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回忆当兵的日子（也谈三年工农兵大学生）

作者（左）与当年同室好友宁夏盐池一中特级教师校长侯凤章

杨森林/文

大学第二年——

喜的是——经过无数的抗争，终于搬进了校部，可以直接去图书馆借书，老师也可以大讲先秦两汉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清戏和外国文学；

悲的是——随着高考制度恢复77届进校，校方和有些老师对我们的态度发生直白的变化

当年的宁夏大学校部共有大大小小5座楼。最高的是四层主楼，正面是办公区两侧为教室。另有个三层教学楼和单身宿舍楼，因墙体均为红色，号称“大红楼”、“小红楼”，还有一座拐角楼，是住宿兼办公用的。这四栋楼均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今天保留下来的只有拐角楼，一段时间经粉刷装修后，被挂名为“研究生楼”，现在是后勤集团的办公场所，当年全部住宿女生。唯一属我们自己设计盖起的三层简易楼，专供男生住宿，今天仍然保留。当年我们搬进这里时，楼梯结着厚厚的冰层，根本无法上下楼。我们开始还像在罗家庄一样地找来工具清除了冰层。可没过几天，楼上人提壶打热水洒下的水滴很快又结起了冰层。大伙因此而抢住一楼。但一楼因楼梯上上下下太吵又太脏。唯独三楼安静些，但要上冰层楼梯，麻烦实在不少。

生活上的不便对我们这些生产一线锻炼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不了什么，可官方校方和一些老师的态度，的确使人有些始料不及。

有天上文艺理论课，一位从没给我们上过课的青年教师，刚上讲台就向我们发难：“古人云：‘仕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离开系上快三个月时间，先参与宁夏高考生的作文出题，后来又改高考作文。难道你们不想知道点什么吗？”

他是标准的“红卫兵大学生”，在罗家庄农场教育基地时就听一些老教师讲，他们那批“红卫兵小将”本科毕业面向宁夏边疆，大都分进了中学，唯独他进了大学。他和今天的余秋雨一样，社会上最需要什么他准会来什么：上大学时他是学校重点培养的“才子”；文革开始，他是“大字报”组的骨干成员，分配到大学又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笔杆子。据说，宁夏高校“三来三去”的办学方针，他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原本和前几届“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称兄道弟，此时他又借着批“四人帮”，带头否定了自己参与制定的“三来三去”，在课堂上公开与我们过不去。

他给我们主讲的文艺理论，依然是文革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今天的学子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何为“三突出”，就是在创作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他在课堂并不等同学回答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高考作文判卷中，他看到的一些优秀作文片断。他说有位考生知道自己被“四人帮”耽误，在乡下没能好好坚持复习文化，断定自己考不上大学，但他还是很高兴——为自己能参加高考，坐在考场上的此刻高兴！他看着门外两只鸡在啄食非常感动，公鸡一嘴啄出了一只虫子，用嘴啄着地面，“咕咕咕”地唤着母鸡前来分享……文笔是如此细腻，感情是如此真诚，云云。说着说着，他话锋一转：“这样优秀的人才，被拒在了大学门外，而你们这些没有经过高考就进入大学的人，连‘仕别三只，刮目相看’的常识都不懂吗？”

全班鸦雀无声。他又提高嗓门问：“你们有问题要提出吗？”见大伙没反映，又说：“不提问题的人是最不动脑子的人，最不动脑子的人也就是最愚蠢的人！”

我实在是忍不住，就站起来问到：“请问老师：中国当代作家中，谁的创作成就最大？”

他不加思索：“当然是鲁迅啊，你怎么会提这么愚蠢的问题？”

我也不假思索继续追问：“鲁迅创作过长篇小说吗？”

“他计划过，但没完成。《狂人日记》你应该读过吧？”

我又问：“把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作比较，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点？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他一时语塞。

我是有意塞了他个“烫手山药”：在当时背景下，对鲁迅这样的人物，在课堂上是不便议论的，何况当局是在有意无意间掩盖了鲁迅第一篇小说是受果戈里《狂人日记》影响的历史事实。

他稍加思索后，马上又把“烫手山药”给我扔回来：“这样说来，这位同学是读过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啦？”

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当时还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禁止，我就是读过也不能在班上公开承认。老实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似懂非懂地看长篇小说，当时叫“大字书”。记得看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杨沫的《青春之歌》，看第二部《吕梁英雄传》时，书中写了男女之间的事，尤其看到地主老财和儿媳妇睡觉的细节，怎么也不理解：这么厚的书，怎么能写这么脏的东西？小学五年级开始，停课闹革命，小学的图书馆可以随便进去拿书。我们每天可以用书包往家里偷着背书。中学烧图书时，我们冲过去，一阵好抢，抢回了不少中外名著。初中那几年，我们上半天在学校上课，下半天要回队上劳动，就将书掖进肚子前的裤袋里，一有时间拿出就看，然后互相换着看。古今中外名著、阴阳书、《推背图》、《佛经》，抓起啥书看啥书。那时并不知这是大学中文系要学的功课，此时叫“红卫兵大学生”如此这般挖苦，我不得不捡起这些“武器”开始反击。

我的反击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响应。

有同学提问：“请问，姚雪垠的《李自成》二三卷是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理创作出来的吗？”

“请问老师：您按‘三突出’原则创造过文艺作品吗？如有的话，能让我们欣赏欣赏吗？”

一时课堂气氛活跃。当时想：我们班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但绝非一概而论。政史系主讲逻辑的名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有同学就向他请教了“白马非马”的逻辑问题，名师课后见人就说：“76级中文系学生不简单，对逻辑问题思考许久。”

临下课，我又递给他了个更“烫手山药”：“请问老师——有些人为什么在‘四人帮’猖獗时，经常撰文鼓吹‘四人帮’的文艺理论，并以‘同雪悉’‘共言久’的笔名发表——那笔名的意思是否‘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呢？现在又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一篇一篇写文章批判自己此前发表的理论文章呢——这种自抽嘴巴的行为，是不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呢？”

他脸色大变。正好下课的铃声响起。

他约我到楼下的操场谈谈。

当时我们的学习安排是上半天连上四节课，下午自己看书。正赶上最后一节课，我与他一起下了大红楼，在操场上展开了讨论。

开始有同学围听，我也不点破“有些人”是谁，其他人听不出名堂也就渐渐离去吃午饭了。只有我两心知肚明。我们的谈话由尴尬、戒备，到相通、相融、相知。当然，我们谈了很久，似乎忘记了吃饭。

临分手，他语气诚恳地说：“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读了许多书、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年代，你说说我们还有什么选择？老实说，我上大学主攻的是巴金。为了对巴金研究显得公正，作为老乡，我一次都没当面去拜访过他——我多次有与巴老相识的机会啊！为的就是怕感情的因素影响了我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即便这样，文革开始后，我差点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白专’典型。你也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先从知识分子开刀的?哪一次不要抓5%的反面典型？从你的气质和发展看，你和我是同类人，很可能会是同样的命运。当你重新步入社会，你要想从这5%中划出来，站在95%的一边，你不紧跟、不积极、不否定之否定——行吗？”

我一时语塞……本来还想对他说：“本是天涯沦落人，Q何必打小D……”但一见他厚厚的镜片后双眼已经有些湿润，反倒觉得自己有些咄咄逼人，不近人情了……

是啊，我在农村要是政治上表现不积极、不紧跟，能从知情的人群中推荐出来，到这里上大学吗？

自此，这位年轻教师再也没有为难过我们。直到他1978年考取文革后京城第一批研究生，仍与昔日的工农兵学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一再鼓励我：不管环境多艰苦，你都要坚持报考研究生！并将自己复习考试的体会一一谈给我。

青年教师还好沟通，一些老学究对工农兵学员的厌恶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一位在“上、管、改”中并没怎么受到工农兵学员冲击的老学究，此时被抬出来当了中文系主任，他张口闭口大骂工农兵学员:“要风度没风度，要学识没学识，要水平没水平！”他腆着大大的肚皮（当时因生活水平所限，很少有人会腆着大肚皮），故意做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把谩骂工农兵学员作为一种时尚，后来成了习惯，就连与一些女孩子惹乐，也不忘挖苦“工农兵学员”几句：“你怎么像工农兵学员一样扭扭捏捏放不开？”一位在罗家庄农场鼓动我们“上、管、改”的教师，此时给我们改教古代汉语。讲课以其昏昏，课前没认真备课，考题却出得特难。为了掩盖自己的窘迫，到处说我们跟不上他讲的课程。那位在罗家庄农场认真教我们语法的laoq教师，此时也说我们水平太差。我们截住他，在人多处专门向他请教“一锅饭吃了十个人”主谓宾语到底是哪一个？故意向他请教：饭是怎么吃人的呢？

开始很多同学想不通：这人都这么啦？老学究的儿子不是通过我们工农兵学员活动帮忙才从陕北农村调往银川郊区安排工作的吗？他当时求我们工农兵学员不是说：“从北京下乡到陕北的知青，有背景的人实在太多啦。我孩子已经在陕北呆了六年，在宁夏好容易活动个招工指标过去，老是叫其他人占有。你们工农兵学员人品好，感情纯朴，又有活动能量，精通关系学，也不给老师想想办法啊？”此时怎么如此这般？

我们计划要向老学究请教什么叫“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的词语，慢慢地，我们学会了从更深层次理解这些人的变态——-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历史上的“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庞大的政治机器，如同隆隆开过的压路机一般，一轮又一轮从知识分子身上轧过去，别说脊梁，怕是连筋骨早已被碾得粉碎了。像巴金那样敢于追问自己灵魂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能有几个？而像郭沫若那样善于追风的苟且偷安者，又知多少？对他们，我们再不能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标准来苛求了。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说违心话干违心事，事后捶胸顿足，追悔莫及，当同样的环境条件出现，本是上苍赐予他赎回灵魂的良机，他却旧病复发，变本加厉，助纣为虐，看似像是要乞求人家政治盛宴上的半盏美羹，最后却连一滴冷汁也没能舔到，自己把自己搞得里外上下不是东西！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解，忽然发现自己一下长大了。从此，不管他们怎么羞辱我们，我们从内心反倒对他们充满了同情，甚至是怜悯——当然，这些当时是不能对他们明言的。对他们，我们一贯是以师相待，以德报怨。老学究晚年孤苦伶仃，久病床前不见其子。是他昔日羞辱过的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相互转告，轮流值班，喂水喂饭，问寒问暖，直至送终。每当外地学生前来探望，他总要张开干瘪的大嘴，干嚎半天，哽咽半天，搞得现场的女士们陪了半天眼泪。

正是有了这种以德报怨的境界，我们班的同学毕业后才做出了该有的成绩，并且惠及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班同学的孩子几乎百分之百考上大学，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有清华、北大、中科院本、硕、博高材生，也有留学海外美国的博士后。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和大学当年的老师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我总觉得，人的境界多大，心胸多大，事业就会多大。

从那时开始，我觉得自己的境界和心胸真的大起来了，人也真的成长起来了。对接下来的一系列歧视发难，能够坦然面对。

欢迎77级入学大会上，校方对工农兵学员的歧视态度，再一次公开表露。

那天下午，礼堂餐厅兼会堂的大厅里，校方组织了隆重的迎新大会。校领导一开头讲话就是：“亲爱的新同学们，你们是经过严格考试、严格政审、公开选拔出的一批最优秀的学子，你们也是我学建校史上最优秀的一届学子，不像工农兵学员，不经考试就进入大学，有的还是小学文化程度，把化学符号o读成了鸭蛋……”

话音没完，会场一片嘘声。没有一个招呼，也没有任何串联的准备和举动，现场三分之二的工农兵学员从后到前，拉着椅子纷纷退场。那椅子拉在水泥地上声音特别刺耳，还有的高声大骂：“风派！”“爬虫！”“政治扒手！”“昨天鼓动我们上、管、改，把我们吹上了天；今天把我们踩下了地，把别人吹上了天！”

会场大乱。讲话者的欢迎词还没念完，就被骂声、退场的椅子声和嘘声打断。

77级本来和75级、76级的都是同时代人，又都同在乡下或工矿机关部队共事，相互知根知底。发生这样的事，大伙都感到尴尬。77级中有位以工人诗人的美誉享誉当时宁夏文坛的新生，也参加罢会人流。他边走边大喊：“太没水平啦——太没水平啦！大伙对这样的话题本来就很敏感，大会上这样讲，这不是公开挑拔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嘛！”

他的大喊迎来了一片掌声。

他一时诗兴大发，站上椅子对现场的同学们喊道：“没水平的事情太多啦——我参加高考，按题目要求，写了一首《祖国啊，请摸摸我滚烫的胸膛！》的长诗，抒发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对高考的称赞，对大学的向往，结果没水平的判卷者说我没按散文要求写作，给我了个鸭蛋！”

人群中一片呼喊；“请把诗念出来——”

他果然大声朗诵起自己高考时的诗作。每读一两句就迎来一片喝彩声。最后大伙齐喊：“请把这首诗写出来，贴在礼堂的墙上！”

打晚饭时，礼堂前黑压压围了一层又一层人群，人们争相观赏着用白纸红笔写出的诗作《祖国啊，请摸一摸我滚烫胸膛！》。

这位新生同情工农兵学员的义举很快招来了校方和一些所谓大学者的非议，有人公开讥讽他：“文盲也能写诗！会写几句歪诗出什么风头？把这样的人破格录取，看来是个错误！”

更多的人用这样的语言安慰他：“傻瓜也在上讲台！同样的事件，昨天他在课堂上翻手为云，今天可以覆手为雨！这样的人在讲台上给我们授课，真是时代的耻辱！”

这样的风波还没平息，对我们的惩罚接踵而来：每一门新课刚上完，校方都要对我们进行当堂考试——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也不让我们做任何准备，开堂就是闭卷。一个教室前后四个老师监考，系负责人声嘶力竭地传达着校方的指示：“不许说话，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延长时间!所有考卷当场封存，成绩进入档案。”

第一次考试，班上的及格率不足50%，最高没上80分，最低分没上10分。一时间，我们这班学生程度极差的舆论响遍校园。我注汉语拼音时把q和P写反了，也一时传作新闻：“还说是他们班上学习拔尖的呢，连q和P都区分不开！”

可我真的一点怨言也没有：这不就是我盼望已久的严格的大学学习生活嘛？

这样的学习生活提醒我：每门功课不仅要在开课后学好，还必须在开课前提前预习。开讲《史记》前，校方给我们出的试题中就有“《史记》的编写体例是什么”的考题，全班仅有两个同学回答出“体例”为何物，其中一人就是我。一次，我因故没有上一位老师的第一堂课，这位老师在第二堂课上就说：“我讲课的风格是：凡我讲过的课程、内容和课后思考题，都要在下堂课上提问，并且要作为当时的成绩记录在案。我不管你听没听我的课，我一概一视同仁。”并点名要我第一个回答她上堂所讲的内容。

我站起来故意放大声音一一叙述了她上节课所涉及的内容，并将参考书中看来的一些观点、要点作了补充，并且有意识地试图否定她以阶级斗争为钢，将我国灿烂的文学成果按“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划线。

下课后，挚友L同学告诉我：他看了时间，说我回答老师的提问足足用了十五分钟——不是我回答老师问题，而是我给老师上课做矫正。

但老师并没表扬我（也不可能表扬我），事后也没夸奖我们班学习如何认真。我们从此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发愤”学习的道理。

对这样的学习，我越来越感到兴奋。每门功课学完要是不考，反倒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当时真的渴望考试，渴望被老师提问，渴望写论文，渴望真正的学术争论，更渴望毕业时能够进行论文答辩。

重读了外国的一些文学名著后，我对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雷雨》受了《哈姆雷特》的影响，而当时红极一时的《于无声处》模仿的又是《雷雨》。当我将这样的比较文章写出，班上并没几个人能够共鸣，拿给一些老师去看，也没什么反应。我拿到77级一些同学中传阅，一下找到了知音：彼此间打开的话匣如同放开了的斗渠闸门——我们共同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鉴别，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没在世界上形成影响。这样的讨论甚至是争论，的确受益匪浅。

恢复高考后的77届、78届学生，大都是66、67、68“老三届”高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大学门外的实践中苦等了十年以上时间，的的确确是新中国高校招生中最优秀的两届生源。这本来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是校方在欢迎大会上把工农兵学员作为反面，才发生退会风波。谁都明白：77届、78届基础很好，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前没能及时上大学，有的没有特殊的关系，有的被当时认为有这样那样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政审没能过关。对这些优秀生源，当局考虑到文革的特殊原因，在原招生计划之内，大学又特地开设了“走读班”：学校因住房紧张，不能安排住宿，又不忍心使这些优秀考生失去最后一次上大学机会，特别规定：高考分数突出者，只要本人能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学校就招为“走读生”。中文系因此而由一个班扩为两个班。“走读生”大都是40岁左右拖家带口的老学生。这些人适应能力比我们更为突出：只要有一丁点关系，就死皮赖脸的去找住处。社会上的人们也特别同情他们的遭遇，大都愿意为他们开便之门。我和一些“走读生”因此而常常去化肥厂的单身宿舍过夜，其间还可以在炉子上揪可口的面片改善生活。

生活当时看起来是辛苦的，但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也往往是开心的、愉悦的、长知识的。我的第一篇作品公开发表后，77级“走读班”的一位仁兄约我到他住宿的棉厂宿舍边揪面边交流了他的看法：前部分以静写动，大有品位；后半部还没摆脱“三突出”的影响。并指出：文学创作的感觉极为重要，这是先天带来的东西。你的感觉很特别，坚持下去，定成大器。我的写作能持之以恒，与77级这位仁兄在棉厂单身宿舍一边揪面一边畅谈鼓励，或许不无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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