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文选（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彻底批判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完全接受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才能实现旧中国的救亡图存。支持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低，应当以继承传统礼教为主，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和辩证看待，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五四”前后；五四运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西方文明互鉴；中国传统文化

“五四”前后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围绕中外文化问题进行的一场大讨论。其持续时间之长、争论范围之广表明我国向西方的学习不只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还扩展为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层面。科学和民主从而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这场文化论战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且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提供了重要基础，还为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和重要借鉴。

一、第一次论战：文化差异之争

发生于1915年至1917年间的有关东西文化差异的争论，拉开了“五四”前后文化大论战的帷幕。表面看来东西文化之争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欧美西方文化的比较，其核心则是主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与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并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印度文化虽然有所涉及，但并非主流，论战的焦点仍集中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1915年陈独秀首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文化差异的观点，主张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接受西方先进文化。随后，杜亚泉（笔名伧父）从捍卫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击。从此，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以陈独秀为首的西方文化派的主张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面上来看是文化的地域之分，实际上则是先进与落后之分。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近代文明”时期，是先进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仍旧停留在“古代文明”时期，是落后文化。他还认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1]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还对东西方民族的差异性进行了概括，认为西方文化虽然强调个人利益（不像东方文化那样主张禁欲主义），但在法治框架下可以使人安分守己，是“以小人始，以君子终”[2]。因此，他主张以“近代文明”（西方文化）取代“古代文明”（传统中国和印度文化）。对此，胡适曾这样总结：“东西文化差异是时间上的差异、空间上的一种程度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古今之别。

现在西方已进入近代，而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依然停留在古代文明时代。”[3]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李大钊也作过深入分析：“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4]李大钊认为东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对于文化的先进与否，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观点，也认为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落后的，当时的旧中国应当批判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的变革创新。

以杜亚泉为首的东方文化派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对于传统文化不能批判而要继承。1916年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说：“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即由于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5]也就是说，杜亚泉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是性质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文明程度上的差异，即并不认同陈独秀等人所主张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观点。

而且，杜亚泉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华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契合，更加适合于中国社会；而西方文化生长于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发展进程，未必适用于中国社会。在杜亚泉看来，“文明是社会的生产物。社会文明的发生，就像草木在土地上发芽，草木的种类因土地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就像这样，西洋文明和吾国文明存在差异，是由于西洋和吾国社会以及历史的不同而引起的”[5]。杜亚泉还指出，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着崇尚竞争对抗的特色，西方社会也不如传统中国社会那样和谐，“西洋社会，由多数异民族混合而成。……因此，始终存在着民族间的对抗和战争；吾国民族，虽非纯一，言语风俗亦不相同，然发肤状貌大都相类，不至如欧洲民族间歧异之甚，故相习之久，亦复同化，没有发生西方那种民族间的纷争”[5]。

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杜亚泉更是说，西方文化由于邦国众多，民族差异大，因此其文化是片段的，历史是不完整的；相反，中国文化是值得继承的历经数千年的完整文明。同一时期，钱智修、梁漱溟、梁启超、陈嘉异、章士钊等人也表达了和杜亚泉相似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不适合于中国环境，反而会对传统文化造成破坏。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争论，系统总结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对两种文化的先进与否作了初步论证。从文化差异的分析入手，西方文化派认为这种文化差异体现的正是西方文化与传统封建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别；东方文化派则认为这种差异正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各自具有的独特属性，西方文化未必适应中国社会。这一时期，双方论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人们正确看待东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提供了基础，也为随后的进一步深入论争埋下了伏笔。

二、第二次论战：文化关系之争

发生于1917年至1919年间的第二次文化论战的主题是新旧文化的关系之争。其中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主张“破旧立新”（因为传统文化是古代文明，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是新文化），而支持东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则主张“新旧调和”。

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主张“破旧立新”或“弃旧图新”。陈独秀强烈反对“新旧调和”的主张，在他看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6]，要想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对于传统文化就只能予以坚决批判。汪淑潜也认为，新旧两种文化的性质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那种主张两者调和的思想是荒谬的。

他甚至认为新旧两种文化水火不容，“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7]。李大钊是较早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当时，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西方文化之一种），他在1919年《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用唯物主义观点对新旧文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指出，“新道德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

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8]。在李大钊看来，文化或思想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进步的，经济基础是文化等上层建筑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由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落后的小农经济，因此传统文化必然比产生于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落后，只有破除传统旧文化、接受西方新文化，才能实现旧中国的救亡图存。对于文化保守论者一直强调的圣贤之说，李大钊这样评判：“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8]李大钊运用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论战的最高水平。

支持东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主张“新旧调和”。1919年，杜亚泉在《新旧思想折衷》一文中提出：“盖新旧二字，本从时间之观念发生，其间自含有时代关系……然以时代关系言之……吾人今日之所论者，则又为现时代新旧思想之折衷。”[9]在他看来，文化的新旧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事件的发生对于文化新旧或先进与否的影响各不相同，绝对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文化等同于“新”，而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旧”。

何况，由于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世界大战的产生，也暴露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所以不能将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差异简单等同起来，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新旧调和”，而不是一味“破旧立新”。蒋梦麟在1919年《新旧与调和》一文中对杜亚泉的思想表示赞同，并认为新旧调和代表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新旧文化间的激烈冲突和相互否定不是主流。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支持新旧调和的思想，他指出，“世间万物，不论进化到任何阶段，都是新旧杂糅的，新旧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即新即旧，不可端倪”[10]。

在章士钊看来，新旧时代或新旧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新旧的转换或变化是一个过程，没有清晰的界限。宇宙万物都是这样，新旧交替都呈现出一种渐进的过程，断然没有新旧截然不同的道理，因此他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10]。东方文化派成员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赞成“新旧调和”。在他们看来，没有旧文化（旧时代），就绝不可能有新文化（新时代）；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保旧”，就一定做不到“迎新”。因此，对于当时的旧中国来说，只能在保旧（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逐渐改善，以做到新旧文化的逐步调和与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经过第一阶段的论战之后，西方文化相对于传统封建文化的先进性基本上得到了公认，由此在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如何学习西方文化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支持西方文化者认为必须要彻底批判传统文化，而文化保守者则主张新旧（中西）文化的调和，以图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嫁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派秉承的核心观点是新胜于旧，必须彻底革除旧文化，才能将新文化生发出来。东方文化派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并非一定是新的、先进的文化，而且任何一个社会的新旧变革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绝不存在完全摈弃旧文化而破旧立新，因此新旧文化的调和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方式。这为东西文化关系的论战开启了民智，也为后期有识之士探索近代中国的出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

三、第三次论战：文化出路之争

发生于1919年至1921年间的文化论战较之前影响更大。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空前地激发起知识分子探索旧中国救亡图存道路的热情，论战双方的焦点由此转移到未来中国的道路究竟要怎么走的问题。从文化角度来说，就是如何找到服务于救亡图存大业的文化出路问题。

支持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利用西方文化之精华代替传统文化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陈独秀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1]常燕生在1920年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也说，“就是我们大家要晓得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12]。

在西方文化派诸多学者看来，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的、民主的，固然也有其自身弊端，但这些弊端的克服有待于时日，绝不是回到传统中国文化的陈旧窠臼里面去。因此对于当时中国的出路来说，只有革旧立新才能实现救亡图存。这一时期，开始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13] 570因此，对于中国的出路来说，“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13] 564。

在瞿秋白看来，不仅要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来革除传统中国的封建旧文化，而且还要进一步革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才是新文化的出路，才能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这时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并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当借鉴俄国的经验，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道路”。这表明，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弘扬，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事实也证明，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促使近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支持东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这实际上仍旧是“新旧调和”论的思想，只不过其更加强调以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学习或统摄西方文化。杜亚泉一直主张，“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面统整吾国固有文明之长。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国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14]，他相信，“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14]。这基本上代表了东方文化派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缺陷，但是只要加以改善（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就能够成为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的救世良方。梁启超的观点与此类似。

他在1920年《欧游心影录》一文中指出，“首先要人尊重爱护的却是中国封建礼教传统文化；其次是兼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再次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吾国文明，拿我国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13] 373-374。作为一个曾经到欧洲考察过的知识分子来说，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有的优势，因此首先要继承封建礼教传统文化，然后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来完善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以完善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补助西洋文明”。

钱智修也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不能一味吹捧西方文化，甚至为了学习西方文化而全面废除本国文化（甚至废除汉字），这肯定是不妥当的，正如他所说，“又其甚者，则欲废本国文字而用英语或世界语，以为可歼除旧学之根株，容纳世界之新学，是不惟吾国旧学不能因其与欧、美世系不同，遽科以族灭之刑，即以容纳新学论，亦未为得当”[13] 53-54。陈嘉异则认为东方文化能够融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综上可见，关于文化出路之争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出路问题，因此论战双方争论得更为激烈，论述也更为深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礼教固然有其弊端，但与中国社会更为契合，而且相对于日益暴露出缺陷的西方文化来说也有其自身优势，因此应当以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完善为主，以西方文化的借鉴为辅。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是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根本不足以拯救时局，只有彻底转向西方文化才是唯一出路。这一时期，李大钊、瞿秋白等知识分子已经逐步意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四、当代启示：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正确看待

回顾“五四”前后的三次文化大论战，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争论的东西文化差异性、东西文化的应然关系、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在当今中国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改革开放40年多后的今天，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争论仍然存在。因此，一个世纪前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对于当今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或启示意义。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今中国的“西方文化”概念主要指欧美国家的价值观，而不是如“五四”期间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涉及到指导思想问题，当代中国，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辩证看待中西方文化。“五四”时期大论战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老一辈革命者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文化大论战中逐渐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广泛的深刻影响，从而为近代中国最终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让我们的立场正确，才能客观看待和正确评价东西文化的差异性，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我们要采取扬弃的继承态度，即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宜时代的部分则要坚决摈弃。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5]因此在当代中国，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对于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五四”期间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有清醒认识，他们激烈反对的焦点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李大钊曾这样说：“孔子于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6]看起来李大钊是在批判孔子，但实际上批判的并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历代封建帝王将孔子视为维护统治的不可置疑的权威偶像，抨击的是封建专制的政治灵魂。

因此，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正如陈独秀所说：“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17]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态度上，我们应当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五四”期间东方文化派的一些观点确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一味维护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就只能陷入阻碍历史前进的守旧窠臼。杜亚泉、梁启超等人对于东西文化的比较及其优劣长短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出于封建保守的意图，不敢接受新思想、只想维护传统封建礼教的做法却是违背时代发展趋势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和制度的变化，抱残守旧就只能遭到历史的遗弃（“五四”以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守旧就无法创新，就会拒绝科学、民主等先进理念的传播，就会拒绝倡导激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无法进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要摈弃封建礼教等糟粕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不简单复古也不盲目排外，而是在吸收中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就西方文化而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辩证看待。对于西方文化的先进元素（如科学、民主等）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元素（如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我们需要批判性看待。而且在文化的相互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度。如果说100年前，我们需要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那么100年后，已经实现科学和民主的当代中国则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警惕其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价值理念的输入。

由于中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这一点李大钊、杜亚泉等人都有着深刻认识），因此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看待。只有那些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元素才能加以学习和利用；那些只适合西方国家而不适合我国实际的元素，以及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消极因素，则只能将其作为借鉴和批判的对象。至于当代欧美国家刻意宣传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价值观与理念，我们则要坚决加以抵制。

综上所述，“五四”期间的文化大论战时至今日仍旧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如何正确看待东西方文化是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其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既要学习其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也要警惕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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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读书杂志,1923,(8).

[3]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青年杂志,1915,(1).

[4]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J].新青年,1918,(5).

[5] 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1916,(13).

[6]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J].新青年,1919,(7).

[7] 汪淑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1).

[8]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J].新潮,1919,(2).

[9] 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J].东方杂志,1919,(16).

[10]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J].东方杂志,1919,(16).

[11]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1918,(5).

[12] 常燕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J].国民,1920,(2).

[13] 陈松.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4] 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15).

[1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1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原文引用：徐绮蔚，张传有.“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及其当代启示,2022,（05）：14-20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5期

作者：徐绮蔚（2001-），女，湖北蕲春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学生；张传有（1947-），男，浙江鄞州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责编：李利林，朱苗苗、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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