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网络间谍（飞马软件与以色列网络间谍的伪装）

文/索菲亚·古德弗兰德（Sophia Goodfriend）；译/龚思量

编者按：今年7月，多家新闻媒体揭露了一家以色列公司NSO旗下的“飞马”（Pegasus）软件服务如何为不同人士或组织所用，以监听多国的反对派和异见人士、记者以及普通民众。然而，作者在采访了多位以色列网络间谍公司的员工后发现，国际社会的批评并未引发以色列高科技社区的重视。对于在特拉维夫高科技社区工作的退伍军人们而言，他们已经习惯去忽视自身工作的道德后果，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工作带来的丰厚报酬。退伍军人通过以色列政府建立的军事和高科技领域“快速通道”，将“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监视技能”转移到基本不受监管的私营部门，这些部门也一直在未经群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监视。目前，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政界人士联合要求私人监控行业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这可能会带来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员工和民众需要意识到以色列的私人监控行业背后的重大危害，并不再把这些工作视作“无害”的高薪职业。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索菲亚·古德弗兰德（Sophia Goodfriend）是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生。她的博士研究处于科学技术研究、监控研究和数字权利的交叉。

飞马（Pegasus）

今年夏天，一个由17家媒体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控以色列网络间谍公司NSO集团。这个由记者组成的联盟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声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异见人士、人权工作者和反对派政客已经成为了NSO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的目标。一名美国白宫发言人谴责该行为是“法外监视”，这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然而，在以色列与世隔绝的高科技社区内，几乎没有人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

上个月，曾在特拉维夫一家间谍软件公司工作的J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喝咖啡时告诉我：“在这里，整个伦理问题都被淡化了。”我问J，为什么在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中，似乎很少有人关心对NSO集团的新一轮批评。不愿透露姓名的J表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私人监控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会被各种条件吸引：工资、假期、很酷的工作氛围和办公室”。“在特拉维夫，这并不罕见，”他说，“你可能在向一家不尊重人权的公司出售软件，但人们不会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整天待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工作。”

NSO集团是过去10年内进入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少数几家小型间谍软件公司”之一，该公司推销的间谍功能曾经是军事超级大国的专利。大多数此类公司都在全球各地设有办事处，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或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的8200网络部队（Unit 8200），公司中不乏从世界顶尖情报机构挖来的开发人员和分析师。这些公司将侵犯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隐私的能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无论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独裁政权，还是像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的私人罪犯，并由此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今年夏天的爆料更是揭露了其罪行：调查报告发现，约5万名不知情的平民手机上存在NSO的飞马软件，其中包括记者及其十几岁的孩子、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等知名政客，以及巴林的政治异见人士。

尽管国际媒体和联合国等管理机构谴责NSO侵犯人权，但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中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披露感到担忧。对以色列科技界的许多人来说，NSO只不过是又一家在这个以军事间谍技能著称的行业里“施展军事级别的间谍活动”的高科技公司。在特拉维夫，有过军队培训背景的IT专家的能力受到全球科技巨头、新兴创业公司和小型网络间谍公司的追捧。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专业数据分析、网络安全、数字间谍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从军事领域转移到了民用领域。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的影响：批评人士指责网络间谍行业通过让记者噤声和压制政治异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助长了侵犯人权的行为。

2021年8月2日，印度新德里，NSUI活动人士举着标语牌高喊口号，抗议莫迪政府使用以色列NSO集团的军事级别间谍软件“Pegasus”监视政治对手、记者和活动人士。

与许多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一样，NSO集团也是由8200网络部队的校友所创立的。该部队是负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监控的精英情报单位。几十年来，8200部队的行动一直都是保密的，直到2000至2010年中期，以色列的私营高科技部门登上了全球市场。那是“9·11”事件后监控国家的黎明，以色列的军事机构正在更新其经常被称赞的间谍能力，以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以色列军方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监视促进了新形式的网络间谍活动实验。作为回应，以色列培养了一批IT专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军队经验移用到新兴的数字经济之中。

当时，借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丹·塞诺（Dan Senor）和《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编辑索尔·辛格（Saul Singer）的发言：以色列正在把自己重塑为一个创新的“创业国家”。 负责网络安全的初创公司激增，幸运的初创公司很快被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的全球科技集团之一以数百万美元收购。摩天大楼在特拉维夫市中心拔地而起，它们的开放式楼层设计模仿了硅谷的形象：办公室里充斥着豆袋椅、桶装啤酒和迷你燕麦棒。与湾区一样，特拉维夫吸引了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科技员工，他们多为男性。但与湾区不同的是，大多数高科技劳动力直接来自以色列国防军。很少有人能拒绝这样的机会——把在军队里学到的间谍技术运用到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并以此赚取数百万美元。

Shoshana Zuboff将这个时代描述为“监控资本主义”的黎明。这是一个全球科技巨头通过征用用户的数据，用于广告和他们自己的分析和编程，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时代。有时，科技公司会与政府分享这些数据，而政府则将国家监控的某些内容外包给谷歌等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和国家监控之间的界限几乎变得难以分辨：科技平台产生了不受监管的用户行为数据库，政府经常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挖掘这些数据。通过这种方式，谷歌的某些程序员正在做与网络间谍公司的程序员相同的工作：跟踪用户并与出价最高的人分享他们的数据。

国家监视和数字经济间的重叠，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会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之间设置一道转换行业的“快速旋转门”。在美国等国家，对这种勾结的内部异议正在增长，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然而，在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或技术部队的退伍军人占到了高科技劳动力的60%。这些部队提供了一种渗透到以色列高科技部门的独特文化：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参照和实践标准，这些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中交织在一起。借用现在坐在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董事会上的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说法，这种文化是“冒险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有些人会说它是一种盲目信仰，相信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正如商业主管和8200部队校友Inbal Arieli在她的书《厚颜无耻：为什么以色列是创新和创业的中心》（2019）中所说。这种文化培养了高技能、充满积极性的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使他们能够投入长时间的工作，高效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带领大型团队执行敏感任务。

如今，这种文化也阻止了许多人去探究自己工作的道德含义。情报部门的退伍军人渴望获得六位数的起薪，把在军队学到的攻击性网络安全技能运用到私营部门。他们不太愿意质疑将军事情报能力外包给出价最高者的道德后果。今年9月初，在特拉维夫的一次采访中，8200部队的退伍军人、网络安全首席执行官G向我坦言：“我们真的不需要考虑这项工作的道德问题，我们当然不习惯这样。”“许多老兵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可以反对占领，但仍然向在刚果或其他地方活动的专制政权出售他们的技能，”人们继续为NSO这样的公司工作，G说，因为“他们在22岁时就获得了巨额薪水。”

情报部门的退伍军人也不习惯解析网络间谍活动的混乱伦理。情报部门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摆脱了战斗的道德窘境；技术技能被认为比军事行为在政治上更加中立。事实上，许多情报人员来自以色列社会的富裕和自由阶层，他们努力在情报部门工作，以避免执行诸如袭击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住宅的任务。据我在耶路撒冷喝咖啡时交谈过的8200部队的退伍军人M表示，情报机构“更像一个专业组织，更像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军队。”士兵们享受着一个干净、装备齐全、福利充足的基地：每周放映《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与营利性行业领袖进行私人课程，定期在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里进行社交活动。正如M所说，所有这些福利“让人们更容易感觉‘我不服务于该职业，我只是为服务于该职业的人编写代码’”。

雇佣网络也会让年轻的退伍军人认为，从事网络间谍工作与从事其他高科技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那些在8200部队服役的人通过Facebook上的“校友”页面建立联系。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允许我浏览该网站。加入精品监控公司的广告夹在招募开发约会应用程序和财务管理初创公司的广告中。这两种类型的广告通常都配有这样的图片：20多岁的年轻人穿着相配的公司衬衫，面带微笑，房间里堆满了模块化的家具。一个“数字身份解决方案组织”需要一个“精通英语/阿拉伯语”，并“对激进的伊斯兰教有深刻的了解” 的研究分析员。再往下看，一家因侵犯人权而被调查的间谍软件公司正向那些渴望“异国情调”的毕业生招手，他们的薪水会让你惊讶（“揉眼睛”）。在这下面，一个移动游戏应用程序呼吁“有创意的编码员”加入一个具有“伟大文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福利”的公司。

2021年7月21日，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一名妇女正在查看以色列制造飞马间谍软件的网站。

网络间谍工作的列表遭到定期张贴，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很平庸，广告宣传的是一种时髦的、高科技的富裕模式，令人向往，但又不出格。实际上，网络间谍公司与不那么邪恶的高科技部门提供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特拉维夫，私营化的监控公司就坐落在承载约会应用、游戏平台和生物医学成像设备的办公楼里。来自微软或WAZE的开发人员与来自Black Cube或NSO的开发人员出去喝酒。他们一起讨论职业压力，工作场所的戏剧性事件，以及战略性的职业发展。他们每天都在收集个人用户的数据，或找出操作系统中的纰漏，为客户生产更好的产品。当然，区别在于产品。

当网络间谍活动像其他任何高科技服务一样被常态化时，即使是那些想要远离该行业的人也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私人监控之中。今年9月下旬，当我在耶路撒冷一家路边酒吧喝酒时，前情报分析师S向我讲述了她是如何从军队直接加入一家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当时是2019年底，在沙特阿拉伯等政权使用以色列间谍软件的消息遭到披露之际，她很高兴能在一个不那么阴暗的高科技行业工作。在加入公司时，S希望能把时间花在研究全球金融市场上。相反，她发现自己在为以色列武器集团进行研究，并编辑支持BDS活动人士的档案。她强调说：“监视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都夹在正常的全球投资趋势研究之间。如果你愿意，很容易就能忽视一项任务与另一项任务的不同。”

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熟悉以色列网络间谍行业的情报人员都认为，以色列闭塞的高科技领域文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尤其是随着国际社会对NSO集团的愤怒在媒体上逐渐消失。“坏公司不会停止招募以色列人才，”前开发人员J向我保证，“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会继续被吸引到这项工作中去，因为工作提供的报酬和福利越来越好。从这一点来看，批评有点像背景噪音。”

因此，与其说NSO集团的丑闻指出了一家公司的道德问题，不如说它说明了数字经济文化的腐朽，这是以色列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丑闻是不可避免的。那些配备和管理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人员来自军队情报部门；退伍军人毫不费力地将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监视技能转移到基本不受监管的私营部门，这些部门也一直在未经群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监视。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政界人士联合起来要求私人监控行业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这可能会带来变化。但要真正控制这个行业，我们需要确保网络间谍活动不再仅仅被视为“另一种办公室工作”。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