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太原人（作为山西人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何格外偏爱）

前言：古代时常称崤山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为“山东”，以西的关陇等地区为“山西”。这两个地方自打战国时期起就很不对付，比如秦国与关东六国之争、楚汉之争、吴楚七国之乱、董卓与关东诸侯之争、西魏和东魏之争、北周和北齐之争。“山西”势力常常以武力来征服“山东”，“山东”又时不时挑战“山西”的地位，“山东”势力自诩华夏衣冠所在，瞧不上“山西”势力，可又总打不过“山西”势力。

作为“山西”势力代表的李唐集团，在立国之初继续沿袭前朝的做法，习惯于重用“山西”人才。然而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山东”人跻身于朝堂，为“贞观之治”贡献了巨大力量。按理来说，作为“山西”人的李世民应该偏向“山西”人才对，为何李世民反而会偏爱“山东”人呢？

“山西”和“山东”

1、打天下，积战功

隋朝末年，天下沸腾，众多豪杰纷纷登上历史大舞台。隋炀帝的表哥—唐国公李渊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宗旨，也在这股大潮之中当了“弄潮儿”，他让长子李建成到“山东”西部的河东地区招揽豪杰，待做足准备工作后，于大业十三年七月正式起兵，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攻入长安，立杨广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借助隋室的影响力快速控制关中。

杨广遇害之后，关中已然被李渊牢牢控制，于是李渊迫使杨侑禅位于他，正式建立唐朝。彼时“山东”有王世充和窦建德等实力雄厚之辈，如果李唐安于现状，坐视“山东”诸侯不断壮大，必然不能长久。大家都是不甘人后的风云人物，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逻辑，大家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隋朝末年的群雄割据

李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频频派军事才能卓越的李世民率军东出，至于为何不派李建成，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李渊在这里面不仅考虑到国祚初立，需要自己的儿子们在多个方向共同努力，还有李世民比李建成会打仗，两个儿子之间的“平衡”等等。李世民打小就志向远大，建立一番功业的心思很是浓郁，得此机会，自然想着好好表现一番。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李世民如果和整个“山东”集团单挑，肯定是鸡蛋碰石头的结局，故而李世民选择了一手萝卜，一手大棒的策略，通过招抚和战争的双重手段来攻略“山东”。期间，李世民十分注重吸纳“山东”豪杰，比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秦琼、徐世绩、程知节和尉迟恭，还有英勇善战的刘师立和李君羡等人，史载“秦王左右多是东人”。李世民在这些“山东”豪杰的鼎力支持下，取得了赫赫战功。

李世民在“山东”的巅峰之战

2、内部斗争的需要

随着李唐的对外战争形势不断转好，李世民的战功不断增加，“功盖天下，中外归心”的秦王李世民和“无大功以镇服海内”的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两人从暗斗转为明斗，逐渐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期间，两人为了增加各自的胜算，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山东”豪杰上面。适逢刘黑闼之乱，魏征建议李建成主动请缨平乱，其目的不光是提高李建成的威望，还有“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的考虑。

李世民从来都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人，李建成越这么搞，李世民就越不示弱，他把早前隋炀帝兴建的东都洛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派自己的亲信张亮（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到洛阳去招揽“山东豪杰”，正所谓“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一旦形势不利，李世民可以退居洛阳，靠着“山东”豪杰的支持来和李建成做长期斗争。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武德九年，突厥人犯边，李建成为了不让李世民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让李渊派齐王李元吉率军出征，同时计划将秦王府的悍将们调往前线，好让自己能够趁虚而入。有鉴于情势危急，李世民在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下，果断地搞了一出“玄武门之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铺平了自己的上位之路。如果将双方实力限于长安城中，李世民是比不上李建成的。

李世民能够以弱胜强的关建所在，在于他充分发挥了“山东豪杰”的力量，比如负责玄武门守备的常何就是“山东”人，李世民如果不是取得了他的支持，断然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让李建成中埋伏。此外，负责围殴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尉迟恭，负责抵御东宫和齐王府下属军队的张公谨，也都是“山东”人。陈寅恪先生曾对此事进行过总结，在他看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得到的“山东”豪杰之助力，比其经历的任何战事都多。

玄武门之变

1、“山东”形势复杂

皇帝和皇子的格局肯定不同，皇帝需要着眼于全局，而皇子是死盯着皇位。李世民刚登基时，“山东”局势相当不稳定。其一，李建成在“山东”的支持者很多；其二，隋朝末年的大风暴是从“山东”开始刮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的党羽逃到“山东”，四处煽风点火，“山东”地区可谓是暗潮汹涌，李世民如若不能妥善解决此问题，必将影响自己的统治力。

李世民使出的第一招是重用东宫旧臣—魏征，让他宣慰“山东”，授予其“便宜从事”的权力。这一招的高明之处有二：其一，重用魏征可以向李建成的那些支持者传达友好的信息；其二，魏征是地道的“山东”人，与“山东”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山东”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当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之乱时，正是在魏征的建议下，“获俘皆抚遣之”，方才收获了“山东”人的好感。

李世民重用魏征

魏征在“山东”坚持贯彻执行李世民的“宽大”政策，对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人多加安抚，帮助李世民在“山东”树立起了“仁义”之名，为李世民凝聚了民心，赢得了“山东”诸多豪杰的广泛支持。李世民的第二招是重用“山东”人才，一来是让“山东”对唐朝更有归属感，比如贞观朝新拔擢的22名宰相中有一半是“山东”人，考虑到李唐皇室的出身，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偏爱了。

二来是以“山东”人治“山东”，使“山东”的经济资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唐朝。唐朝初期施行“租庸调制”，“租”即以粮食作田租。“庸”即劳役，年满二十岁的“成年人”每年需按要求服役二十天，如有需要，可通过缴纳绢布来免役。“调”即户税，百姓们需以家庭为单位每年向官府奉上一定数量的绢、绫和缍等丝织品。“山东”人口多，粮食产量高，盛产布匹，其经济实力比关陇地区要强很多，是唐朝的经济重地。

“山东”的生产条件远好于“山西”

2、“关陇集团”的文治能力较弱

众所周知，隋唐皇室均出自于关陇集团，其中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关陇集团初建时的大股东之一。想当初宇文泰为了凝聚关陇力量，广募关陇豪族，推行府兵制，一手打造出了强横无匹的关陇集团，可以说关陇集团天生是为军事而生。然而自古文武不两立，文臣觉得武将头脑简单、比较粗鄙，武将认为文臣心思太多，不够果断。关陇集团既然走的是从武之路，则必然在文化上有所短板。

关陇集团虽说时不时也出一些文武兼备的人才，但是经过西魏、北周和隋唐四代王朝的皇权之争，内部损耗严重，再加上疆域不断扩大，人才需求量激增，故而唐朝初期的关陇集团出现了人才不够用的情况，其中尤其缺少懂得文学治道、以文治国的文臣。相较而言，“山东”地区则文才济济，从两汉到隋唐一直都是文化昌盛之地，就拿唐朝时期的“五姓七望”来说，其中“六望”都是“山东”人。

五姓七望

关陇地区向来是汉胡杂处，民风彪悍，与游牧文明之间也没有太大的缓冲空间，且盛产战马，因而是武将的高产地。“山东”地区自打先秦时期起就是中原腹地，且其地势平坦，土壤优质，域内的华北平原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公里，是关中平原的7.8倍，农耕文明的属性远高于关中地区。再加上自西汉之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和北齐等王朝均定都于“山东”地区，“山东”在文化上的发展自然比关陇地区强。

李世民作为一个颇有抱负的皇帝，不管是从人才需求，还是从兼容并蓄的角度来说，断然不会弃“山东”人才而不顾。不过李世民也不是什么“山东”人都用，比起“山东”高门子弟来说，他更偏爱“山东”寒门子弟，毕竟那些高门的影响力着实太大了些，他不可能去做饮鸩止渴的事情。另外，“山东”寒门子弟不像高门子弟那样喜欢结党，他们习惯孤立进取，让李世民用着放心，比如魏征和张行成等人。

张行成画像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重用“山东”人并非从个人喜好出发，而是从自己需求出发的行为。无论是对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皇帝来说，都需要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尽可能地兼顾到每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尽力控制和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比如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事件。

“山东”有李世民需要的人才和经济资源，且“山东”与“山西”在唐朝之前长期不和，李世民如果继续偏重“山西”人才，那么唐朝的稳定性必然受到影响，好在李世民及时调整了策略，大力扶持“山东”寒门子弟，打造出了一个以开放和包容著称的贞观盛世。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大唐创业起居注》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