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情到幸福阿伟出轨（从爱人同志到爱人有罪）

艾伟是一个对人性中那些幽暗的区域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被誉为“人性勘探者”。他的小说中既有“现实化”的一面，也有“寓言化”的层面。他总是自觉地选择一些看似单纯的事件作为叙事通道，通过种种细腻辗转的叙述手段，对我们存在的境域及其内部的尴尬本质进行尖锐的揭示。近日，艾伟的“爱人”系列《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由浙江文艺·KEY-可以文化推出，两部作品深入人性难以捉摸的深处，探讨了两性间的隐秘情感，书写着从上世纪80年代出发的深刻记忆。

艾伟是中国“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译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曾获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鲁艺文艺奖”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当代》文学奖、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等。

他一向以擅长描写人物心理著称，称自己是卡夫卡的信徒。他曾表示：“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相结合小说，它诚实、内省，他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他自给自足，拥有意想不到的智慧。他最终又会回来，像一把刀子一样刺入现实或世界的心脏中。”

不过，艾伟的文学启蒙却是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始的。他说：“现在我回想当年的情形，我想，如果没有那次阅读，我可能会一直在文学之外——我本学建筑，这辈子成为一名严谨的工程师是顺理成章的。但我在年轻时遇见了马尔克斯，他让我知道小说原来可以写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顾现实逻辑而飞翔其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凭自己的想像重新构筑一个新世界。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开始阅读期刊，关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我惊异地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后来我也开始了写作。我得承认，我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越野赛跑》受到过《百年孤独》的影响。”

谈及自己的写作风格，艾伟表示：“一直以来，作为一名作家，我专注于通过叙述处理时代意志下的人的境遇问题。由于当代历史的特殊性，人的命运也有着极为奇特的面貌。我一直迷恋于这个的主题，即书写社会主义经验。我是个对时代里的人充满好奇的作家，我同时也不能减弱对‘人’的探问和质询。”

艾伟的“爱人”系列第一部《爱人同志》，就是这样一部同时具有向人性内部挖掘的深度和广泛的隐喻性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刘亚军是一名屡建战功的侦察兵，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受伤残疾，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战后，一位叫张小影的女学生与他相爱并结婚，因为这样带有传奇色彩的婚姻，他们得到了媒体广泛报道，受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段备受瞩目的婚姻渐渐淡去了往日的荣光。生活的拮据、身份的失衡，使得“战争”转移到两性之间，并愈演愈烈……这部作品不仅对个体的情感和欲望、尊严以及自卑、软弱进行了充分表达，也深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呈现了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奈处境。这本书书写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生命悲剧，也是一代人寻找自我价值的艰难旅程。学者、评论家张清华评价称：“单凭这一部小说，艾伟就应该被写进文学史，他达到了当代作家未曾达到过的精神与心理深度。”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也称赞说：“这是艾伟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一个长篇。在这本书的面前，我保持了我的警惕。我的警惕来自哪里？不是艾伟，是我自己。理论上说，这本书是必然的，有可能是我写的，有可能是李洱写的，最终，是艾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般的命题。我应当赞美这本书，就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我必须赞美。”

如果说《爱人同志》是“触摸到时代与个人、政治与人性之间错综纠葛的小说文本,小说昭示我们的是在时代的变革与历史的错位之中一种个体生命的经验与痛楚，欲求与挣扎”，那么“爱人”系列的第二部《爱人有罪》则是一个为我们展示了在“原罪”笼罩下的凄美无限的极好小说文本。小说从一开始就将人物自始至终置于一种极为幽暗的个人心境之中，在内心化的叙事语调中，围绕着“罪，惩罚，救赎”这几个看似庸常的主题，对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状态进行了犀利的追问。

《爱人有罪》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可谓一个跨越十年的爱情传奇，一段虐恋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与赎罪之旅。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俞智丽，是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小城美人，但她的生活却突然兴起了波澜。一天晚上她走回家时遭遇了强奸，她认定这是一个长期跟踪她的男人所为。这个男人因此被判入狱，度过了八年痛苦的牢狱生涯。然而，在这八年中，俞智丽也深陷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遭遇强奸而带来的创伤，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她偶然间发现罪犯另有其人。作为一个受害者，她也让另一个无辜者蒙冤，这是命运给两人开的残酷的玩笑。八年后，那个囚犯终于出狱，他开始满怀仇恨地跟踪俞智丽，直到两人最终相见。小说的重头戏放在两人相见之后，但故事却并没有走向一个简单的复仇情节，而是更加真实地表现出人性的纠结与复杂。这场仇恨始于错位的爱，相见是恨意爆发的时刻，却也点燃了压抑的爱火，两个千疮百孔的灵魂从此开始在彼此的欲望中寻求自身的救赎。

《爱人有罪》的结构严谨，“门”的开口很窄却打开了很大的空间，它将“碎片化”的经验整合并转换成故事；作品渗入的层面很多，细腻地道出了当今社会复杂的伦理变迁，以及我们的生存所处的困境。复旦大学中文系栾梅健教授认为，《爱人有罪》堪称中国版的《罪与罚》：“鲁迅先生在评论俄国大作家时认为，这位天才的灵魂拷问师的写作特点是：‘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对照艾伟的《爱人有罪》，作者不仅拷问了罪恶，而且是在罪恶之下拷问出了‘洁白’，这确实是作者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胜人一筹的地方。”

在小说中，艾伟探究的是人们究竟有没有“罪”感及如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并着眼于人的丰富性。“社会为物欲的时代，人的本性被物质的诱惑掩盖起来，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揭开掩饰物还原人，人还是人，人只是被社会改变表面而已。”他同时也感慨道，“跟现实比较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我们的书写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在这一点上，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静静的顿河》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其经验的丰润庞杂，令人折服，肖霍洛夫作为亲历者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只有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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