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与白教有什么区别（黄教为何会导致草原瘟疫肆虐）

网上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清朝统治者利用“黄教”弱化蒙古，包括笔者在内也曾这样认为。然而由于近期疫情肆虐，我们搜集了很多关于疾病的资料，意外发现清政府很有可能被冤枉了，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搞明白宗教与政权、病毒之间的关系。

​首先一点，黄教是蒙古民族自己的选择，并非清朝强制推广的结果。况且蒙古本土的萨满教是一种落后的原始宗教，黄教的到来为蒙古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噶尔丹利用自己温萨活佛的身份，建立起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就足以说明佛教与蒙古衰败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导致蒙古弱化的根本原因：一是火器的出现，蒙古骑射不再独步天下；二是蒙古为瘟疫所困扰，准噶尔汗国就是因为爆发“天花”，而人口锐减。火器的威力不言而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信奉黄教后，蒙古爆发瘟疫的概率会大幅度提高。

​“黄教”即藏传佛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喇嘛教”的格鲁教派，因僧人佩戴黄色帽子而得名。黄教传入前，蒙古人信仰“万物皆有灵性”的萨满教，萨满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有沟通鬼神，祭祀、看病、占卜等职能，在牧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建立后，萨满教进入了鼎盛时期。大汗在决策重大事件时都要问卜于萨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蒙古政局。正式因为具有超人的权力，为铁木真命名“成吉思汗”的宗教领袖阔阔出有了控制皇室的野心。

阔阔出假借长生天的名义，挑拨成吉思汗兄弟们的感情，不过很快被识破。成吉思汗以“天不爱他”为由将其处死。在君权和神权的对抗中，失利的萨满教从此跌落神坛，为其他宗教进入蒙古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王子释迦摩尼创建了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经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与本地原始宗教——苯教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雪域特色的藏传佛教。

十三世纪蒙古崛起后，蒙藏精英阶层的频繁会晤使得佛教在蒙元高层广为流传，但并未渗透至普通牧民。北元灭亡后，蒙藏之间的联系被明朝彻底断绝，佛教一度在草原消失。

明朝嘉庆年间，俺答汗带领蒙古重新崛起，并向西控制了青海地区。为了实现青海、西藏以及蒙古的稳定，俺答汗求助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

​俺答汗册封了黄教领袖索南嘉措一个蒙古语“智慧如大海”的称号，索南嘉措自称为“三世”，寓意是师爷、师傅的转世。作为回报，索南嘉措也利用宗教影响力宣扬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转世。

“弱肉强食”是草原一贯的生存法则，以往大汗一旦老去就会面临来自儿子、兄弟们的挑战与威胁。俺答汗正是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转世的身份，从而成为少数几个得以寿终正寝的大汗。

在俺答汗的带动下，蒙古诸汗、部落首领无不对喇嘛敬若神明，甚至送儿子出家，以求获取崇高的宗教身份，所以才有了“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的说法。

​黄教为蒙古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废除了萨满教殉葬、血祭等需要消耗大量财物、牛羊的落后制度，因而深得牧民的青睐。到了明朝末期，佛教已经渗透进蒙古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

蒙古皈依佛教后，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牧民，每年都会向寺庙布施大量钱财，使得牧区财富畸形地集中在僧人手中。统治阶层为巩固地位频繁入藏熬茶，又使得大量钱财流入西藏，进一步加剧了牧民的负担。不过与病毒相比，贫穷也算不上什么苦难。

在抵抗病毒方面，游牧民族有着天然的优势。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正是由蒙古军队传向西方的，黑死病致使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但蒙古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并非蒙古人抵抗力强，而是游民经济挽救了他们。

​畜牧业是一种粗放的经济体，需要大量草场资源做支持，牧民与牧民之间形成了天然的隔离带。即便一户牧民不幸感染病毒，也很难将其传播给其他牧民。然而黄教进入牧区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为了方便礼佛，牧民通常会选择在寺庙周围居住，寺庙周围也逐渐发展出了集市，最终成为城市。首先，生活趋向于定居，人地矛盾开始显现，草场被过度放牧。部族与部族之间经常因水草爆发矛盾，无尽的内讧让蒙古实力大损。

其次，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中原王朝很难将其主力围歼。汉武帝倾全国之力也仅重创匈奴，而匈奴北遁后，仅几十年的时间又再次成为汉朝的威胁。皈依佛教后，财富集中在寺庙，迁徙就成了一种奢望。乾隆仅拿下准噶尔汗国的老巢伊犁，就彻底平定了叛乱。老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用在这里非常恰当。

​最后，除了宗教职能，寺庙还承担着医疗的社会职能，所以寺庙流通的不仅是知识、信息，还有病毒。牧民间的交流变得密集，卫生习惯却又不远如定居民族，瘟疫一旦爆发，后果不堪想象。清末时，连蒙古地位最显赫的高僧都因感染病毒而双目失明，普通牧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

清政府“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仅是为了迎合蒙古各阶层的需求，而对于宗教带来的深远影响，清政府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完全弄明白，毕竟现代科学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