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关押的日本战犯（日本战犯越狱之后）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建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所)，由于地处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留所，由上海军事法庭的军法官董悌庵上校任代理所长，后由姚开白任所长。当年的1月16日，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内的186名日本战犯(实际在册人数为189人，其中1人保外就医，2人因病住在监狱医院内)全部被移押到江湾。后经国民政府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等部门联合组成的战犯处理委员会第53次常委会讨论，从1947年8月起，上海战犯拘留所升格为国防部战犯监狱，原拘留所的官兵发1个月的薪金，一律遣散。国防部委派陆军少将邹任之为典狱长，另行组建工作班子，其监舍设施也作了扩建。

寒冷夜月黑风高，日战犯越狱脱逃

国防部战犯监狱关押的日本战犯及战犯嫌疑人员较多，涉及面广，其中既有侵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军团长奈良日光中将、第六十师师团长田中勤中将、第六十四师师团长船行正之中将、第六十九师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日本驻中国海军司令官福田良中将等日军高级将领，也有一批军阶较低、但民愤很大的日本军队中下级官兵，如沦陷时期侵华日军驻崇明宪兵队长大庭早志、崇明宪兵队特高课长中野久勇等。

国防部战犯监狱虽然戒备森严，规格很高，典狱长领少将军衔，但在狱政管理、生活卫生方面其实刚刚起步。被押的日本战犯中，不少为未决犯、待审的嫌疑人，他们没有统一的囚服，穿的多是普通衣服，有西装，也有军装。监狱的建筑比提篮桥监狱要差上一大截，战犯监狱大多是平房，四周也没有高高的围墙，只用带刺的铁丝网把监狱围了几圈，四角设了一些岗哨，哨兵每隔一定时间前来换岗。时间一长，站岗的哨兵感到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被关押的战犯已经缴械投降成了死老虎，翻不起大浪，因此思想上放松了警惕，存在到岗不到位的现象，而这些日本战犯却时刻窥视监狱动向，处处寻找监狱管理上的漏洞。

1947年12月14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身穿西装，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离开囚室，窜到没有上锁的监狱工作人员办公室，然后通过办公室的窗口翻窗跳出，用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工具撬开铁丝网，越狱潜逃，去向不明。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老百姓纷纷指责战犯监狱的管理人员严重失责，崇明县的群众更是愤恨不平。

事后查明，那天天气十分寒冷，站岗的卫兵偷懒，躲在避风口，视线正好被挡，中野久勇就是利用这个空隙越狱脱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获悉上海国防部战犯监狱有名在押的日本战犯逃跑，大为震怒，脸色发青，深感手下办事不力，同时怀疑这名日本战犯涉嫌买通看守人员或是行贿了典狱长后才得以逃脱，所以下令将典狱长邹任之撤职查办，解往南京关人监狱，听候军法处治。邹任之被关押了3个月才被放出，因查明日本战犯中野久勇的脱逃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蒋介石命国防部通令各地严加缉查，尽快把中野久勇抓捕归案，又由国防部下令任命孙介君为上海国防部战犯监狱典狱长，王成荃为副典狱长。

阿司匹林惹嫌疑，看守所内避风头

侵华战争期间，中野久勇在担任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之前。曾任江湾新市街宪兵队长，在上海驻扎时间较久，不但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而且能听懂当地方言俗语，又能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中野久勇认为自己三十出头，年富力强，凭本事在上海滩上混日子绰绰有余。越狱后，他直奔市中心的南京路，先把穿在身上的一套西装在旧货商店卖掉，又到九江路的一家小店买了套普通长衫，化装成中国的平头百姓。这一出一进，还余剩了点小钱，他就在附近的小菜馆内饱餐一顿，酒足饭饱后泡了一个小时澡，又让扬州师傅为其捶背揉脚，晚上在小旅馆里睡了个安稳觉。这样一来身上也没剩下多少零钱了，中野结束了一天的“小开”生活，当起了“瘪三”：白天半饥半饱混迹江湖，晚上到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宿上一夜。由于2月份天气还十分寒冷，中野有点感冒，就去药店买了几包粉状的阿司匹林，吃下药粉以后感冒好多了。他想起有位朋友住在嘉定，12月16日就步行到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嘉定。

1947年底，嘉定仍有城墙，城内治安管理比较严格，城门口有警察站岗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身份证。脱逃出狱的中野久勇当然拿不出证件，而且身上还被警察搜查到两包粉状的阿司匹林药粉。那时社会上贩毒、吸毒现象比较普遍，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当局正在打击烟毒犯。警方怀疑中野身上的白色药粉是毒品白粉，怀疑他是一名毒品贩子。中野久勇谎称自己是来到江南经商的广东人，叫王寿章，由于兵荒马乱，证件不慎遗失，身上白色粉末是治感冒的阿司匹林，如果不信可当场化验，但两位警察以其有贩毒嫌疑，将刚从国防部战犯监狱逃出的中野久勇关进了嘉定县的拘留所，一关就是18天。18天中，中野只过了一次堂，因小地方设备不全，办案警察工作粗放，对具体细节不去进行调查，就把“王寿章”以“贩毒嫌疑犯”的身份于1948年1月5日移押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而且一关又是20多天，后来这两包白色的药粉经化验证实不是毒品，确系阿司匹林药粉，中野久勇才消除嫌疑，于1948年2月2日被放出。那时也没有什么行政赔偿制度，中野久勇只好自认倒霉，唯一的好处是避过了“风头”，躲过了30多天军警系统对他的缉查。

谋生计桥头推破车，为小钱争执露身份

1948年2月初，刚从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放出来的中野久勇狼狈不堪，吃喝无着，睡无处所，屋檐下、桥洞口都是他的栖身之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北平、沈阳、济南、徐州、太原、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台北等地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大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中野久勇既不敢显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又不敢以中国难民的身份去登记就业。为了糊口，他利用新春佳节低三下四地当街乞讨，由于机缘不错，讨得了不少零钱，积少成多，中野就利用这笔钱住小旅馆，到菜馆吃小炒，尽情潇洒一回。这笔钱用完以后，他白天又到街头乞讨，晚上睡在屋檐下度日。日久天长，中野感到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到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的桥头给上坡的黄包车、三轮车、塌车、黄鱼车的车夫推车，从中拿点可怜的小费。在旧上海及上海解放初期，有人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俗称“推桥头”。这样，中野就可以维持每天的生活，碰到运气好，有时还略有结余。一天，他花了点小钱买了一套旧衣服、一顶旧“罗宋帽”，样子倒很像中国人，不过一开口，他的口音与地道的上海人相比当然还有一段距离，总有点不伦不类。

再说中野久勇从战犯监狱脱逃后，上海的警察机关接奉缉拿中野的命令后一天也没有安稳过，在车站、码头、机场等主要交通路口派员分头巡查，经30多天的日夜忙碌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连连受到上级部门的训斥。关于中野久勇的出走方向也众说纷纭，有的说去了北方，有的分析他混入日本侨民回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人推测他跑到了苏北解放区，但也有人认为中野久勇哪也没去，就在上海落脚，采用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策略。有关部门就利用上海警察系统、特工系统的力量，派出暗探到上海包括妓院、赌场、夜总会等各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侦查。一天他们接到一名卧底的线报，称越狱逃脱的中野久勇在上海乍浦路桥“推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上海警备司令部采取“智取”的办法，派两名资深干探看熟中野的相片，默记其面容，由其中一人扮成商人，一人装成车夫，使用一辆三轮车默契配合，由乍浦路桥从桥南到桥北，再从桥北到桥南，借机接触观察桥上各种推车人，用“钓鱼”的方法，设下“鱼饵”专等“鱼儿”上钩。

一天下午，他们从桥南过桥北，在桥堍边有个头戴“罗宋帽”、30多岁的人上前为他们推车，其面容与照片上的中野久勇十分相像。当车到桥中，一位乔装打扮的干探故意拿出一张5千元(相当于后来的5毛钱)，要推车者找回3千元，但那人只肯找回2千元，还用上海话回答：“先生，现在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一只大饼也要卖到3千元钱。”此人对话从语音上来说大体可以，但其中大饼的“大”字讲得非常不顺耳，有点怪异，好像外国人在学汉语。

“这个推车人是日本人，就是从监狱里逃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两位于探脑海里同时闪过这一念头，不约而同地利用接回钞票的机会，将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到推车人的手上。1948年2月28日下午，脱逃两个多月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终于落入法网，拘获归案。为防止二次脱逃，这次对他严加看管并将其调押到设备良好的提篮桥监狱。

1948年2月28日，在今虹口区四川北路江湾路的一幢大楼内，上海军事法庭对被捕归案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进行了审判。（来源|《读者报》 作者|徐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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