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的最后时刻（罗荣桓的最后时刻）

1963年12月，与病魔抗争多年的罗荣桓元帅，病情迅速恶化。罗荣桓病危之际，还坚持“不要搞特殊”的原则性，嘱咐夫人林月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对于孩子们，罗荣桓只留下了一句话作为“遗产”：“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在罗帅生命的最后几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可是，处于昏迷中的罗荣桓还在反复说着：“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在贺龙、张爱萍等老战友和夫人、孩子们的守护下，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恸。

当天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等人起立为罗荣桓默哀。之后，毛泽东对罗荣桓作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大开国元帅中，罗荣桓是最早因病去世的，同时也是最早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从秋收起义，再到一起上井冈山，罗荣桓始终坚持“跟着毛主席走”，为革命事业流血流汗，从不叫苦，没有半句牢骚。在长达36年的革命生涯中，罗荣桓从未动摇，因而也被毛泽东称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罗荣桓走上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影响有很大关系。1919年，十七岁的罗荣桓进入长沙协均中学学习，接触并受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此后，罗荣桓又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声讨夏斗寅和许克祥叛变运动等，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9月，罗荣桓率领鄂南暴动的农民武装抵达江西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罗荣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两人由此开启了长达36年的革命友谊。

当起义队伍抵达永新县三湾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由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改编，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一团特务连党代表，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党代表之一，也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革命同志之一。

众所周知，罗荣桓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常常为了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即便是负伤也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长期以往，罗荣桓的身体渐渐被超强度的工作所拖垮了。

1929年10月，在攻打梅县的战斗中，罗荣桓腰部中弹，右肋被子弹打穿；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罗荣桓患上疟疾，可他依然坚持率部参战；长征时期，罗荣桓已是一身伤病，可他仍凭着超强的毅力坚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先后受痔疮和肾病的折磨，严重时连续一个多月尿血不止……

1944年初，罗荣桓的病情日益严重，但他依然坚守岗位，直至1945年5月，罗荣桓的病情再次加重，罗荣桓因为怕影响到战局，才主动提出由中央派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

尽管毛泽东在电报中叮嘱罗荣桓以身体为重，提出让罗荣桓“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但罗荣桓在未完成工作交接前，依然坚持指挥作战，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后来，毛泽东评价罗荣桓时指出：“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的罗荣桓（左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转战东北。不过，当率部进入东北后，罗荣桓的病情再度恶化。毛泽东得知情况，当即发电报催促罗荣桓到医院检查。经过全面检查，罗荣桓的肾脏出现了严重状况：一侧肾脏内长有肿瘤，另一侧肾功能代偿性增大。

罗荣桓肾脏肿瘤确诊后，东北局马上安排罗荣桓到苏军野战医院治疗。不过，由于此次手术极为复杂，风险太大，而野战医院的设备较为简陋，不具备实施肾脏摘除手术的条件。鉴于此，毛泽东亲自安排罗荣桓赴苏联莫斯科治疗。

罗荣桓到莫斯科后，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了四天的详细检查，最终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不过，手术完成后，因缝合不好，刀口破裂，引发了大出血，医生又不得不再次给罗荣桓做缝合手术。

再次做缝合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在医生处理刀口时，罗荣桓疼得额头上挂满了汗珠，但他始终咬牙坚持，一声不吭。罗荣桓的表现令苏联医生大为赞叹，在完成缝合后，医生不禁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罗荣桓是“真正的英雄”。

经过手术和一段时间的调养，罗荣桓的病情得到了好转。不过，苏联医生经过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脏功能仍有问题，而且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因此建议罗荣桓去克里米亚调养。

当时，罗荣桓时刻关心着国内局势，一心想回到战场，决意回国。医生无法劝说执着的罗荣桓，只好同意他出院。但苏联医生一再叮嘱罗荣桓，回国后建议休养三年，同时每天的工作时间绝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然而，罗荣桓一旦投身战场，就再次成为了那个拼命三郎，根本没有时间休息。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劳累过度的罗荣桓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火速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罗荣桓治疗，并托黄医生带去了一封亲笔信。

毛泽东在信中强调，让罗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并且一再宽慰罗荣桓。经过这一番折腾，罗荣桓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按照黄树则的诊断，罗荣桓已经不能再过度劳神了，必须要静心养病。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罗荣桓根本就闲不住。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亲笔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嘱托：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罗荣桓见到主席深情的文字，心中无限感激。可是，心系祖国建设的罗荣桓，还是想尽可能地多为国家做一些事、尽一份力。罗荣桓生前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事实上，罗帅为党和国家何止是多做了一点工作？！他分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浇灌社会主义事业！

1961年，罗荣桓的身体状况再次亮起了红灯。毛泽东为此定下了一条规定：罗荣桓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批，每批不超过一个小时。然而，罗荣桓实在闲不住……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情加重。除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罗荣桓还因肾功能衰竭而引发尿毒症。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有限，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方法——向腹内注射1000毫升生理盐水，半小时后再抽出来。按照这种治疗方式，当生理盐水注入腹中后，会使人的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让人看了十分心酸。

更为难受的是，由于尿毒刺激肠胃，进食后就会呕吐。大夫后来已经无法使用药物为罗荣桓止吐，而罗荣桓就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把饭一口口强行咽下去，发生呕吐后，就再重新强行进食。在场护士见到罗帅如此难受，常常偷偷躲在走廊哽咽哭泣。可是，罗荣桓却总是非常乐观，他尽量带着笑容，跟周围人说自己“又打了一个胜仗”。

罗荣桓行动不便后，林月琴请人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装上了4个轮子，让丈夫坐在上面，然后自己在后面推着。这对伉俪年轻时将青春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晚年终于能够厮守，可罗荣桓元帅的身体却已每况日下，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显得弥足珍贵。

罗荣桓病重后，林月琴就在病房内临时搭了一张小床，日夜守候在丈夫身边。林月琴看着丈夫饱受病痛的折磨，自己心如刀绞。可是，她深知罗帅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因此自己也强忍悲伤，通过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来给亲人以慰藉和力量。同样，罗荣桓也乐观豁达地同疾病斗争，从不给医护人员和亲属、朋友们多添麻烦。

得知罗荣桓病危后，毛泽东亲自指示全力抢救。然而，由于常年累月的透支，罗荣桓的身体已经彻底被拖垮，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终究还是未能挽救罗荣桓元帅的生命。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

得知罗荣桓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哀痛地数日难以入眠。毛泽东回想到与罗荣桓共同经历的峥嵘岁月，心中感慨无限，提笔写下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为四个人专门写过诗，罗荣桓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首七律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之高。在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毛泽东等人在罗帅遗体前默哀并三鞠躬，然后绕行遗体一周，表达了无尽的哀思。

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罗荣桓的老战友邓小平。他们两人在长征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无话不谈的好友。罗荣桓生病后，邓小平经常去探望他。

建国后，北京东交民巷内盖了四幢房子，其中有一套是分给邓小平的。但邓小平知道罗荣桓的住所实在太狭小，就坚持让给罗荣桓住。当时，罗荣桓一再推辞，而邓小平就反复坚持，罗荣桓推辞不过，才搬了进去。

罗荣桓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但他至死都廉洁自律，从不搞特殊。在罗荣桓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坚持“不搞特殊”，他叮嘱夫人林月琴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即便陷入昏迷，罗荣桓依然不忘“要跟着毛主席走”的信条，着实令人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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