经使用上了瓦斯。日俄战争后，俄国人规划的建筑没有完工，日本人便接着规划和建设，所以才有了这个城市建筑上的西洋风格，许多日本人为此来到大连旅游，认为欧式建筑在大连都能见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日本人甚至飘洋过海到大连来购物。由此可见，剧中呈现出来的那些“养眼”的服化道，还真都不是空穴来风。

总而言之，《高大霞的火红年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电视剧，它不仅为观众带来观赏的愉悦，使其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历史，而且，就电视剧创作本身而言，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谍战题材影视的美学框架，为这一影视类型发展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