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光芒,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趣味（大人物的友谊小船也说翻就翻）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 11月，康熙皇帝下令禁教。禁教，禁的是天主教。由此，延续二百年的“礼仪之争”正式形成。只是，开启争端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天主教罗马教廷。

看过电视剧《孝庄秘史》的人都知道，康熙皇帝及其父顺治皇帝都曾经是天主教的拥趸。虽然两位皇帝不信天主教，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对天主教及其教士优待有加。顺治朝的德国籍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甚至担任了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重要的、职在评判国运的司天监的主官，品级高居一品。此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还曾下达过一个容教令，强调不得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那么，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什么会破裂，以至于康熙皇帝亲自下令禁教？这要从天主教罗马教皇的一个霸道无理的教令说起，它让康熙皇帝忍无可忍，让中国人民忍无可忍。

（布鲁诺被绑在火刑柱上）

那么同样，那些崇拜孔子、怀念祖先的中国人，都是那时的天主教眼中的“异端”。

1704年的禁令发布后，教皇又在1715年重申必须绝对遵守该禁令，否则将被驱逐出教会。

从过程来看，1704年的禁令早就有天主教狭隘、保守、排他性的理论基础。早在1645年也就是顺治二年，当时的教皇就曾经对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布过类似禁令。虽然，在中国活动的不同西方国家的教团有好几个，它们之间甚至于它们各自的内部人员为了维护或加强自己在罗马教廷和本国的地位，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并因此对于禁令的执行有不同看法，但是所有这些西方传教士都不会改变他们先天的偏见，不会放弃天主教之外的信仰都是异端的观点。于是，最终形成了1704年的教皇禁令。

顺带说一句，教皇不是皇帝，他是天主教的最高祭司。祭司，就是主持祭典的人，天主教的主教们也都是祭司。称他为教皇，纯粹是明朝后期少数无知的中国人美化的结果。

康熙皇帝最初听到这条禁令时，并不太相信它会是教皇（康熙称其为教化王）的命令。因此，康熙几次派人到罗马教廷向教皇当面核对，甚至说：“教化王自然明白道理。朕有书去，尚未回信，岂有偷发告示来这样无理嘛？朕知道必不是教化王的真告示。”可是天真的康熙不知道，教皇把他派出的使者扣住，多年后才放回中国。

（礼仪之争）

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皇帝才完全知悉罗马教皇的禁令。此前对罗马教皇的信任与耐心的沟通都付之东流，康熙十分愤慨，说道：“览此条约（指禁令），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

此话不假。在康熙皇帝看来，中国人都不禁止崇奉儒家思想的人信天主教，天主教却禁止自己的教徒崇奉中国的传统，甚至于连基本的中国伦理都禁止，岂不是不懂道理的小人？

此后，罗马教皇又强化了禁令，教皇于1742年强调，禁止内部对禁令进行讨论——此前有人提出可以在不影响禁令原则的前提下稍微作些灵活的调整。天主教朝着无视和对抗中国文化的方向越走越远。于是，康熙之后的中国皇帝都基本延续了康熙的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以非法的形式传播。

“礼仪之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实际上结束了，但是罗马教皇始终没有对这个争端的结束做出正式表态。最终的转机来自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可是这个转机却又一次印证了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无知与无德。

1931年，日本侵略并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并于1934年扶持清逊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而作为天主教的代表，罗马教廷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竟然“承认”了伪“满洲国”。可是，“满洲国”尊崇孔子，这又逼使教廷面临如何对“礼仪之争”作表态的问题。

于是在1939年，时任教皇发布一个命令，称：“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虽然其中还有一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在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上，即尊孔、祭祖上，取消了禁令。

只是，教廷始终没有认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天主教罗马教廷是否从此就不会再如此霸道，不会再向中国的信徒随意下达它那些所谓“至高无上”的指令？

本文系凯风清韵原创稿件

作者：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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