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十六字家经（标新立异曾涤生）

—分享—文/吴与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曾国藩十六字家经?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曾国藩十六字家经

—分享—

文/吴与点

“国藩”这个名字，是他中了进士，当了翰林以后，恩师穆彰阿恩赐的。张军著《曾国藩传》第七章写穆彰阿说的话：“我朝宰辅，大半出自翰林，故此有‘非翰林莫入宰辅’之说。宰辅者，国家藩篱也。老夫想给足下改名为‘国藩’，望你日后成为国家藩篱。”藩篱本义是指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栅栏，引申为屏障。国之藩篱，朝廷卫士，就是身为清朝军机大臣的穆彰阿在朝廷面临内忧外患之时对于门生曾国藩的期望。

假如说国藩的名字来自被勉，那么，他此前还有一个自勉的名字——涤生。张军《曾国藩传》第五章写他从唐氏家塾来到涟滨书院读书，“只觉得耳目一新。上课之余，他一头钻进尊经阁，饱览里面丰富的藏书，思想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于是给自己改字号为“涤生”。他回答山长刘元堂的问询时说：“到了书院，学生才知道自己过去太卑陋，故而改号‘涤生’。学生想，‘涤’，就是洗涤过去沾染的污垢；‘生’，取自明代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二字，显示了他革新自我的意志。看完《曾国藩传》，细细一想，就觉得：涤生正是国藩的根基。唯有自勉，他人的勉励才能奏效；唯有自新，国家的屏障才能稳固。

他曾经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关于学问，唐师以为“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而“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他再学而三思之后，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将“经济”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问，可谓他的标新立异。他的“经济”一词已经接近现代意义的经济观念，极大地推动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对于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他评价说“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而更之；前世之未及者，可以自我而创之”，显示了并非愚忠愚孝的仁智气象。

他勇于更新的思想，源于丰厚的历史学识。他在《送江小帆之母寿序》中说：“帝不沿乐，王不袭礼，物穷则易，固其理也。”这个理，就是改革变化之理。历代帝王，互不沿袭，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帝王也是改革家，改革在帝王、从历史可以求得合理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帝王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就是腐败，就是灭亡的预兆。他接手办理团练之后，要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从历史寻找借鉴，发现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缺乏军礼，于是自己订立了一系列营制、营规。张军著《曾国藩传》里展示了曾国藩军礼方面的不少历史资料，给读者以一手的真切感。《曾国藩传》第二部里，我们看到他亲自撰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将湘军锻炼成别开生面、旗开得胜的新军队。我们想象，假如拍成一部电影，将湘军高唱军歌的场面有音有像地展示出来，那是多么精彩的场面。

他对于儒家君子小人的二分法，也有自己不同流俗的异见。他说：“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他的这种看法，把君子小人之名义的区分落实到实际行为的区别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标新立异，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实事求是。有这样的看法，对人对己，他都永不自满，也不自欺，更不容欺人。张军《曾国藩传》第四十章写他告诫投奔的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来到我这里，就得遵守我的规矩。我这里，就崇尚一个‘诚’字。”

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咸丰皇帝继位之初，他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就人才贤与不贤，直言其合乎民主、异于独裁的不同见解：“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当天子与天下百姓是非与共的时候，才是命运共同体，才会与民同乐。

他的自新，虽然是早年就立下的自勉，其推动也有时势的逼迫。中国天朝自居的光圈，以及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导致当年士大夫不少人以跟洋人交往为耻。他从实际出发，提倡跟西人交往，而且提出“凡中外交涉之案，总以必诚必信为主”。张军著《曾国藩传》第五十七章写李鸿章介绍自己与洋人交涉的经验是“只同他打痞子腔”，他回应：“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还说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他这个态度，一改拿洋人当外人看的旧习，而是把洋人当成自己一样的人，以诚相待，不是当敌人那样兵不厌诈，而是化敌为友人坦诚相告。这又是他的标新立异之举，也可以说是他的温故知新之动：他的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先贤的教导，他只是把这个教导，推己及人地推行到洋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洋人。

中国需要改革自新，这一点，他之前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都看到了，想到了。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已经改成“师夷长技以制夷”，淡化了敌我矛盾的心态，强化了内外关系的理念。到了他，进一步改成“师夷之智以制船造炮”，他用一个“智”字将对方放在一个更加友好尊敬的地位，同时把师法的措施具体落实到“制船造炮”的制造业上来。在中国，第一个启动办近代工厂的是他，第一个实施造轮船的是他，第一个派人出国购买制造机器的母机者也是他，第一个开办科技教育者还是他，最后，主持向外国派遣出洋留学童子的，又是他。

他就是这样不断涤生，洗涤出一个新的气象。

说到出国留学的童子，我们遥想他的祖先，跟随孔子学习的曾点。这个曾点，其标新立异的记载，也可圈可点。话说当年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陪孔夫子闲坐。孔子说：如果有机会遇到赏识你们的人，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说了自己的打算，志向小异大同，同在要做官，要“学而优则仕”，不同只在官位的大小，仕途的宽窄。

问到曾点，那就大异了。

曾点说他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志向，真是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孔子点赞的就是曾点。那么，孔子也是标新立异的人啊。那么，假如孔子知道曾点的子孙，曾涤生的后代，不再走科举的路，走上科学的大道，并且出了一个中国化学会的创始人、中国国防化学的奠基人曾昭抡，也许会点赞说：学而时新之，不亦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