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商与天才的区别（为什么勤劳却不一定富有）

财富是什么？

财富从哪里来？

地大物博就能创造巨大的财富吗？

为什么20世纪突现财富增长大爆发？

泡沫个个不同，破灭每每相似……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地大物博”的国家并不一定拥有更多财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拥有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匹配的金融创新体系，才是更有价值的。

当今时代，经济已经从“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金融已然成为现代财富机器的核心引擎。

在《财富的逻辑》中，陈志武教授详尽地分析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财富”的根本性问题，列举中外金融市场泡沫，提供丰富的前车之鉴，透彻解析现代财富机器的运作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中肯的建议。

有理论、有案例、有分析、有数据，议题更丰富，解读更为深入、透彻，为普通人提供创富的可行性方案。

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前车之鉴，更让我们透彻地了解现代财富机器的运作机制。

陈志武

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曾获得默顿·米勒奖。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他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系列纪录片《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文摘节选】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感谢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在这时，中国也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人类经济和非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不管价值的创造方式是靠苦力，靠资本，还是靠无形的管理技能，靠“投机倒把”跨地运输，靠独到的“投机取巧”理念……这些都是道德的、受正面欢迎的致富方式。只不过，在农耕社会甚至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价值只有狭义的定义，只把价值与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即在此。也就是说，只跟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任何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不能行的自然就没价值。所以，只有创造出“东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正是出于这种农耕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就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知识分子也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

这种狭义的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中存在，而且在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中也一直占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了几千年，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当然就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按著名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平均一天 1.2 美元左右，在那种收入条件下，当然只有“生产”才是价值创造。到 1500 年后的明朝中期，仍然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生产能力稍有增长，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 600 美元。然后，从公元 1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 1820 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为 600 美元。

经过近 100 年的折腾，到 1913 年时，人均收入降到 552 美元。只要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 2 美元，人的诉求很难超出物质或者说“东西”，社会对价值的典型定义当然离不开“东西”。在连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自然就没有太多财富可言了。

从财富载体的变迁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历史进程。亦即，生产收入有了剩余，有了“财富”积累之后，财富以什么形式保值并升值呢？以前，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剩余，财富的载体无非是最为原始的土地、房屋和贵重金属，还有就是少量的信贷。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连财富的载体也是以耐久性强的“东西”为主，一种“东西”越耐久，它作为财富载体的吸引力就越强，而像金融契约、证券、基金等这些非“东西”的财富载体只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从需求的角度讲，在过去人们总在为温饱生存而挣扎、没有收入剩余的时候，人们自然没兴趣在耐久的“东西”之外寻找更方便、流动性更好的财富载体了。所以，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前都还没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简单的金融证券最早出现在 13 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但开始发展得很慢。到 15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的财富组合中，大约1/3的财富投资在土地，1/3在企业所有权，剩下的1/3在金融票据和证券中，那可能是人类最早以非“东西”形式承载这么多财富的地方了。16世纪后期，股票、债券在荷兰、英国出现新的发展，人类财富载体品种从“东西”进一步向契约产权迈进，越来越金融契约化、票据化。但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财富载体，使财富载体金融化的程度大规模上升，还是 1780 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事情，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不仅使穿、住、行所用到的东西供应量大增，而且使食物类东西的生产供应很快不成问题，农业也逐渐机械化。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一种挑战。按照安格斯 · 麦迪逊的估算，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在 1700 年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1 024 美元， 1820 年工业革命初期时为 1 232 美元，但到 1913 年时增长了两倍，上升到 3 473 美元。这些说明，在西方社会，财富快速跳跃的时期开始于 19 世纪，一下子，人类的生产剩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财富积累猛增。随着财富规模的膨胀，人们越来越感到土地、资源、耐用品作为财富载体的局限性太大，既没有流通性，增值空间又太有限。对流通性更好的金融投资品种的需求自然就产生并快速增长了。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从 1913 年的 3473 美元上升到 20 世纪末的 25000 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一场金融革命发生在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场金融革命被推广到众多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 GDP 在 2006 年为 2042 美元，首次超过2000 美元。每天的人均收入超过 5 美元，在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已经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技术加全球化了的贸易市场体系，使我们的温饱安全已不再有问题，具备这种生产、制造“东西”的能力之后，以“制造东西”“种植粮食”为核心的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已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主旋律了，这不是说不需要传统的“生产”活动了，这些“生产”当然是基础性的，是经济存量。

我们说的意思是，今后中国经济的价值增量不会再是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来自金融交易、财富投资管理、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休闲养心等“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生产国家”里，物质生存还是一种挑战，“东西”的“生产”是主要的价值创造途径；在“财富国家”里，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挑战，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出了人的“东西”生活需要，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会创造“负价值”，在这种社会，新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来自提供更好的金融安排，把人们各种未来风险规避好，让财富由更好的保值增值载体来承载，提供更多扩展人生体验的途径等。

表面上看，这些话太抽象，也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在实现从“生产型国家”到“财富型国家”的转变之前，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只认“生产”才是创造“价值”的农耕时代观念，改变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中国社会很难在价值链上有实质性的升华。

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就以金融服务为例。本来，在中国人完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消费需要之后，人们自然会把经济决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退休养老、天灾人祸、病残等未来需求以及意外风险的规避上，今天的生活需要解决了，人自然会立即想到把明天的需要也安排好，解决好自己一生一世的经济需要，这是人之常情。那么，金融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理财产品、消费信贷等各类金融契约与证券，它们的作用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养老、保险和理财需求，在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提供这些金融交易服务的时候，它们当然在创造价值，因为它们让社会大众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更潇洒、更自由，人们也愿意为这些金融服务付费。可是，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我们很难这么说，因为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正因为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难以接受金融从业者所赚的高收入。如果没有金融行业的根本性发展，中国难以过渡为“财富型国家”。

还有就是以敌意收购公司为主业的私人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fund），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美国，人们也很难承认这些基金经理在创造价值。美国的 KKR 私人股权基金公司（以下简称 KKR）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该基金专门寻找那些坐拥许多优良资产但不怎么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上市公司，找到之后出高价把公司收购过来，一方面把与该公司主业无关的资产卖掉，另一方面对公司管理层进行重组，这种重组过程一般持续两年左右。重组好之后，再让公司重新上市。整个过程走下来，KKR 往往能获得几倍的投资回报。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是否创造了价值？他们是否在剥削？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些基金经理的确没有生产出新“东西”，甚至可能还毁掉一些“东西”。但是，正由于这些私人基金的运作，不仅基金的投资者赚到了高回报，从而获得了更高的价值，而且给美国各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逼着他们去把自己管理的上市公司做好，否则，如果他们坐在许多资产上但不创造价值，他们就有可能被私人股权基金赶走。换句话说，私人股权基金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在于逼着各资产的掌权者去最大化回报，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所以，在“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在“财富型国家”里，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提高个人和家庭一生一世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来创造，这些活动都不生产“东西”，但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些“非东西”却比“东西”更有价值。说到底，一天只有 24 小时，谁需要无穷无尽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