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欣赏才可以相互进步（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批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从当地的《华侨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朱毛的片段》，该文引用了一首毛主席的视作和三首朱老总的诗作。

出于文人的习惯， 胡适认真阅读、点评了这三首诗。随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议论道：“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可真怪！”

这并不是胡适唯一一次在点评毛主席的诗词时“阴阳怪气”，1959年写《自由与容忍》一文时刚好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十九首》，他在日记中吐槽道：“这本小书由所谓‘文物出版社’出版，真有点肉麻！”

不久后他又抄录了毛主席《游仙（赠李淑一）》一词，评价道：“没有一句通的！”从韵脚上来说，毛主席这首词的确没有完全押韵，但由此而说“没有一句通的”显然有失偏颇。

毛主席与李淑一同志

这还不是最挑剔的说法。1960年8月，著名学者何炳隶来到胡适在纽约的住所拜访他，两人谈到了何炳隶两年前翻译的毛主席两首《沁园春》词，胡适非常夸张地说：“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

何炳隶一向盛赞毛主席在诗词方面的才华，闻言十分气愤，就毛主席词中的修辞、气魄、意境等与胡适展开了一番争论。

双方均没有办法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何炳隶一气之下问道：“为什么对毛主席的诗词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辩解两句后，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胡适并不是一个全然刻薄的文人，但他后期在评价毛主席的诗词中尽显自己的尖酸刻薄，这其中掺杂了浓浓的政治原因。

如果有了解过这两人生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早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两人还是相互欣赏的状态。后来，毛主席与胡适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两人在政治方面相持不下，最终走向了决裂。

胡适

尽管后期毛主席也并不欣赏胡适的思想，批判他的固执，但主席十分坦诚地说：“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

的确，没有人能够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1917年胡适结束在美国的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文科教授，随后与陈独秀先生一起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这些文章如沉闷夜空中的雷声，震醒了许多囿于陈旧枷锁中的青年学生。

1918年秋天，24岁的毛主席走进了北大的校园，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名助理员。从湖南来到北京，他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有了更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毛主席会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就是毛主席经常会旁听的课程。

毛主席

那个时候的毛主席对胡适是抱有敬佩之心的。多年后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对埃德加·斯诺说道：“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留美归国的胡适当时积极宣扬实验主义哲学，即实用主义，他强调一切学说必须解决社会人生切要问题，大胆提倡怀疑，提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一切对于青年的毛主席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最令青年时期的他心动的是，胡适成功将实用主义这个“舶来品”全盘中国化了，他用实用主义阐述了顾炎武、戴震等很多毛主席十分尊崇的先贤的思想，并将“实事求是”用在了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中，包括史学、红学等等。

1919年6月陈独秀先生不幸被捕，胡适接办了《每周评论》，他表示自己“忍不住要谈政治了”，由此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陈独秀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兴趣，其中的观点也是他十分支持的，他当时甚至立刻开始着手准备组织“问题研究会”。虽然最后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但足以证明当时毛主席对胡适是十分推崇的。

虽然没有办成“问题要就会”，毛主席还是在长沙组织了一所“文化书社”，在他销售的书籍中有一些被列为重点书籍，其中就有胡适的《尝试集》，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以及胡适老师杜威的著作等。

在自己未来的岳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毛主席专门拜访了胡适，向他请教和讨论了许多新文化新思潮的问题。

在后来毛主席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过自己当时不想去法国留学，并就此事咨询过胡适的意见。胡适赞同了他不迷信留学的观点，还就此发表了一篇《非留学篇》。

杨昌济

毛主席离开北京之前曾专程拜访胡适，希望他能够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此后胡适的确对湖南地区的学生运动情况多了许多关心，在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他提到：“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就是毛主席主办的，胡适评价这本杂志：“长处似乎是在议论一方面。”

作为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大家，能够得到胡适评论的刊物相当于做了最好的宣传，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多关注，产生更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与胡适两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由于当时社会地位的不同，虽然仅仅比胡适小两岁，毛主席还是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学生”的位置，向胡适学习了很多的新思想，并且很敬重他的为人。

胡适也看到了毛主席作为一个新锐的年轻人改变这个国家现状的努力，在很多方面给了他必要的支持。

1919年，毛主席在长沙

两人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毛主席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之时。

曾经留学美国的胡适，对于“自由”地推崇到了一个极点，可以说他将“自由”视作了毕生追求。

时至如今，“自由”仍然是资本主义给自己粉刷的门面，尽管我们都已经看到无论在什么社会中都有许许多多的不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

但当时的胡适没有看清这一点，他盲目地推崇西式自由，并因此而反对马列主义。

胡适信奉进化论和改良主义，认为可以通过西方的议会选举制度让国家达到平衡与发展。但胡适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认定走“美式道路”的国民党是国家正统，但他反对一党专制和独裁。为了“自由”他不愿意参加政府，希望以“自由人”的身份保持独立和批评的自由。

胡适

毛主席的思想则在这一阶段超越了实用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毛主席并不意味着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就是要与胡适决裂，在1923年4月10日他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将胡适划分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胡适的确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他只是一个异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929年3月至8月，胡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客。

从3月26日发文指斥上海市代表陈德征“以党代法”开始，5月他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国民党政客践踏人权，这篇文章自然是被封了，国民党当局也对胡适进行了警告。

但胡适丝毫不管，他继续出版《人权论集》，其中对当时的国民党主要人物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等人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正如毛主席所说，胡适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抱有善意，而是因为他同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热爱这个国家。

胡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适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派前往民国从事民间外交，后来又担任“书生大使”，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劝说美国对日制裁、对华援助，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为国民党工作多年的胡适再也洗不掉自己身上的政治色彩。1945年3月美国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就曾经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规劝与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劝他们“放下武器，单纯从事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此时毛主席与胡适虽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还称不上决裂。1946年7月国民党参政会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伯均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主席还特别通过胡适的好朋友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问好。

胡适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接到问好后回复了一篇三百余字的电报。只是其中除了“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以外，基本复制了与董必武的谈话，规劝毛主席“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傅斯年（左）与胡适

他还举了美国的例子称美国的民主党在第四届的时候就通过选举取得了政权。

胡适这种态度的回应与傅斯年的转达是有关系的。傅斯年在延安与毛主席畅谈了一整夜，两人谈到了北大时期的旧事，谈到了中国的前途，但傅斯年认为毛主席的个人权威和政治态度“咄咄逼人”，与他和胡适所认同的“自由民主思想”相悖。

因而在转达问好的时候，傅斯年一同转达了一个印象：毛主席欲与蒋介石争雄。

胡适的出发点是好的。如今外敌已经不再，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他认为正确的“西式民主”道路，希望国内能够和平。

胡适

但胡适也是不接地气的，他忽略了多年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忽略了国民党内部还有许多高官将共产党人称为“赤匪”，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忽略了一旦中国共产党人放下枪杆子，就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

这封电报到达国内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会谈”，并在会谈中感受到了蒋介石满满的“诚意”。

因而对于胡适这篇一厢情愿规劝的电报，毛主席并没有回复。或许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怎样回复这样一篇明明充满善意，却丝毫不实用的电报吧。

这件事被胡适牢记在了心里，后来他给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一书作序时，还特别提到自己这封电报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胡适（后排左一）与司徒雷登（前排左一）

没有回复一封电报，并不意味着毛主席不重视胡适，不感念与胡适曾经的相处。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多次争取胡适。

1947年陈毅元帅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口头报告时提到这么一句话：“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

就在胜负之势已经确定时，毛主席还是托一名曾经是胡适学生的地下党员转达自己的意见：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长。

不过胡适最终还是选择了国民党。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始终没有迈入国民党中心层执政，而是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符号受到国民党许多高层的的照顾，所以胡适一直没有看清国民党腐败贪污和的内核，以及蒋介石的真实面貌。

他始终觉得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更接近他的“自由民主思想”。

胡适与蒋介石

1945年9月6日，也就是日本刚刚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也是两党之争从暗处渐渐挑明的敏感时期，胡适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命担任北大校长，这成为了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桥梁。

1946年11月，他又不顾众人反对出席了所谓的“国大”，主持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为蒋介石政府的“民主”捧场。

1948年11月20日，在内战已经开始的时候，胡适开始为国民党的行为背书，在北平傅作义的华北“剿总”讲演上夸夸其谈，将国民党的内战比作“圣战”，将国民党说成是“民主、自由、平等”的一方，污蔑中共是“集权、恐怖、残忍”的一方。使用这种说法，已经意味着胡适彻底割裂了自己与毛主席曾经的友谊了。

曾经坚持要“自由”，要“独立”，不涉足政治的胡适，已经逐步深陷国民党的政治泥潭中，再也无法拔出自己的双腿。

胡适

即便后来很多人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依然对他留有善意，他也坚决表示：“不信这一套！”最终，他还是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于1948年底飞到了南京，又于1949年3月只身前往美国。

前往美国的胡适依然没有停下自己对政治的参与，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他依然用“自由”、“民主”等作为说法，极力诋毁新中国，诋毁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自己对蒋介石的支持。

这一点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胡适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是国内文学界的标杆，在许多学子心目中都是偶像、模范一般的存在。任由他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不批判、不反抗，很难维持这个刚刚成立的政权的稳定。

最开始，中共方面对胡适的批判还是有限度的，是友好的。1950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劝胡适正视现实、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人民服务。

陈垣

这样的措辞已经尽显我们的努力，但胡适出于自己反共的动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题目中就写道“共产党的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这样顽固不化的思想，这样猛烈而又没有根据的攻击，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知道，胡适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了。

9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刊登了胡适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最后一段他写道，自己明确了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称“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微不足道。”最后，思杜宣布脱离父子关系。

胡适的形象一瞬间变得很狼狈，被儿子单方面断绝关系的父亲，这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化中都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思杜（后排左一）

这只是大陆清除胡适思想毒瘤的第一步，自此开始，“批胡”运动有计划地逐步展开。

1951年开学后，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率先开始“讨论胡适思想问题”，随后胡适的许多朋友、学生公开表示接受马列主义，并带头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学界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一事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在10月16日这一天就此事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批判道：“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起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就此，“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开始了。

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中国想要发展自己的学术体系，就必须先打到过去已经“称霸”三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

毛主席

“批胡”不是针对胡适，只是因为胡适是这一派的标杆，所以必须批判他曾经从源头上解决这一派的问题。

此时的胡适正在为国民党的文化发展殚精竭虑。1949年他去往美国后，仍旧在国民党任职。1954年2月18日，为了参加“国民大会”二次会议他返回了台湾，代表大会向蒋介石致送“连任证书”。随后他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本论文集，名为《胡适思想批判》，当时在美国的胡适搜集了这八本书，一一认真做了批注。

回到台湾后他开始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等主张，作为台湾“中研院”院长为台湾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胡适

“批胡”运动在1957年走到了尾声。此后毛主席仍向胡适释放了善意，他委托旅居你那样的作家曹聚仁给胡适写信。

曹聚仁并没有劝胡适接受共产主义，而是劝他回国看一看，特别是到北京、上海等地看一看，还表示自己“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胡适则依然不改自己的“初心”，他批评曹聚仁为“妄人”，说他虽然称“胡适之是他的朋友”，自己却没有见过此人。

他在信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还将此信转交给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

在对共产主义固执的反对中，胡适的生命也走到了最后一阶段。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点半，胡适主持欢迎台湾“中研院”新院士的酒席会上心脏病猝发而死，享年71岁。

胡适

直到去世，他也没有一丝一毫改变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丝一毫想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弱势中崛起，战胜他认为“正确”的国民党。

胡适去世后，毛主席还时常能想起这个人，并多次在讲话中提起他。或许是因为早年胡适的贡献，毛主席对胡适很宽容，后来提起他的时候也是批判得少、赞扬得多。

例如1964年谈论红学的时候，毛主席认为比对蔡元培的观点，还是胡适的观点比较对一点。

尽管后来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大陆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批胡”运动，毛主席仍然不忘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功臣。

他曾经说过：“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毛主席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名誉早已恢复，人们肯定他对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贡献，同时也批判他盲目地“自由”、“民主”，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

从朋友，到分道扬镳，再到最后堪称“决裂”，毛主席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关系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期间胡适哪怕有一次表现出迷途知返，有一次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善意，都不至于发展到决裂的程度。

而即便是他始终坚持用最极端的文字批判共产主义，批判新中国，如今的中国也给了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知胡适若有知，会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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