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凯瑞谈史蒂夫（史蒂夫麦奎因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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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花了11年时间才有机会完成系列电影《小斧子》（Small Axe，2020），该系列讲述了1969年至82年围绕伦敦西印度社区的五个故事，从回响音乐（Dub）和情歌摇滚（Lovers Rock）舞会到红树林九人组（the Mangrove Nine）的审判。

本片的部分背景是警察的偏见和暴行，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和今夏席卷全球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事件抗议活动之后到来，麦奎因的激情项目让人觉得更加迫切和必要。在这里，导演讲述了他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个人作品的构思和拍摄过程。

《小斧子》筹划了11年，制作了6个月。当你结束制作的时候，和团队告别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新馆疫情，这种告别有点困难。不能喝同事们拥抱的情况感觉很怪。当你应该到达这个庆祝的时刻，或者你该有一个收尾派对，但却缺少该有的仪式，这种感觉很是怪异。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告别。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进行收尾工作。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细节正在完成。所以，它会展现该有的样子的。

所以你们在疫情发生前就收工了？

我们完成了制作，不过在剧组解散前还有8-10天左右的停留时间，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刻，大家又可以欢聚一堂。我们是第一个在封锁期间进行外景拍摄的剧组，当然所有的测试和预防措施都非常严格认真。

我和摄影师沙比尔·柯克纳（Shabier Kirchner）谈到《小斧头》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制作这个系列电影的过程中，你是在把不为人知的故事写进历史，而不是在重写历史。

它是在重写历史，因为它是在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一切。当你把事情植入历史时，一切都会改变，因为你对事物的看法会发生悄无声息的变化，比如，英国大多数人是对警察的看法。几十年来，黑人社区一直在谈论警察如何不好。在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一句口号，“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但现在大家都了解了西印度社区，我们对警察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改变了历史，改变了我们对那个机构的看法。现在他们知道了那些人的遭遇，卧底警察与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家庭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家庭采取的所有肮脏伎俩等等。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红树林》（Mangrove）和《教育》（Education）中，它们几乎重现了当时的时代风情。

这也和调色师汤姆·普尔（Tom Poole）有关。我追求的是如何用柯达克罗姆胶卷拍出那个时代的拍摄效果。《红树林》对我来说有一种史诗般的质感，它在偏隅之地开始，最后却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庭上结束。弗兰克在伦敦西郊拉德伯克街的偏僻一角开了一家咖啡馆，最后却来到了代表司法制度的老贝利（译注，这里指代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院）。要表现这个事情的发生轨迹，它必须是35毫米胶片，与此同时，柯达克罗姆胶卷也是那个时代的摄影工具。它并不是想要展现当今的实际情况，而是当时的样子。所以这是让我们进入那个世界的关键。我对看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一直很感兴趣，不一定是他的构图，而是他作品中的色彩。还有那个时期的威廉·埃格莱斯顿（William Eggleston）。

你用不同的格式分别拍摄了这五部电影。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五部电影都要用35毫米或数字格式拍摄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感兴趣的是每个故事的美感。比如说，《情歌摇滚》就是数字电影。它用数字拍摄，因为它是流动。我们想在声音的流动中捕捉事物。《教育》是用16毫米拍摄的，它让我想起BBC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今日剧》（Play for Today，译注：英国BBC出品的系列时代剧，于1970年到1984年在BBC1台上播放）。我想那是每周四晚上，他们会有一些小电影，通常都很有话题性的。我记得那些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并不是说它们是颗粒状的，但它们会紧紧抓住你。也许是因为这些电影的主题很有时代感……它让你记忆犹新。

所以，我知道我肯定想用16mm来拍摄《教育》，其实在影像传输上还是出了很多问题，但BBC最后还是很通融。《亚历克斯·惠特尔》（Alex Wheatle，2020）是用索尼威尼斯数码摄影机（Sony Venice）拍摄的。同样，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历程。因为那个故事有一种令人心碎的、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般元素的存在，要有一种曝光速率，才能表现出类似《红白蓝》中那种史诗般的画质。但同时它又非常关键的，也涉及非常多关于家庭的，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它。

每部电影的拍摄间隙有很多休息时间吗？

没有，这是为赚钱拍的。但是作为英国电影人我至少了解一件事情，时间就是金钱。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处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当你了解预算后你他妈的绝对不会相信的。你看过几部电影了？

三部。《亚历克斯·惠特尔》和《教育》不是还在上色吗？

差不多吧。你只有一次机会看到某些东西的第一次，所以你应该去看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被看到。

你认为快速的制作节奏是否会影响电影的观感？

我想说的是，人们都说我拍得很快。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去过别人的片场。很显然我是挺快的，但我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条件具备就可以开始进行了。何况之前就有缜密的拍摄计划了。这个项目已经持续11年了，和制片人特蕾西·斯科菲尔德（Tracey Scoffield）一起，有一个编剧室，而这个编剧室不断发展变化，各种试镜的情况，和那些我想一起合作的编剧，像库尔蒂亚·纽兰德 （Courttia Newland）、阿拉斯泰尔·西登斯（Alistair Siddons ），亚历克斯·惠特尔（Alex Wheatle）就告诉了我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都已经计划很久了。海伦·巴特（Helen Bart）和我自己在寻求素材的过程中已经做了150多次采访。当你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那个点时，那就让我们开拍吧。

沙比尔还告诉我说，在《红树林》中阿尔西娅（Altheia，利蒂希娅·赖特［Letitia Wright］饰）与考虑放弃的弗兰克（Frank，肖恩·帕克斯［Shaun Parkes］饰）对峙的高潮戏中，你让他把这场戏完全交给演员。是有打光的，但镜头的移动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弗兰克看到的第一次就是观众看到的第一次。出了计划你能看到的东西之外，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在计划中。并不存在着只靠运气自然发生的事情。没有运气会过来解决问题所在。因为我不知道他要看到什么，观众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做了精心设计和缜密规划。那非常令人兴奋！一切都是动态的！这就是把这种张力放进这个讨论中的原因，它也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弗兰克受到了挑战！你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背叛我们？你是希望直接参与的。

在这个系列里你和不同的剧组合作，而且合作方式也和你之前的电影不同。你是否有意识地想用不同的方式来拍摄这些电影？

我不知道什么是“不同”。电影的主题决定了我用什么方式来拍摄。我不会拿着固定模板说一定要这样拍。我是来为故事服务的。当然，是用我的手，但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听故事，去了解故事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应时”这个词语经常被用来把一部恰好以黑人抗争为主题的电影的问题简化为仅仅是当下的问题，而事实上，这是一场永恒的战斗，从我们能找到缘由开始进行很久了。

“适时”（timeliness）并不是真正降低，或是黑人电影的专属特性。任何类型的电影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是应时（timely）的。 因此，它并不会完全专注于黑人电影或黑人题材。 事实上，我们正在谈论今年发生在乔治·弗洛伊德身上的事情，并将其与《小斧子》相比较——这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且会很应时。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不幸的是，这些故事将永远都会是应时的。

《情歌摇滚》是在我们最需要多巴胺的时候在纽约电影节上映的。

这是对隔离期间所有感觉、感官享受和性欲的一次盛典。对我来说，它就是表明我们视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情歌摇滚》在纽约电影节上映后，反响巨大，对此我非常感激，但同时它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时期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永远无法吸取教训。我想我们都学到了该用自己的生命去做些什么。我并不是想给这部电影施加一些压力，听起来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严肃对待。

很显然，这是一部关于派对、关于坠入爱河并找到自己的故事。我想是因为在封锁期间人们缺乏《爱情摇滚》中的人与人彼此之间的那种感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认为电影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就是如此。我们否认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我们看到它的珍贵。也许这部电影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希望它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希望它能让人们对回响音乐（Dub）和情歌摇滚多一点点爱。

我猜想你在制作过程中会反复听《情歌摇滚》中的曲目。接触音乐这么久，你是如何做到有节奏感的？

听那音乐令人陶醉。我从不厌倦。而且我总能在其中找到新东西。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把你锁住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那是一种快乐。一种真正的快乐。

｜翻译：育凡（@迷影翻译）

英国制片人和影评人，短片发行网站dedzafilms联合创始人，电影文章发表于《Little White Lies》、《视与听》（Sight & Sound）、《电影制作人》（Filmmaker）、《美国电影摄影师》（American Cinematographer）杂志以及MUBI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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