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吾家少年初长成（岁岁年年第二章）

土改后，从交通相对方便、信息相对灵通的清江大路边搬到小岩底，父母以搞第三产业为主转到农业，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第一章吾家少年初长成?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第一章吾家少年初长成

土改后，从交通相对方便、信息相对灵通的清江大路边搬到小岩底，父母以搞第三产业为主转到农业，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来就很少种田的父母，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养家糊口，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九五二年农历四月十三日，三弟屈定喜出生。当年，由于改行搬家，农具不全，肥料未备，加上七口之家，除父母下田劳作外，姊妹中有三个读书，两个年幼，吃闲饭的人多。虽有众多乡亲鼎力相助，但收成仍然平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一年秋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不得不作出最不愿意的决定：不知是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还是姐姐年龄大些的缘故，学习成绩不错的姐姐被迫辍学，回家帮大人种田。姐姐为此大哭一场，也无济于事。积累两年种田的经验教训，加上姐姐很快成了一个好帮手，我们家的情况从一九五三年秋收后开始好转，粮食基本够吃。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还没有使用化肥，积自然肥就成为每个农家一年到头的重要农事活动。俗话说，“男儿的田边，女儿的鞋边”。家乡种田的行家里手都把田边收拾得整整齐齐，杂草割得干干净净。从春天山上泛绿开始，到秋冬叶枯草黄为止，每天东方泛起鱼肚白时和太阳落山后，男劳力都要背起背叉，带上镰刀、钩绳、打杵这几样农具上山割草，然后把一捆捆鲜嫩的青草背回家丢到栏圈里，让牛吃、猪拱、羊踩，烂成肥料。如果不下田干农活，也就是成天的割青草往回背。春上除栏粪时，每户农家的稻场边，都有一堆或两堆小山似的栏粪，谁家栏粪堆多堆大，谁家就引以自豪，谁家秋后收成也就基本定局。我家也不例外。

母亲虽不上山割青，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或者是头天晚上，就要催我把镰刀磨快，或者催促我们早早起床，趁太阳未出来好割露水草。我和大弟从读小学四年级起，到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十几年漫长岁月的暑假和星期天回家，都要干这个农活，每天“四大件”一背，就和姐姐、父亲一起上山。现在我手上、腿上的伤痕，大多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纪念。大热天割草，时常会碰上各种各样的蛇，尤其是那些躲在草丛中“睡早床”、颜色和青草一样的菜花蛇，不时还会捏到手里，这时直吓得连草带刀一起都甩了，惊叫着跑开。我不怕蛇，最怕马蜂。要是割草时碰上马蜂窝，那就倒了大霉，少不得鼻青脸肿回家。后来学乖了，就在动手割草前砍根树枝，把要割草的地段前后抽打一遍，打草惊蛇，把马蜂赶走。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简单体力劳动，虽然直接关乎着秋后的收成，但我终究没有“修炼”到家，还是时时流露出厌倦情绪。这种情绪在和姐姐一起割草时，又暴露出来，那是我考取全县唯一的中学后发生的。一天早晨，我们在一道水田堤上割草，姐姐自觉下到水田里割下堤，我在容易割的上堤。哪知一不小心，我一脚踩滑，从堤上滚到堤下水田里。当我爬起来时，浑身上下都是泥巴。我在荡沟里把身上的泥巴洗干净后，就对姐姐说：“我读了书，将来出来，一定不割这个死烂草了！”当我们把两大捆草背回家时，姐姐把我这句话对母亲讲了。从来对子女管教严厉的母亲，没有因我考取中学而原谅我，说：“没跌伤就好。不过，只要回我这个家，就要割草。莫说考取中学，就是将来当干部，也是一样。”母亲去世二十多年了，我也离开农村老家，当上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每次回家到父母亲坟前探视时，就想到母亲这句话。现在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家家户户都用化肥，但春夏秋冬割草积肥的好传统，好多人家还一直沿袭至今。

我柿贝的老家是水旱两兼、水旱田各半的地方，水田插秧是男人们的专利。会不会插秧，秧插得好不好、快不快，是衡量一个男劳力种田水平、技术高低的重要标志。会插秧的人被尊称为“秧匠师傅”。秧匠师傅插的秧，横成排，竖成行，吊得线。每到插秧时节，农家总要备好丰盛的插秧饭，炸好外酥里软、外黄内白的糯米糍粑，招待师傅们。父亲开始学水田的农活时，耕耙整平、扯草打青、剔稗割谷，不到一年功夫都学会了，唯独插秧学不会。无论师傅怎样手把手地教，还是在自家田里学手，不是插成满天星，就是插的泌水秧。插过一块，转身一看，歪歪斜斜，既不成块，也不成方。有时几个人一起插，就被关进“笼子”出不来。对此，开头一年，要强的母亲还鼓励几句，第二年见技术仍无长进，也只得在吃插秧饭的桌上，当着众人的面认输：“屈克源不是插秧的料子。”父亲不知怎的，也渐渐对插秧技术失去信心。故赚工打伙插秧，从来就没有父亲的份，父亲也只得承认“我没得吃插秧饭的福气”。

随着政府关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号召，农村开始成立互助组，互助组先是临时的，后来很快就转成常年的。有了互助组，土改后缺少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的贫下中农，种田的热情更加高涨，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生产热潮。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水田里蝗虫肆虐，包叶虫随处可见，当时又没有农药。正当农家愁肠百结时，乡政府一声令下，互助组的人齐上阵，下水田。每人背一两个尺把长、小碗粗细的竹筒，在稻田里拉网似的，像梳子梳、箆子箆一样，来回用手捉蝗虫、包叶虫。一般每天有百把人下田，溪东溪西，坡上坎下，欢声笑语，场面煞是热闹。下田后，不管是张三、李四的田，还是东家、西家的田，也不论是没有加入互助组的富裕中农，甚至地主、富农的田，只要哪里有虫，捉虫的人就跟踪到哪里，连我们学生放假也加入到捉虫的队伍中。每一片捉虫的负责人带着秤，对每人当天捉的虫还要称斤论两，并将战果写在大白纸上，张榜公布，看谁捉的虫多。在这场人虫大战中，我们家大人小孩，每天都有三四人上阵，积极性特别高，姐姐成了公认的捉虫能手。这样一连数天的人海战术，终于将蝗害扑灭。这一幕人虫大战的精彩感人场面，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仍令我这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了数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自叹弗如，嗟哦不已：捉虫没有报酬，国家也没有补助，连吃的也是自带的，为什么一声令下，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自觉地来呢？高山上的人没有水田，为什么自觉地到低山有水田的地方来帮忙？为什么捉虫时尔我不分，阶级不分？是什么力量支配这些当时没有文化和文化并不高、而思想境界却如此之高的农民呢？

我们家参加互助组不到一年，农村就开始查田定产，动员贫下中农把刚刚从地主那里分来的土地、耕牛、农具入社，组织起来，加入到更高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家一如既往地和参加互助组时一样积极，没要什么动员，带头把田入社，带头把耕牛、农具作价交给合作社。开始入社那一阵子，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说句良心话，还是蛮高的，评工记分也没有哪个分分计较。不知怎的，后来却慢慢地变成出工不出力。

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父亲因读过两年私塾，会写字，又当过店员，记过流水账，加上人忠厚老实，得到绝大多数社员的信任，被选为记工员，后来又当选为贫雇农小组组长。人民公社化后，又被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出纳，直到他六十岁，队里召开社员大会，才决定把这个权交给三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