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转变的原因（为何25岁就能成就万历中兴）

序言：

《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外乂安，海内殷阜”，描述的正是明朝中后期“万历中兴”那15年的繁盛景象，而造就这“万历中兴”盛景的明神宗“朱翊钧”，时年却年仅25岁。换句话来说，10岁登基的明神宗，刚一上任就立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后才得以造就“万历中兴”之盛景，但很明显，一个10岁的孩子显然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身边的辅政大臣“张居正”在帮他。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插图

诚然，10岁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钧”，纵然他再厉害，再聪明，也不可能以十岁的年纪就知晓治国之道的，毕竟年纪属实还是太小了，能不能明辨是非都还是一说，再加上明朝时期那落后的教育制度，俨然是不可能将年仅10岁的明神宗打造成一个“惊世之才”的。

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明神宗怠政三十年”的典故了，就像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孟森”曾说过的一句话，明神宗晚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赫然就是一副终日只会宅在深宫大院无所事事，且只顾自己开心的“宅男”模样！——《明清史讲义》

笔者相信可能还有人会认为，难道就不能是明朝的历代帝王已经给“明神宗”铺好路了吗？毕竟明朝再怎么着也是一个推行“君主专制”、奉行“高度中央集权体系”的封建政权，故而，也就意味着明朝大多数政治事务的最终决策权，终归都还是把握在明朝统治者手上的。

然而，即便是明神宗之前的历代明朝皇帝已经给他铺好了路，已经逐步完善了明朝“皇权”的统治体系，初步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进程，让明神宗完全有可能实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处理政事。

明朝内阁大臣示意插图

诸如明朝的“内阁”制度，由内阁大臣提交上来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务，几乎都已经将解决办法清清楚楚的写在了“票拟”之上，明神宗只需要“批朱”、然后再盖个章就完事了，甚至有些不重要的事务就全权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皇帝根本看都不用看一下的。

但这样无疑也就意味着官僚集团的意志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只要大臣能想方设法的让皇帝同意“票拟”上的提议就可以，然后具体的执行工作就可以听凭官员的意志了。毕竟谁让明神宗作为当朝的统治者，却不理朝政，基本就不怎么关心民生大事呢！

况且，明朝中后期的官场腐败，明神宗怠政那30年更是明朝史上有名的政治混乱时期，诸如公元1586年，明神宗执政时期的“国本之争”，也就是明神宗选择立“朱常洵”还是“朱常洛”为皇太子一事。

按常理来讲，这“立储”之事本来应该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按照封建时期一贯奉行的“长子继承制”流程走一趟就完了，可是问题也正是出在了这里。

朱常洛画像插图

嫡长子“朱常洛”乃是明神宗和慈圣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后”所生，但万历皇后却一直都不受宠，所以明神宗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嫡长子，而是想要立由明神宗的宠妃“郑皇贵妃”所生的幼子“朱常洵”为太子，故而就一直以“元子婴弱，稍俟二三年举行”的理由拖延，试图一拖了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

如此一来，大臣又不愿意了，因为大臣以及慈圣太后都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一来二去，就这么争了15年，结果最终还是以大臣胜利而告终，“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也正是在这次事件的打击下，让明神宗深感身为天子，却被大臣所制，自此与大臣闹掰，更为怠政。——《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

明神宗怠政画像插图

南京各道御史后来也曾因此上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然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明神宗依旧怠政不见。——《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

• 同时，这次事件一方面说明了明神宗执政时期的朝政混乱，“皇权意志”已经基本受制于“官僚意志”。
• 另一方面也间接的证明了明神宗执政初期的“万历中兴”，确实并非出自明神宗一个人之手，也并非是历代明朝皇帝的积累所致，而是有着辅政大臣“张居正”这样一个神助攻才得以实现的。

那么问题来了，张居正又是如何帮助年仅10岁，且又是初登大宝的明神宗实现“万历中兴”的呢？今天笔者就从张居正再万历年间的一系列作为为主线，再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入手，来跟大家聊聊张居正是如何帮助明神宗实现“万历中兴”的。

张居正画像插图

一、政治

咱们就先从封建时期统治体系的核心“政治”开始入手，毕竟如果真的是张居正一手促成了“万历中兴”的话，那么在张居正的手上，属实是应该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才对。

然而事实上，张居正也真的就实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自隆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重病弥留之际的明穆宗“朱载垕”就下令“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让他们辅佐年龄尚幼的明神宗执政。——《明史·本纪第十九·穆宗》

可是等到了同年六月，明神宗刚一登基，顾命大臣高拱就“意疏下即拟旨逐保”，结果没成想，“而保匿其疏，亟与居正定谋，遂逐拱去。”大太监冯保反而联合张居正一起推翻了高拱的顾命大臣身份，免了高拱的职；紧接着没过几天，“丁丑，高仪卒”，另外一个顾命大臣“高仪”也身亡道消。《明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三》

也就是说，从明神宗刚刚登基那一刻开始，张居正就已然成了正儿八经的“明朝政权的实际控制者”，甚至说白了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要略高一层，毕竟顾命大臣就他一个，而明神宗又仅仅只有10岁，所以一切的军政大事基本都由首辅张居正处理。

明朝官员上朝画像插图

所以，张居正既然已经手握大权，那接下来第一件要干的大事，当然便是整顿吏治了，而后，于公元1573年十一月，颁布推行了一套“考成法”，“命诸司立程限文簿，以防稽缓”，即让诸司把要办的事都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期限，然后登记在三个小本本上，一本给六部、一本给六科，然后还有一本给内阁。——《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一》

另外每个月还要六部和都察院挨个检查完成情况，没有及时完成的也必须老老实实的向上级汇报，否则就得挨罚，借以达到一种提高官员效率，减轻原本官员投机取巧或者是坐其位不谋其政的不良风气。

如此一来，首先明神宗执政初期的明朝官员办事效率就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且，由于登记的时候是已经精确到个人的，所以在赏罚以及责任承担方面也更为精准，同样精确到了个人，明确了官员责任，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一时间，万历朝堂之上的官员风气也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戚继光雕像

二、军事

既然原本朝堂之上的政治混乱局势已经有了初步的缓解，接下来吏治的整顿基本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已，接下来张居正也就可以抽出空来将下一步改革的重心放在明朝的军事体系上面，借以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的，重现明朝往日的辉煌。

所以，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已然不怕朝廷其他政党的阻挠，那这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精心挑选驻边将领，毕竟对此时的明朝而言，东南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以及北部边境“蒙古铁骑”的侵袭，反而才是明朝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故而，首先在倭寇泛滥的“蓟门”一带，张居正继续派驻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培训士兵，自此，在戚继光的训练之下，“天雨，军士跬步不移，边将大骇。自是蓟兵以精整称”，而后更是带领着戚家军一路英勇奋战，保得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十余年安宁。——《明史·志第六十七·兵三》

明代诗人陈第更是专门为戚继光做了一首诗，“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说的就是万历十一年，戚继光迁镇广东时，蓟门百姓对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奉送戚都护归田四首》

明神宗为李成梁所修的“石坊”

另外，在抵抗蒙古铁骑方面，张居正亦是重用“李成梁”，任其为“辽东总兵”，负责镇守辽东，此后李成梁也果然是不负张居正所望，先后数次击退蒙古铁骑的侵袭，更是于万历三年冬，也就是公元1575年，抵御“暖兔、拱兔、堵剌儿等二万余骑”袭掠，“敌大溃，弃辎重走。追至河沟，乘胜渡河，击斩以千计”，立下了赫赫战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之后直到公元1580年，为了表彰李成梁守得东北边境的安宁，万历皇帝还曾专门下令，派人在今辽宁省锦州北镇市一带为李成梁建造“石坊”以示褒奖。

王崇古画像插图

除此以外，张居正更是力排众议，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重用“王崇古”，而后，在王崇古的引导下，蒙古俺答所部“遂遣使与崇德俱来，又为辛爱求官，并请互市。”——《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

对此，“帝悉报可”，顾名思义，张居正与明神宗均是持赞同意见，支持王崇古与蒙古“俺答所部”通好互市，促进蒙汉关系的和谐发展，间接也促进了明朝边境贸易体系的发展。

这次赞同互市的事件，其实无形中也显露出了张居正一反明朝最初的重农抑商基本国策，转而开始支持商品经济，欲促进明朝经济水平提高的想法，间接的也就促进了明神宗执政初期经济水平的良性提高。

故而，在张居正的大胆任命下，明神宗执政初期，明朝边境“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为明朝节省了大笔的军费开支，继而也就有了更多的资金去用在其它改革方向。——《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

诸如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举措，以及兴修水利攻城等多个需要大笔资金的改革举措。

桂萼画像插图

三、经济

既然朝廷的内忧外患都已经暂时解除，张居正自然也就可以再次调转改革方向，将目光投向他已经筹划已久的一条税法改革上面，开始整顿明朝已经名存实亡的“两税法”赋税征收体系。

这次改革，其实也就是早在嘉靖十年，就已经由“桂萼”所提出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制度，即“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一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明史·食货志》

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将原本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全部都融合到一起，简化了原本繁琐的缴纳程序，另外又把原来纳“粮”的赋税征收方案改成了纳“银”，免去了粮食不易保存的弊端，百姓缴纳起来也要更为方便快捷。

明朝官僚地主阶层画像插图

但是呢，由于这个“一条鞭法”的改革举措影响到了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封建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在嘉靖年间推行的效果并不算太好。

而后到了隆庆年间，固然张居正支持这次“一条鞭法”的改革，但却由于人微言轻，面对那些根深蒂固的腐败官僚阶层，张居正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推行“一条鞭法”。

但是等到了明神宗执政初期却不一样了，张居正手握大权，更是一切军政事务统统代为处理，有政治权不说，还有军权，也就有了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地主阶级斗争的资本。

故而，于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张居正在经过一系列试点并获得了显著成效后，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税法改革，并于次年，就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通鉴》

万历中兴画像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张居正在明神宗执政初期对明朝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使得明神宗年仅25岁的年纪，便取得了一个“万历中兴”的成就。

当然，也使得已经逐渐走向衰败的明朝重新获得了一线生机，得到了一个持续15年的“万历中兴”盛世，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边境安稳平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遗憾的是，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张居正因劳累过度而患病逝世，时年五十八岁，结果也就导致本该继续兴盛下去的万历中兴，在继续坚持了没几年以后，便因为宋神宗的怠政戛然而止。

其实在笔者看来，万历中兴的中衰，其实也属实怪不得明神宗，不是他不想励精图治，这点相信大家从明神宗执政初期的表现也都能看出来，无论张居正推行什么政策，但凡对明朝局势有那么一丁点作用的，明神宗无一不从，而且执政初期也并不怠政，甚至还发动了“万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以及朝鲜等地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吗？

万历三大征画像插图（局部）

这也就足以证明，明神宗原本也是想着要当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的，毕竟名垂青史这样一个天大的好处，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吧？但是呢，由于历代明朝统治者在统治体系上的不断改革，几乎都只注重所能获得的，却鲜少有人会去在意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弊端。

故而，也就导致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小小的弊端逐渐叠加到一起，积弊成疾，使得“官僚集团意志”已经达到了一种能够影响“皇权意志”的程度，甚至是已经超越了“皇权意志”。

诸如笔者曾在前文提到过的“国本之争”事件，如此一来，无奈之下的明神宗，除了怠政30年，又还能做得了什么呢？

不过也很明显，其给如今的我们所带来的借鉴意义也是极为丰厚的。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今的我们所能获得的，正是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抽丝剥茧，去其糟粕，借鉴其精华，然后使我们以后的社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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