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人是目的也是意义）

□红星新闻评论员 钟茜妮

每个时代，个体追求抱负的故事都在上演。当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纷纷奔赴巴黎，欧洲城市化的图景徐徐展开。

时空轮换到中国广袤的大地。改革开放40余年来，城镇化进程在这片东方土地呼啸而至。“小镇青年们”来到城市，寻一份谋生之业，觅一顶屋檐避雨。当家乡变故乡，他们是否能站在山顶向城市发出雄心勃勃的挑战？这十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给出了新的答案。

十年里，中国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64.7%，1.8亿左右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

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40余年，中国完成了由一个农业人口占主体的国家向城镇人口占主体的国家的历史性转变，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城镇化进程，不仅拥有可比肩发达国家的城市数量，还拥有不逊色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国际知名大都市的城市规模。

但同时，这也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城镇化道路。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深刻的论述，道出这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城市不再如茅盾笔下吴老太爷初见上海那样重重魔幻的体验，城市也不是堆积着冰冷摩天建筑的景观对象，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回归到了栖身的家园。城市是会生长、更新的生命体，也是创造幸福、接纳个人的载体。

流动的脚步

44岁的邓凤娇从民警手中接过崭新的户口簿，这时距她辞别故乡“闯广州”已过去了21年。方寸证件，装着有关城市的生活梦想，也曾是禁锢流动脚步的枷锁。

“邓凤娇们”是对城镇化最有感受的人群：从暂住到居住再到落户，陌生城市逐渐有了温度，人生的后半篇章落笔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亿万农民进城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不再被薄薄的一页户口所束缚。

过去曾撕不掉“农民工”的标签，如今，却能骄傲地亮出“新市民”的身份。进城，不仅将汗水和生命浇灌成高耸云霄的大楼，也要堂堂正正地“留下来”，享受城市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完成工作地转移的同时，“邓凤娇们”真正完成其居住地与生活地的转移。

在免费提供各类就业服务的同时，我国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14年以来累计培训超过1亿人次；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两免一补”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30个省区市出台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实施方案；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就业到教育到养老，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扎根城市的人们能够说，在城市，有稳稳的幸福。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人们在具体的城市建设中，既体现了自身的精神气质，也完善了城市本身。

流动，是过去十年里中国社会最具标志性的浪潮，给赋予城市繁荣的人们以尊严，给聚集产业的城市以发展，给城市管理者以考验，给挑战固有秩序的“外地人”以公平和机会。随着户籍松绑，流动的人在创造城市，流动的人也被吸纳为城市的一部分。从此，城市鲜明地刻上了“人”的标签：这是众生的城市、人民的城市。

理想的城市

人们进城脚步的加速，深刻改变了城市的发展格局和趋势。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有7个，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个。

城市，变得前所未有的大，也酝酿出前所未有的问题。土地使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理难题，城市性在当下的语境中被放大，直接影响城市人的幸福感。

其实，问题永远在被提出，也随时在被解决。城市将人集中到一起并展开分工，基础设施带来便利的公共服务，也带来痛苦的“用户体验”。因此，人们对城市的吐槽不停歇，但城市的边界也在“吐槽”中得以拓展和蔓延。

雾霾围城下对蓝天的呼唤，一微克一微克地“抠”排放量；远距离通勤和拥堵，让地铁成为许多大城市的标配；“绣花功夫”下到了背街小巷，城市的“里子”和“面子”有了同步的提升；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从城市扎实推到乡村；城市更新，让历史文脉延续的同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上半场的城镇化进程还是粗放扩张、野蛮生长，那么下半场里，城镇化从寻求增量到做实存量，把功夫下得更为细微精致，更贴近人的需求。《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雷泽也注意到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他认为，过去中国强调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而最近十年里，他看到了中国越来越强调为人而建城市，为人的需求和享受而营造城市，这代表着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我认为这必须继续下去，相信在未来20或30年内，中国将成为这一趋势中最伟大的全球领导者之一。”

西方城市多在进入高度成熟的城市化阶段之后，再修复“大城市病”。在纽约，为了应对无序蔓延和低密度发展的问题，“精明增长”被提上日程；在伦敦，生态导向的绿带政策加强了对土地开发的干预。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则把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贯穿于全程。

这十年，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体现在承载力的提升。

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新要求下，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加快推进，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明显。

↑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菜蔬新居小区楼顶上的“空中花园”。原本这里是一处寻常的老旧院落违建，漏水严重，在社区引领动员下完成改造，成为人人共享的空间。

因为粗放扩张而形成的“大城市病”，得到了“针灸治疗”。2020年，全国家庭户住房建筑面积总量超过了500亿平方米。2019年到2021年，各地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5.1万部，这项措施让很多长期居家老年人实现了走出家门、走出楼栋。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各地建设改造社区养老、助餐等服务设施约3.6万个。

对于理想城市的设想和讨论绵延千年，这个时代的回答，是以人为中心。

协调的格局

这十年城镇化进程，不觉之间，形塑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以北上广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不再寻求“摊大饼”式的扩张。首都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1.9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03万亿元；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8.4万元，居全国首位。

减量，减的是人口总量、城乡建设用地和建筑规模；发展，提升的是环境友好水平、文化繁荣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在上海，“五大新城”的建设为城市新城的发展找到新的破局点。作为上海承担国家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五个新城”不是承接中心城区功能溢出的“卫星城”，而是通过产业的导入、公共服务功能的完善以及与长三角协同联动的带动，更多意义地形成综合性节点城市。

这样的“强强联合”，为上海在全球城市的价值链中刷新定位、建立产业链接点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向未来，在世界城市群中找准坐标将是中国城市新的任务。面向未来，城市群和都市圈也将是极具前瞻性的空间承载形态。

“十四五”时期，中国布局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19个国家级城市群，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都市圈的规划建设，让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均衡发展成为新的趋势。

↑2021年5月，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指导市民办理业务。此前，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启动。图据新华社

这样的格局，是在空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时，统筹解决人口、产业、城市失衡问题，新形成城市综合结构以带来更强的人口和经济承载力的根本之举。它的落脚点，是城市的未来，也是人的幸福。

在当下的时代，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据此前预测，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0%。从“弯路”和“经验”中，我们在重新发现城市与人的关系。归根到底，城镇化应当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就像它的起源那样，为了个人的价值实现、为了包容多元的需求，为了在更充分的交往中激发创造力，人们自由流动、相聚于此。因而，城镇化不仅关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建设，也必然涉及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软件建设。只有制度不拘于形式，能最大程度地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这样的城镇化才没有沦入形式凌驾内容的陷阱中。

我们关心高楼、繁荣和城市的未来，我们也关心舒适、情感和梦想。远方或他乡，那些背着行囊的游子，都是寻求幸福的落脚点。在长远的跋涉中，在疲惫的奋斗中，总有一处地方让人安放梦想，让事业、家人和生活，都找到联结。在这里，人是闪光点，是目的，是意义。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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