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中的图书怎么标注（文献学研究中的）

描述汉唐时期的书籍，需要对书籍形态进行概括。翻阅文献学、书籍史、出版史等领域的论作，会发现，所用称呼五花八门，常见的就有十数种：“抄本””纸抄本”“写本”“纸写本”“卷子”“卷子本”“纸书”“写本书”“手写本”“手抄本书”“纸卷”“古抄本”“古写卷子本”“卷子写本”等等。其中，以“抄本”和“写本”最为常见，使用起来却也最为随意。

“抄本”、“写本”概念在文献学领域中比较常见，文献学形成于20世纪初叶，是书籍史、出版史的重要学科倚傍，其基础是传统的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对于“抄本”和“写本”的辨析，笔者曾寄希望于文献学，但翻检20世纪以来的文献学知名论作，却发现，对于这两个概念，文献学界亦莫衷一是。其主要观点大致可总结如下：

“抄本”与“写本”不仅指纸书，还包含了简册和帛书。此为现代人的新理解。

在传世文献中，“写本”“抄本”均指纸写成的文本，简册、帛书未见有称为“写本”“抄本”者。但20世纪以来的文献学领域中，简册、帛书被包含进了这两个概念中。

1940年代，曹伯韩《国学常识》称：“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1]曹伯韩认为，“写本”包含简册、帛书和卷轴纸书。

1980年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文献学》中，亦持此观点，他将雕版印书以前的统称为“古写本”^[2]，且明确以“写本”和“传抄本”指称帛书与简册：“汉初用以抄写书籍的材料，不外竹简和缣帛……出土帛书有十多种古籍，其中以《老子》为最重要，并有两种不同的写本。……上面但就西汉初年的传抄本帛书《老子》来看，便存在这样多的问题。推之他书，莫不如此。足以说明汉代流行于社会，保存在朝廷的图书，是一大堆丛杂、散乱、编次不同，没有篇题、错字很多的传抄本。”^[3]

将简册、帛书称作“写本”“抄本”，显然是20世纪以来学界的一种新提法，但也并非通行观点，如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就不认同，他将“写本”“抄本”仅看作是纸本文献的版本类型。^[4]

“写本”与“抄本”基本同义，但使用于不同时期。这一思路继承自传世文献。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将雕版以前的书称“写本”，雕版以后的称“抄本”：“广义的版本包括没有雕版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抄本、稿本。”^[5]

陈宏年《古籍版本概要》认为“抄本”与“写本”通用，但习惯上，以唐代为界，分用二者：“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的书本。……习惯上，人们把唐以前抄写的书籍称‘写本’，唐以后抄写的书籍称‘抄本’”。^[6]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将明清时期的手抄书称“抄本”，之前称“写本”，有“唐写本”“宋写本”“辽写本”“金写本”“元写本”之称：“我国的写本、抄本书，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曾起过重大作用……唐人写本，现存的只有唐卷子本和唐人写经，为数无多。宋代写本尤其少见，……辽代写本，只有山西应县发现的辽藏残卷，金代写本未见任何实物，元代写本……盖传世绝少。抄本中比较常见的是明抄本和清抄本。”^[7]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将“写本”视作宋和宋以前手写传抄的书籍。宋以后传抄的书籍称”抄本”：“写本：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入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是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若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或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8]“抄本：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9]

以笔者所见，目前学界以李致忠先生对“写本”“抄本”的分析最为全面和认真，他试图从学理意义上将“写本”和“抄本”区分开来，也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文献学界的常见观点。但如对照传世文献，就会发现，其表述是有问题的。首先，“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这一判断是基于宋代以后人们的理解，传世文献的梳理告诉我们，唐以前，“写本”并非书籍的名词性代称，那时的人们对书籍的称呼，或直接采用书名，或统称“文籍”“集本”“书”“坟籍”等，“写本”多为动宾形式，是“抄写本子”之意。真正将“写本”作为名词指称书籍，是宋以后的事。李致忠此论采用的是宋以后人的看法，而非汉唐时人的理解；其次，李致忠指出，“写本”是“手写传抄的书籍”，“抄本”是“据底本再行传写”。但“写本”同样也是据底本传抄，这与“抄本”有何区别？而且李认为“除了写本、稿本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似乎“写本”又与传抄无关。此类表述显然矛盾重重。但李致忠所言“写本”的时代早、与刻本相关等观点与传世文献所呈现出的特征是吻合的。总体来看，李致忠所论之“写本”“抄本”的区别，还是集中于使用时间段的不同。

上述陈、王、洪、李诸先生之论，均以为“抄本”与“写本”应分时期使用，这一点，可视为文献学界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分期标准上，他们却明显存在分歧：或以宋代为界，如王欣夫、陈宏年；或以元代为界，如李致忠；或只将抄本归属于明清，如洪湛侯。

上引诸说，均来自专论过“写本”与“抄本”的文献学著作，各家显然看法不一。如果再延伸及其他文献学类论作，会更难发现规律。例如，从分期使用的角度，一般认为，汉唐属于“写本”时代，对于敦煌文献的文本，“敦煌写本”几乎成为代称，但在当代敦煌学研究中，“写本”并非专用。知名著作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书中“写本”“抄本”并用，如“列一四五六法忍抄本王梵志诗”；“伯三七二四王梵志诗写本”，同为敦煌文献，为何一用“写本”，一用“抄本”， 作者未作解释。另外，对敦煌文献中同一文本，学界的表述并不一致，或称“写本”，或称“抄本”。以《文选集注》为例。清末，董康在日本发现了《文选集注》一书的残卷。1918年，罗振玉整理出版了《唐写文选集注残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辑录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07年王立群撰文《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10]。同为《文选集注》，罗振玉用“唐写”，周勋初用“唐钞”，王立群则用“唐抄本”。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使用上的含混性，在作为高校文献学教材的《文献学概要》中，“抄本”与“写本”的关系甚至出现了矛盾表述。一方面，“抄本”成为了“写本”的附属：“写本一般又分为：手稿本、清稿本、抄稿本、影钞本、抄本”^[11]。另一方面，在具体解释中，“写本”与“抄本”又成了平起平坐的关系：“写本，又叫抄本。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固然都是写本。印刷术发明以后，仍以写本居多。宋以来，印刷术普及了，写本才逐步减少，但其绝对数量仍然相当大。……在印刷术高度普及的明清及近代，写本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部头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只有写本。这一时期著名的藏书家都极重视抄本。” ^[12]“抄本：即一般手写本，其中往往有特别罕传的书籍。”^[13]

综上所述，文献学界对“写本”与“抄本”的理解，主要基于版本鉴定的角度。尽管有所辨正，但显然还存在不少分歧。与传世文献相比，文献学界给了这两个概念新的时间段界定，或前提至简帛时期，或以宋、元甚至明清为界分用两者。而在实际应用中，又并不完全遵从上述规定，较多随意而为。

参考文献

[1] 曹伯韩《国学常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53页。《国学常识》一书初版于1943年，1948年出第二版，2010年，中华书局据1948年版校订重印。

[2]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3]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0-201页。此书最早于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另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也提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将之称为写本：“即以《老子》而论，已有两种写本。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前，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后。由于历时久远，文字时有缺脱。”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页。

[4]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页。

[5]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

[6] 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7] 洪谌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8]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

[9]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

[10] “本文暂以《文选集注》本保存的左思《三都赋》刘逵注作为考察对象。”王立群《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河南大学学报》2007第1期，第115页。

[11]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页。

[12]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页。

[13]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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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陈 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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