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敦文母亲（袁敦文我的母亲）

作者/袁敦文

我的母亲

“母亲”这个词，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是慈祥仁爱的代名词。然而，我的母亲在我的心里的感受却不尽然。我的母亲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慈祥的仁爱，更多的是刚毅和乐观。

我的母亲出生于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我的外祖父靠勤劳致富，在解放前买了几十亩田地，当时母亲家便成为了村里较富有的人家。因而，我的外祖父家在解放后被划为“富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的家庭成份给我们这些后代子女的入团、入党等进步梦想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母亲姊妹四人，她排行老四是家中的幺女，备受姐姐们的照顾和外祖父的宠爱。人称“四小姐”的母亲被外祖父当作男孩子养。于是，外祖父专门为我母亲请了一位先生，并招来本村同姓的学龄孩子，陪母亲读书，在家里办起了私塾学堂。

母亲十一岁读私塾，二十岁嫁到城里来。她知性漂亮，嫁妆丰厚。在我们这座古镇里，引得不少人的羡慕。

五年多的私塾学习，成为母亲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使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小学的启蒙阶段，受益匪浅。

母亲的记忆力惊人，几乎是过目不忘。她在私塾读过的《四书》《五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等国学，其中的不少篇章直到八十多岁后，还能够流畅地背诵下来。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论语》中的《学而》《先进》等篇章，《诗经》及唐诗宋词中的诗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她背得很多。母亲尤其喜欢背长篇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背到伤心处，往往泪流满面，哽咽难当。当然，后面的这些诗文，有许多并不是当年在私塾里读到的，而是后来在我父亲和我的藏书中读到的。

尽管我的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中外不少的诗文典籍，但是，母亲还是喜欢在街市上的书摊上购买诗词读本。当母亲把诗词读本买回家来后，我常常埋怨她说：“这一类书，我的书架上多的是，你要看就自己拿，何必再花钱买重了呢？”母亲听后，总是笑着说：“你那书架上的书，是你工作的饭碗，我怕弄破了，弄丢了。我自己买的书，随便丢，怎么读，我都安心。”

母亲肚子里有一肚子的故事。

她给我们讲的不是我们在农村里常常听到的志怪志异的令人惊悚的故事，而是一些吟诗作对，才子佳人的幽默风趣的教人对诗习字的文化故事。例如“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生烟夕夕多”（打“柴出烟多”四字）；“三人同日去观花，百友原来是一家，禾火二人相对坐，夕阳桥下一双瓜”（打“春夏秋冬”四字）；“二人怕打不出头，丁字无钩挂绣球，大字下面多一点，一十肩头两拳头”（打“天下太平”四字）；“冰冷水，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等字迷游戏。

还有许多的对诗的故事。例如，母亲讲到她自己读私塾时，先生给学生们出了一道上联，要求学生们对出下联来。先生出的上联是“皓月当空何曾落地”，我母亲对的下联是“艳阳高照总不离天”。对完后，母亲感觉到自己对的下联太霸气了。先生是“月亮”，学生是“太阳”，学生压倒了先生，很不好意思。于是，她连忙向先生赔礼道歉。先生笑着对她说：“不云的，不云的。有凤凰之气。”（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意思是“不要紧，没关系”。）

母亲有一肚子的字迷、对联和才子佳人的故事。我们就是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的。

小的时候，有的故事我们还听不懂，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到长大了，我们渐渐地懂得了男女之间的一些事后，再听起来，就觉得有些脸红了。于是，母亲也就不再对我们讲这些长亭送别，宫墙闺怨之类的故事了。等到我们都结婚生子后，母亲又对我们讲起了那些当年让人听不懂，长大让人脸红的故事来。这时候，我们不但不会脸红，反而会大笑起来。而且有时还故意要母亲讲一些这方面的笑话，大家取乐。

母亲讲过一个“白吃先生”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叫“白吃”的人，他非常吝啬，常常到朋友家里去蹭吃蹭喝。有一次，他的两个朋友买了一只烧鸡和一瓶白酒，又怕那位白先生又来白吃，于是，他俩商量好，带上酒菜一起到村子外面的一个破庙里去美餐一顿。

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想到，隔墙有耳。这事还是被白先生知道了。

于是，白先生便悄悄地跟着他的两位朋友，来到了村外的破庙后面藏了起来。他的两位朋友以为这一次不会有白先生来蹭吃蹭喝，便高兴地打开牛皮纸铺在香案上，然后，摆上香喷喷的烧鸡，斟上香喷喷的美酒。正准备开吃时，白先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大笑着说：“哈哈！你们两人好不讲感情！竟然躲着我，来到这破庙里享用烧鸡和美酒。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说完后，白先生便连忙坐在摆好酒肉的香案桌旁，准备开吃。这时，其中的一位朋友连忙按住白先生的手说：“慢着慢着！要吃可以，但是，必须对上字句才能吃。”

白先生问：“怎么对呢？”

一朋友说：“每人说四句，要与字、与酒都有关，且押东韵。”

白先生说：“好！你们先来。”

于是，第一位朋友说道：“口字不露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扯上去，古字饮一盅。”说完便拿起酒盅来，饮了一盅。

接着第二位朋友对句道：“口字不露风，木字在当中，木字扯上去，杏字饮一盅。”说完后，也拿起酒盅来饮了一盅。

两位朋友都对上了字句，饮完了酒。这下子该轮到白先生对句了。他们说：“老白，现在轮到你了！”

只见白先生抓耳挠腮地，半天也对不出来。

一位朋友笑着说：“对不上就看我们吃吧！”

当两位朋友正准备开吃时，白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口字不露风，一字在当中，一字扯上去……”

说到第四句，白先生半天也想不出来是个什么字。

两位朋友大笑着问白先生道：“那是个什么字呢？”

白先生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突然冒出一句：“我一口一盅，一口一盅。”

这下子，说得那两位朋友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算你白吃狠！算你白吃狠！我们甘拜下风了。”于是，白先生如愿地白吃白喝了起来。

又一次，两位朋友带上酒肉偷偷地来到村子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正准备开吃时，看到河面上漂来一口大木箱。一人下河去将大木箱推到河边，然后，两人一起哼哧哼哧地将大木箱子抬到了岸边。

一人说：“这木箱好重啊！打开看看，里面是啥宝贝！”

当打开木箱一看，差点把两人气死！

原来是白先生！

一朋友说：“白先生，你怎么又来了？”

“若要鬼不知，除非己莫为”白先生得意地说。

一朋友出面解围，笑着说：“别当真！别当真！我俩只是跟你闹着玩，闹着玩的！我们三人在一起，难得！难得！”

另一朋友说：“我们在一起，却实难得！今天就以‘难得’为题，对句喝酒，对不上的看别人喝酒，并且，给今天的酒菜买单。好不好？”

白先生说：“好！好！好！”

一人说：“雪在天上是糊里糊涂，落到地上是明明白白。雪化成水是容容易易，水化成雪是难得的难得。”大家说，好！于是，他拿起酒盅，喝了一杯。

另一朋友接着说：“云在天上是糊里糊涂，云开雾散是明明白白。云遮太阳是容容易易，太阳遮云是难得的难得。”说完，大家又说，好！这位朋友也喝了一杯。

两位朋友对句说完了，酒也喝了。该轮到白先生了。

只见得，白先生抓耳挠腮地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句子来。两朋友笑着说:“快说呀！快说呀！”

白先生憋了半天才憋出四句来：“我在木箱里是糊里糊涂，在箱子外是明明白白。叫我吃酒是容容易易，叫我掏钱是难得的难得。”

两位朋友听后，都傻了眼。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来来来，喝喝喝。今天不管明天的活儿！”三人又开怀痛饮起来。

这个故事当然是文人们虚构的笑话罢了。

然而，从我母亲的嘴里讲出来，也给了我们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和教益。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起码能够悟出两点启示：

一是做人要有人格，不能像“白先生”那样好吃懒做，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尽管“白先生”有点小聪明，却不用在正经事上，到处蹭吃蹭喝，遭人白眼，这有失人格。

二是做人要机灵，有知识，有文化。如果“白先生”不机灵，对不上句子，那还是吃不上酒肉的。

前面讲到，我的母亲除了母性天生的慈爱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刚毅”的性格。

小时候，我父亲在县委工作，很少回家。

我们姐弟五人都靠母亲一个人照顾。家大口阔，一个月商品计划粮油总是不够吃。每到月底，母亲就要靠借粮食度日子。到收割小麦、水稻时候，我们姐弟几人放学后，就到镇边附近的田地里去拾捡麦秆、稻穗。到了红薯，花生收获的季节，我们就到地里去刨挖农民刨掉了的红薯、花生回家凑着吃。实在没吃的，母亲就带我们挖野菜吃。每年夏秋两季，母亲经常是天不亮就拿着镰刀，挑着箢箕上山打柴。由于封山育林，很多山都不准人打柴，只能走很远的山路到那些没有人管的野山上去打柴，每次出去天还没亮，当挑着满满的一担柴禾回到家里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为了生存，母亲在街道工厂打工，给医院、粮站烧火做饭，挑水劈柴，俨然一个壮男劳力。街坊邻居们说，母亲满肚子的诗书渥作了。

我在读初中时，每年放暑假，镇里居委会都要组织我们学生到附近的农村去支援“双抢”。所谓的“双抢”，就是“抢收、抢插”。

我们家乡的农村，以种水稻为主，且一年要种两季水稻。恰好在学校放暑假期间，农村要收割田里的早稻，并要抢在阳历的八月一日之前，插下第二季的晚稻秧，当时有“不插八一秧”之说。

暑假，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我们这些初、高中学生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去插秧，一直插到下午一点钟才回生产队吃饭。吃过饭，休息个半钟头就又要下到田里去插秧，直到太阳下山近晚上七点多钟才回家。那时，农村的学生都比我们镇上的学生要快活得多。他们在山上的树荫下放牛，而我们则替他们在烈日下的泥水田里插秧。

我们小小的年纪，一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并且是头上顶着“三伏”天的烈日曝晒，脚下是被骄阳炙烤得滚烫的农田。上烤下蒸，极易中暑。

那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才十一岁。下午，我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便跑到秧田旁边的沟渠里面，在水沟中躺着，让渠水从自己身上淌过。大概躺了近十分钟，又爬起来接着插秧。不想到了半夜，我上吐下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家里面没有电扇，甚至连个像样的竹床都没有。当时，我家只有一张小竹床，只能睡一个人，当晚是我父亲睡着的。我便睡在我家门口台阶下面的一块巨大的方形石板上面，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衩。

我趴在石板上，不时地拉肚子。

开始还能到后院的厕所里去拉，后来次数多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躺在石板上拉。最后，没有拉的，每次只能拉出一点点水。就这样，我一个人在石板上滚了一晚上，拉了一晚上。

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人整个地变了形。浑身是黑灰泥，瘦得不成人样，站也站不起来。是我的母亲将我背在背上，背到离我家有三百多米远的镇卫生院里去。主治医生是一位武汉人，她用两个手指头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我的眼睛，用汉口话急忙地对我母亲说;“黄胆肝炎！黄胆肝炎！”然后，给我注射了葡萄糖，叫我迅速转院，到附近的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好在我们家在解放前是开中药铺的，商号是“太乙堂”，有公章、电话机、留声机。家族中，我的父辈那一代人当中有许多都是麻城、新洲两县的著名的老中医。我的大伯就是麻城县最负盛名的老中医，二伯是新洲县人民医院的业务院长，我有几个叔伯哥姐是武汉同济大学、省中医研究院的教授。所以，看病有条件。

我的大伯看过我的病情后说：“这是因为中暑而引起的急性黄胆肝炎。”他说：“急性的好治，要是慢性的可就麻烦了。”他接着说：“我先给你开三十副水药（中草药）吃着，如果还好不了我再调方子。”

结果，我只吃了二十八副水药就好了，而且是彻底地好了，至今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因此，从那时起，我在心里就非常感激我的母亲的养育之恩。当那天早上我无力地趴在母亲的背上时，我就下决心要养我母亲的老！

这样，从1994年我在县城里的单位分得了三室一厅的新房子后，我便正式地把母亲从农村的小镇上接到了县城里来，并把母亲的户口迁入到我单位的户口本上。

母亲于2001年5月份第一次中风，经过治疗恢复得较好，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到2006年，母亲第二次中风之后，就完全地瘫痪了，只能一天到晚地坐在轮椅上度日子。

从2006年起，有两年时间我是请保姆护理瘫痪的母亲的。由于母亲难得照护，保姆在夜间睡不好觉，两年时间内便换了四个保姆。

在我妻子没有退休时，我姐来我家照护母亲大半年。后来，我妻子退休了也就再没有请保姆了。白天我上班妻子照护母亲；晚上我陪母亲睡，照顾她拉屎拉尿。

母亲有一个坏毛病，她白天坐在轮椅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都可以不拉大小便。可是一到了夜里，那肚子里的大小便就像是开了闸门似的水，一趟赶一趟地拉。每天夜里拉三遍属于正常的。多的时候，一晚上拉五六次，常常是一个半小时拉一次，弄得人根本睡不成觉。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四年了。

我和妻子都是中学高级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深知瞻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养儿防老。”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才使得我的母亲在瘫痪了十五年，光坐轮椅就坐了十年之久后，直到八十六岁还能吃能喝，红光满面。街坊邻居们都说我母亲有福气。

母亲常对我妻子说，她要活一百岁。而我妻子总是诙谐地说：“你老人家活一百岁不够，阎王爷把您的名字弄丢了。”母亲听后，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我的母亲享年八十六岁，每每想起她在世的日子，总充满着快乐和希望。

★★作者简介★★

袁敦文，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麻城师范高中语文高级教师。中国写作协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在报刊，网络媒体发表诗文百余篇，出版有散文集《浮云若丝》，评论集《大学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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