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个人形象（古典主义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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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路的人一起前行

年度公共人物 马云龙

获选理由

因为他坚信新闻真正的价值——反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及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这位聂树斌案的首位报道者，在长达1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秉承正直与公义，持续推动着聂案的平反，并最终迎来了聂树斌被判无罪的那一刻。

文｜巴芮

编辑｜张薇

大新闻

「为聂案平反坚持12年的动力是什么？」最讨厌重复做一件事的马云龙，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答记者的这一提问。答案一直都是同一个，「直接动机就是要做一个大新闻，要做一个好新闻。」

在马云龙的定义中，所谓大新闻，指的是能够反映事件背后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新闻，最终目的是为了「可以直接影响社会进程」。马云龙历来反对新闻的琐碎化，「一天会发生几百起车祸，为什么你只报道这个，其他你不报道？因为你碰上这个了，别的你不知道。」他觉得这样的新闻报道毫无意义。

与碎片化新闻做对比，他乐于提及任职《大河报》副总编辑期间主导的一起车祸报道——1997年8月25日，时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的张金柱驾车撞了一对父子，导致11岁男孩死亡，其父则被拖行1500米。这个报道突破了当时的一个限制，即对在职公检法干部，其参与的违法犯罪事件，只有在处理以后才能报道。马云龙开了先例。这成了他报业生涯的经典案例，也让《大河报》声名鹊起。

作为一个40岁才开始了新闻生涯的媒体人，马云龙对社会生活中的法治漏洞格外关注，他觉得这是关乎个人命运的。

1972年，北大毕业的马云龙，结束了在河南4年的「学军」、「学农」生涯后，就地在河南许昌一县城的教师专修学校找到了工作，成了一名老师。彼时的马云龙，奉行独立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的眼光打量他所处的时代。而这，给他带来了5年的牢狱之灾——1974年，三名同事将他在两年内上课、开会乃至平时聊天的内容写成检举材料上交到中央，背着「85条反动言论」的马云龙在当年10月遭到严密监控，随后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看守所。

那一年，他30岁。直到1979年初，他才获得了释放。煎熬的铁窗生活中，为了给自己辩护，他看了大量法律书籍。「比如对法律的程序要了解吧，既然你是个犯人，你要知道从逮捕到判决这个过程必然经过哪些，还有什么权利，比如辩护的权利等等，从这里边开始入手，逐渐对法律感兴趣了。」

2016年12月6日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马云龙跷腿侧坐，一手夹烟戳在耳边，目光转向窗外，那是一副与年轻人谈起理想时内心燃烧的状态，「包括聂树斌案仍然是这样，它不仅仅是给一家人伸冤。」

2005年1月18日，逃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主动交待了在河北省广平县、石家庄等地制造了6起强奸案并杀害其中4人。2月，当时跑公安口的《河南商报》记者楚阳，参加完郑州荥阳县公安局召开的记者会后，告诉马云龙一个细节：公安局负责人说4起杀人案将来还有麻烦，王书金交代的3起案子落实了，另外1起石家庄的案子出了问题，那件案子已经破案，定了一个罪犯。河北石家庄警方一直不予协查，只回应说案子已破，人都毙了。

马云龙从中嗅到了大新闻的气息。「我并不关注抓住王书金，我关注的是他背后隐藏的聂树斌冤死的问题。」他对《人物》记者说。

随即，马云龙派调查记者范友峰与楚阳一起前往河北调查。当时王书金已被移交河北广平县警方。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也正因石家庄公安局拒绝向其提供聂案现场图、尸检报告及案卷等被困在原地。王书金交代其在玉米地作案时，提到了一个将钥匙扔回受害人身边的细节，「我想这个细节不是作案人员是说不清的」，这让郑成月一直坚信王书金才是聂案真凶。

就像马云龙嗅到了大新闻一样，郑成月从中窥到了一桩冤案。他想到了借助媒体的力量向对方施压，但河北当地媒体没一家敢报，而刚好范友峰与楚阳在此时出现了。

在与记者的第一次接触中，郑成月还带着警察特有的谨慎，并未将所掌握的信息和盘托出。初步采访得到的信息并不充分，马云龙亲自前往广平见了郑成月。

郑成月对马云龙的第一印象是，「觉得这个人正直」。他记得马云龙当时很细致地问了他关于聂树斌为什么不是凶手的细节，两人达成了共识。「如果王书金能够有证据认定是真凶，那么聂树斌的案子就可以翻案了，在这点上我们俩是一致的。」向《人物》记者回忆当初，马云龙的语气平缓而又坚定。信任起于微，从此，郑成月成了聂案与王书金案中的「深喉」。

两人达成的这种共识，以郑成月一方警方判断的形式出现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中：「从王书金被抓到主动招认自己的罪行，从其叙述奸杀康某的前前后后到现场指认，警方认为，『王书金是康某被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极大』。」

郑成月及下属将很多王书金的作案细节透露给了马云龙，同时也告知他作为办案警方的隐忧——「然而，事情越清楚，办理此案的警方负责人就越觉得棘手。一位负责人说：『聂树斌一案要是推翻的话，就会牵连从公安局、检察院到法院的一大批人，除了追究责任，还牵涉到国家赔偿问题。难啊，我们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中写道。

同时，马云龙也非常清楚，「在办案期间把办案的秘密向我透露，按照他们的规矩，可以说是违法的。」所以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中，他故意将一些关键性细节用概括性句式模糊掉了，「一讲的话，我就把郑成月给卖了。」

尽管报道被全国100多家都市报转载，但文中类似「如果不是亲临现场、亲自作案，他就不可能对现场情况作出如此精确的指认」的说法，也让同行诟病写得很「空」。但在马云龙看来，比起将新闻写得漂亮，更重要的是恪守新闻人的底线——「要保护深喉，保护给你提供材料的人。」

织网

汽车飞驰在石家庄鹿泉区山前大道上，坐在后排的马云龙突然抬起左手指着窗外的岔路口，以比平常快一倍的语速说，「从这儿进去就是下聂庄。」这是聂树斌被判无罪后的第五天，在张焕枝的邀请下，马云龙奔赴石家庄西郊的聂家，商量答谢会的事。

屡次出入聂家的马云龙，对这条路上的改变，如数家珍。路口写着「下聂庄」的大石头是近些年才有的，通往聂家的道路修成了柏油路，聂家的外墙也刷上了干干净净的白。

12年前，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刊发当天，马云龙第一次来到聂家，带着50份报纸。「得到报纸，就得到信息了。」张焕枝记得，此前约20天，当两位记者楚阳和范友峰找上门来，告诉她，她的儿子不是凶手、疑似真凶另有其人时，她还处在「一多半相信，一少半迷糊」中，有点儿疑惑，又觉得空口无凭。直到见到白纸黑字的报道，张焕枝第一次坚信儿子没有犯罪，是被冤杀了。

自从儿子在1995年被执行了死刑，作为母亲的张焕枝一直处在一种犹疑的摇摆中。

「当年她儿子被枪毙以后，当然她怀疑，以聂树斌的性格，以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她不相信她儿子会干那么坏的事，她不是说过吗，杀个鸡他都不敢杀，他怎么会杀人呢。」马云龙说张焕枝思想上还有另一面，相识多年后，张焕枝才跟他讲到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她当时跟我说过，说当时想着，我儿子要是一点错儿也没有，那政府会抓他？那法院会判他刑？他什么事也没干，法院能把他枪毙了？那是不是他有什么错？」

送去的报纸，坚定了张焕枝为儿子申诉的信心。这也正是马云龙亲自送报的初衷。像织网一样，他一步步设计着将这个大新闻串联下去的每一处环节。报道刊发前，料到事情的发展必须要通过法律申诉程序，马云龙便开始着手准备给聂家请律师。时任《燕赵都市报》总编李秉祥向马云龙推荐了自己的前部下、有着特稿记者背景的李树亭，马云龙觉得「有点意思」。当时的李树亭是石家庄市一家律所的合伙人。

李树亭记得，他和张焕枝的第一次通话是在2005年3月11日。「这个老太太……她说我有一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这话张焕枝问了有六七遍，李树亭回应，只要不把天捅漏了，没什么不敢接的。

4天后，《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出当天，张焕枝和女儿女婿以及记者楚阳来到律师事务所，李树亭向她分析案件的困难程度，包括证人难找、错案背后来自公检法权力的阻挠等。以为李树亭推辞，张焕枝一下跪到了地上，人扶不起来，李树亭索性也给张焕枝下了跪。

出于一种朴素的同情，李树亭接下了案子。做记者时，李树亭就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安得三尺倚天剑，斩尽人间不平事，够狂的吧。」改作了律师，「给人家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也算是追求正义对吧。」在接受了代理后，李树亭看到楚阳去楼道里打了个电话，「行了，说见着那律师了，说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那意思水平还可以。」电话是打给马云龙的，「我就知道，这是考察。他一提马总我就知道啊，马云龙，对吧。」李树亭对《人物》记者回忆。

尽管未曾谋面，但记者出身的李树亭对马云龙早有一种精神上的惺惺相惜。在编织的大新闻网中，马云龙再下一城。而日后，李树亭也成为推动聂案平反的关键力量。

李树亭内向、不喜欢应酬，是踏踏实实的证据主义者。他一直坚信聂树斌被冤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通过报道披露出来的细节，他关注到王书金说在现场有串钥匙他没拿，又扔回到死者脚边。在一次与受害人父亲谈话时，对方也提及了这串钥匙——女儿出事后，他去其租住的地方收拾遗物，房东不许撬锁，须拿钥匙开门，而他是从公安处拿到了钥匙。「聂树斌绝对没有供述这串钥匙。」李树亭说自己当时「电光一闪」，「如果聂树斌供述出这串钥匙，那么这串钥匙作为这个案子一个重要的物证，必须得随案移送的。但是既然把这串钥匙给了受害人的父亲，证明聂树斌肯定没有供述这串钥匙。所以我说这串钥匙也许就是解开聂案的一把钥匙。」

2005年，聂案的申诉刚刚开始，因没有判决书，张焕枝在向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乃至最高法院递交申诉书时，始终被拒绝。曾经的聂树斌辩护人张景和称判决书在搬家时丢了，李树亭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受害者康家一方。

李树亭记得，2006年他和张焕枝第一次到康家，是被康父打出门的。后来，李树亭没事儿就去康家探望，买些水果、拉拉家常，康父心情好的时候，就趁机做做对方的工作。「就说，如果说聂树斌是真冤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翻过来，不仅是给聂树斌一个公道，对九泉之下的康大姐，对吧，也会让她灵魂安息。」一年后的4月1日，愚人节，李树亭才拿到了判决书——那天，康父将两份判决书放在了别的材料底下，不露声色。李树亭当时一阵狂喜，跑到复印店一口气复印了20份。

张焕枝再次向最高法递交诉状。当听到接待者「没有判决书，不能接受你的申诉」的斥责时，张焕枝把判决书拿出来「啪」往桌子上一拍，高声喊：「我有了！」

恪守律师本份、尽力还原真相的李树亭，对案子究竟能不能翻过来，心里并没多大底。但他觉得，马云龙总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马总野心比较大，一开始就想到了追究办错案的这些公安人员的责任。」

除了为聂家找到了律师李树亭，马云龙还为王书金找了律师朱爱民。但他的动机并不是要给王书金辩护，而是从合法渠道获取信息。「如果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等于迂回到后方，聂树斌案也就能解决了。」

既有短兵相接，又有迂回战术。至此，聂家、警方、律师，马云龙一点点地将能为聂案打翻身仗的人都集结在了自己身边。这是一个既遵守「纪律」又高度协作的小团队，除了聂家与李树亭有沟通外，其他人从不私下向对方了解情况，无论警方还是两方律师，都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将信息汇集到马云龙手中。马云龙始终处于这个网的中心。

掌控

接受《人物》采访期间，马云龙的手机不停响起。那几天中，他接的电话可以分为三类：记者采访、老友祝贺，以及不断找上门的求助。聂案的平反，让他成了鸣冤成功的代言人，但他保持着制胜之后的清醒，每天平均七八个求助，他都回绝了，「不要误会，不是谁有本事，谁能够（解决），要想解决这个案子，所须具备的条件很多。」

他曾以为聂案平反也就是一年半载，不成想战线拉长到12年。「从我60岁做到72，再管一个事儿我做到84去了，不可能的。从内心来说希望能多做一点事儿，多帮助一些人，但是从现实来说这个难度之大，令人生畏。」马云龙调侃地笑了一下，转而一脸落寞。

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在聂案平反后写道：「聂案未必是什么传统媒体的胜利，但一定是马云龙个人的荣光。」而马云龙觉得，包括律师、警察、媒体人在内集结起来的小团体才是打赢这一仗的关键因素。「这个团体平常不开会，也没有谁领导谁的关系，但是只要聂树斌这个案件有了动向，这些人都会自动地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密切合作，已经坚持整整12年了，在全国的平反冤案中还没有见到的这样一个情况。」马云龙说。

2007年11月5日，张焕枝接到最高法院答复，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省高院，聂案申诉由河北省高院负责。但此后，案件陷入了长达7年的停滞期。

马云龙将那段时间形容为「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张焕枝绝望地给他打电话，说到死这个案子都不会明朗。马云龙劝她，「我说大姐，只有这一条路，就是要坚持下去，事情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了。」

2010年，一度患过抑郁症的李树亭又开始「逐渐失望、绝望」，吃了半年治抑郁的药。「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有一段时间我想自己了结自己，我就沿着石家庄民心河走，石家庄民心河的水太臭，我是有洁癖的人，如果是山清水秀的，可能还真的就了结了。」李树亭对《人物》记者回忆。

一些想借聂案热度炒作自己的律师趁机挤到了张焕枝身边。2010年，没与马云龙商量，张焕枝就解除了与李树亭的代理协议，另与多名宣称自己可以帮聂家翻案的律师签署了代理合约。而面对代理关系的解除，李树亭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

当时的马云龙也已经无招可出。「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任何希望……能做的事就是互相鼓励一下吧，那就再等等吧，坚持吧，没有别的办法了。」

陷入停滞时，马云龙勉力坚持，危机来临时，他又会及时出手。

2013年，聂案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风波。6月23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前两天，马云龙从郑成月口中得知王书金被严刑拷打要求其翻供，说是在聂树斌杀死康某后他对尸体进行了奸污。马云龙亲自动手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准备截胡河北当局。好在，庭审当天王书金坚持认罪，并未翻供。

历经如此漫长的暗夜，马云龙认为，是案件背后的一股力量在阻挠。早在2005年3月17日——报道发出两天后，时任河北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就召开了一次河北公检法的会议，决定成立聂树斌专案组与王书金专案组，分别对两起案件进行复查，并宣布一个月后将公开调查结果。但3月29日，刘金国便被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我希望刘金国同志能够对这个事做个回答，当年你调走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所决定的对聂树斌案当年那些正确的决定后来就得不到执行了？」到现在马云龙都对此事耿耿于怀。

2014年12月12日，黑夜终于散去。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异地复查让马云龙意识到「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这是一个空前的举动」。

复查启动后，马云龙重整团队。此时，张焕枝所签的一位律师在明确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将某场会议的内容私自透露给媒体，张焕枝随即与其解除代理协议。马云龙力荐李树亭重回聂案代理律师一职，并提前为张焕枝备下一封替换律师声明。

2016年6月6日，山东高院公布复查结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这让马云龙当时便认定平反在即。两周后，最高法通报聂案由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马云龙习惯性地去查了二巡及法官的背景，发现胡云腾在学术上主张取消死刑后，马云龙「有点高兴，让这样一个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来审理这个案件，绝对会是有利的」。

李树亭评价，熟悉媒体环境又全盘掌握了信息的马云龙，往往能对下一步进展，提出有力的建议，「既把相关的情况告知公众，然后又避免因为尺度过大，遭到封杀。」

张焕枝也越来越会应对媒体了，这背后一直是马云龙在支招。2016年7月，聂案启动复查后，又一波媒体登门。张焕枝对记者说，「只要宣布我儿子无罪，平反无罪了，那追责不追责我都可以不计较，赔钱不赔钱我都不要。」这话被马云龙紧急叫停，他觉得聂家实在，但是没有公民意识，「应该说一定要追责，谁决策杀了我的儿子，我要追责，我一定要国家赔偿，这类赔偿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此后，面对媒体，张焕枝咬定追责。

一年之末，2016年11月25日，合议庭听取张焕枝与律师李树亭的意见，并嘱咐二人最近不要出差，不要离开石家庄，手机保持畅通——这意味着案件宣判近在眼前。马云龙算了，宣判日期不是12月2日就是5日。「整个再审是从6月6号开始的，半年时间，到了12月6号，就期满了。那就肯定是在12月6号以前几天，2号那天是星期五……5号星期一，不可能再拖到6号那天，那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2号的好处是跟现在上边发布重要新闻的规律（一致），尽量放到假期或周末前那一天。」果然，12月2日宣判，那天刚好是马云龙的72岁生日。

不过，聂树斌案再审过程中，尽管张焕枝及李树亭均将王书金自供为真凶一事作为申诉意见，但在最终判决中，「以王书金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最高法未对此意见予以采纳，也未认定王书金是否为真凶。现今，王书金仍被关押在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

像恐龙一样消失的那一代

2016年12月7日，到了聂家的马云龙，一推开屋门，就喊了声「大姐」。张焕枝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抱住了马云龙。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看见马云龙的到来乐得合不拢嘴，虽然吐字不清却一直说着感谢的话。「这是我这么多年听他说话最多的一次」。11年零8个月过去了，聂家的陈设基本没有过改变，堂屋一开门正对着的还是那张四角方桌，但这个家庭的命运已被彻底改变了。

当年，得知儿子被枪毙后，聂学生喝药自杀，被抢救后成了偏瘫，马云龙记得第一次去聂家时，聂学生还歪在病床上。这个曾经被别人戳着脊梁骨称呼的「杀人犯的父亲」，现在能拄着柺棍一步一挪地走出去跟街坊邻居说上几句话。而那个见人都绕着走的卑微的母亲，早已脱胎换骨了，兴奋地接待着前来串门的乡亲们和各路访客。

早在2005年10月，马云龙就退休了。「我已经不是个记者了，我是个退休人，那么后面所做的一切，直到现在做的，都不是职务性的……说好听的是个公民行为，说不好听的话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马云龙抬起手抽了口烟。

马云龙越来越多地被问起，「你作为记者，介入聂树斌案却如此之深，是否违反了中立客观的原则，干涉司法？」他总会举这样一个例子：「假如你是个记者，楼顶上有个人要跳楼，你跑到楼顶上拿着照相机对着他，拍下照片来这是你的任务。但是假如这个时候你跟他的距离很近，你能跟他说话，你劝他不要死，最终你劝成了，当然你的损失可能是一张好照片没了。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公民来说，这样是不是更好啊？」

年轻时，马云龙受俄罗斯文学作品影响很大，甚至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当做自己的生活教科书，「很羡慕、很敬仰那样一种富于牺牲精神的那一代人那种精神。」

「文革」5年的牢狱生涯一直扎根在马云龙的内心深处。他将之视为精神上的一次死亡与重生，「如果那次，被判了死刑，就枪毙了，那我的寿命早到35岁就截止了。能够重新出来，而且40岁的时候居然又当了记者，后来所做的一切，包括我做记者这些年工作的状态跟别人不同就在这儿，我无所谓，真是无所谓。」

做总编时，马云龙曾有过公开声明，凡是经他批准签字的报道，出了问题绝不会去追究记者或编辑的责任，「既然我是总编辑，拿的工资又比记者多，干的活儿比记者还少，那么我就有一个责任，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是应该有担当的人。」马云龙说。

「你给我个报纸我就按我的意思来办这个报，你不让我干的话，干脆我就不干，无所谓。」与要混前途的人相比，他也不那么在乎所谓的前途，「只要把它（报道）发出去，我就成功了，我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你后边怎么整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把话说出去就是胜利。」

石扉客将他这种「稿子永远重于位子、所有风险永远是总编一肩扛起的老派作风」称之为「古典的新闻人做派」。马云龙觉得很精准，「这个词儿既说明我这种人是像恐龙一样消失的那一代，但是也说明了在这一代人身上有些现在的，包括90后，年轻人不大喜欢，或者不大看重的东西。」

他从未因报道风险而开除过任何一个手下，但在主持《大河报》期间，他开除过一个编辑，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我不能容忍的东西」。那是一位出身农村的很有才华的编辑，在《大河报》小有名气之后，某年春节，以衣锦还乡的心态，直接找上了家乡的县委、县政府。县长和书记请他吃饭，他带去了20多个亲戚、街坊，吃饭时，还略带显摆地对同乡说，他在省里面很忙，平常回不来，今天县长、书记都在这儿，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找他们帮你解决。

这一行为引起了马云龙极大的反感，「我不能容忍的是你身份和地位稍微这么一变之后，你这副样子，受不了。」马云龙说，「我就希望跟着我干的人好好干活，正儿八经地做人。」

他评价自己在管报纸时，「是很任性的，而且是完全按照我的标准来。」换做现在，他不会做得那么极端。「这个不像是报社总编带记者，有点像他们军队里带兵的带法。」马云龙笑起来，「我这套做法确实是太老了，太老了，太古典了。现在不管哪里，这样当官的，当报社的总编、社长的人不多了，真的不多了。」

说起这些时，马云龙又衔起一支烟，灯光打在他的头顶，勾勒出面部皮肤松弛的纹路。他已帮聂家准备了追责的声明文本，赔偿方面也选定了律师，待聂家开完感谢会后，他准备彻底退出，就像老将卸甲。他甚至有点等不及了，想早点回他的海岛上，遛狗，看书，写作，开始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实习生吴睿对此文亦有贡献）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16

最后的冲刺。像跑马拉松一样，12年的这种艰难的历程终于可以看见终点了，那么为了最后的终点，2016年的所有事务，全部工作，特别是6月6号进入了这个重审阶段以后，就像跑马拉松跑到最后的几百米一样。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最后的胜利做的一次冲刺。既累也高兴，因为终于有头了，比起那种没头的跑的那要好得多了。

2017年的愿望

第一，彻底地休息一下，因为这些年没有好好休息；第二，尽可能地摆脱这件事，把最后这个会开完了以后，像李树亭一样，我也准备退出这个案件，希望能够退出去。然后开始自己的生活，再做其他的事儿，遛狗，看书，写自己的作品去。

这位反对新闻碎片化的媒体人，将聂树斌案作为他做的最长的一个报道。他始终坚信新闻的真正价值是，反映社会问题和影响社会进程。

——奥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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