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版本（远去的孟子）

和孔子相比，孟子是亚圣亚圣就成了配角，配角就不会被捧得太高，形象也不会被异化太多，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孟子的版本?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孟子的版本

和孔子相比，孟子是亚圣。亚圣就成了配角，配角就不会被捧得太高，形象也不会被异化太多。

春秋后期至整个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秩序逐渐瓦解，处在变革中的读书人，从各自利益出发，对社会变革提出各种见解，于是产生了儒、道、墨、法、名、农、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局面。当时，孟子为了维护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提出了一整套缓和阶级矛盾的方案。政治上，提出“法先王”、“省刑罚”；经济上，提出“井田制”、“薄赋敛”；文化教育上，提出“修其孝悌忠信”；哲学上，提出“性善”论。并宣称，只有这一套“仁政”学说，才是“治国爱民”之道，认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得天下是因为得民心，而桀和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把“民”放在首位，希望当权者重视“民”，但也认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进而提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

孟子提倡尊贤禅让，反对君位世袭，“人皆可以为尧舜”，“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还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就是说，不信任人品好、有能力的人，则国家空虚，如果尊重德才兼备的人，优秀的人就能有所作为。

孟子推崇从民间拔擢人才。他称赞并列举说，舜是从下层人民中提举起来的，傅说（殷武丁的贤相)是从泥瓦匠中提举出来的，管夷吾(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的管仲)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而发现的。孟子很赞赏商汤用重礼招聘伊尹的举动。伊尹本在莘目（今河南陈留县一带)种庄稼，商汤听说伊尹极有才干，便备办礼物“三使往聘之”，结果，伊尹出来辅佐商汤治理天下并成就大业。

孟子认为，从舜到伊尹这些圣君贤相，是从那些出身卑微、历经各种磨练的人中间选拔出来，而不是来自“王公大人骨肉之亲”。他告诫弟子，不要贪求高官厚禄，不要吹捧权贵，指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屋檐)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孟子不赞成君位世袭，提倡尊贤禅让，主张人格平等、人人平等。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在第一位，社稷（指土地神和谷神，即国家的象征）在第二位，君（帝王）在第三位。他认为，国君如果不敬祀社稷，就可撤换，所以君轻于社稷；土神、谷神有保障国泰民安的责任，如果水旱成灾，就是社稷对人民的失职，天就要撤换社稷之神，所以社稷又次于民。孟子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把民放在第一位呢？其目的在于“保民而王”。在他看来，做国君的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治理好天下，首先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孟子经常提醒统治者要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林业、水利、畜牧业的发展，还要省刑罚、薄赋敛，强调诸侯有三件宝贝：土地、人民和政事。如果不以这三者为要，必将招致天谴或祸害。

孟子有一次开导滕文公说，做国君的要懂得一个道理：平民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收入，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有可能干出来。而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认真办事，节省用度，给平民百姓一定的产业，征收赋税也要有制度。所以，孟子主张“制民恒产”。孟子曾为梁慧王勾画“王道乐土”蓝图，认为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那便是王道的开始。

人民生活有了着落，孟子则主张兴办学校，教育百姓。认为办好各级学校，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回报社会的道理反复训导，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就太平了。孟子认为：“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就是说，拿善来使人服输，没有能够使人服输的，拿善来熏陶教养人，才能使天下的人都归服。天下的人不心服却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事。孟子之所以倡导“爱民”，就是为了使统治者明白：收服人心，才能巩固统治。

为了达到“保民而王”的目的，在政治上，孟子提倡施行“仁政”。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善心、都有恻隐之心、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它扩大到该做的事情上，便是仁；每个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它推广到使其肯干的事上，便是义。孟子说：“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就是说，恭敬别人的人不会侮辱别人，自己节俭的人不会掠夺别人。有一次，孟子听说齐宣王不忍心把牛宰杀后，用牛血来涂钟的事件，便据此劝导齐宣王施行仁政。孟子开导齐宣王说，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心，凭这种仁爱之心就可治理天下。孟子的理想王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就是把一份善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推而广之。

对于破坏仁爱的君王，孟子主张可以废除和诛杀。有一次，齐宣王和孟子谈论君臣关系时，孟子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

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真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于传有之。”（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做臣子的杀掉他的国君，这是可以的吗?)

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 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号人，我们就叫他作“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

孟子主张“暴君可诛”，这与孔子不分好坏的“忠君”思想是有区别的。孟子反对暴君，不是不要君，而是希望出现象“先王”（ 尧、舜、禹、汤、文王、武）那样的明君。孟子对于孔子的思想，是采取评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盲从的。孟于说过：“春秋无义战”。他反对战争，希望出现统一的局面，使平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但是，处于诸侯兼并的时代，孟子的学说不可能被当时的国君采纳。到了秦统一后，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才占主导地位，并逐步被改造成统治阶级的正统学说。

孟子从40多岁开始周游列国，用了近20年时间推销他的理论，一直都滞销。各国的国君们，表面上待孟子很客气，内心觉得他的言论虽好却不实用。孟子周游列国，不如当年的孔子，孔子做过三年的鲁国大司寇，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孟子是个不成功的说客。有趣的是，虽然孟子的学说在国君那儿吃不开，但是他的身边从不缺乏追随者，门徒鼎盛时，“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为什么国君不青睐孟子，却有如此多门人追随呢？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天下大乱，不是你灭我，就是我灭你，当此之时，谁都希望先富国强兵，而孟子却来一套义利之辩，说什么不要谈利，不要杀来杀去，要讲仁义，做王的要与民同乐，“民贵君轻”天下才能太平。道理倒是不错，但前提是对手也要讲仁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孟子苦口婆心的说教，自然不会被采纳。但孟子坚信自己拥有真理，不言放弃，找了条退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修身养性，提出性善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上”。 孟子的性善说，并不是说人可以一劳永逸，后天不再需要努力，相反，更要加强自我修炼。治国时，固然需要商鞅、吴起、孙子、田忌等人好勇斗狠、纵横捭阖的方略，可是个人修为，如果还是那一套，将为君子所不耻。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孟子的学说在君王那里吃不开，在士人君子那里受到普遍欢迎，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追随者。总体而言，孔孟的学说都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为统治者服务的，但在很多具体事情上，孟子善于换位思考，即站在民众的立场看待问题。

孟子活到84岁高龄病逝。死的那一天是冬至日，按习俗老百姓要吃饺子贺冬，为了纪念孟子，老百姓废止了这个节日，并延续至今。孟子身后，远没有孔子那么显达，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得到推崇，后普及民间，最后才得到朝廷的提倡。期间还出现过一次危机：明洪武五年，朱元璋“审查”孟子的著作时，发现其中有许多对“上”不够尊重的地方，譬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等等句子，不禁大怒，说这怎么是一个臣子应该说的话呢，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罢去孟子在庙中的配享，把孟子的牌位抛出孔庙，还下诏谁敢反对，就以大不敬论处。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以命抗争：“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感佩钱唐的真诚，加之又有人求情说孟子讲的道理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恢复孟子的配享，但还是组织了一班老儒对《孟子》进行删节。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两千年来，这一思想不仅影响着平民阶层的生活，甚至历代统治阶级也有所畏惧。譬如，在马背上夺得政权的唐太宗，深知草民的力量，把民比拟为水，“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并用这两句话教训儿子高宗李治。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还大声疾呼：“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即民为主，君为客，把被颠倒了的君民关系又颠倒了过来。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围绕是搞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帝制的论战中，革命派借用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推翻帝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色的宣传家陈天华指出：“专制政体，国民全不能参与政治，全凭皇帝、官长几个人，独断行为，红就红了，黑就黑了，国事任凭他们弄坏到怎么样，国民说不得一句话，即把国民暴虐到什么田地，甚至或斩或杀”、“中国自古以来，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孟夫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那么，怎样对付暴君污史呢? 陈天华认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彼暴君污吏，不敢以犬马土芥视其民，而时懔覆舟之惧者，正缘有革命者以持其后也。不然者，彼无所恐怖，其淫威宁有涯耶？”

孟子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