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朱安为什么没办法在一起(整整30年无性无爱无趣的婚姻)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周树人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时年周树人26岁,朱安28岁。周家和朱家都是大户人家,都曾“先前阔”,虽然家道衰落,但是门风不坠。婚礼当天,锣鼓喧嚣,人声鼎沸,观者如堵。
新郎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新娘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
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不料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就说,这是“不吉利”的。
拜堂过后,一对新人被送进楼上的新房。新郎身高161cm,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略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好像没有发育完全似的”。
新郎走上楼梯,宾客拥挤推攘,混乱中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这同样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晚,新郎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这一夜两人有没有肌肤之亲,除了当事人,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新郎哭过,印花被的靛青把新郎的脸都染青了。周母担心新夫妇的动静,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一直看书,迟迟才睡。
当晚有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起床,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这种犯忌的胡言乱语遭到了主人的谴责。
第二天晚上,周树人便搬到母亲的房间里去住,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里。过了三四天,便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没有人提到朱安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木然呆坐在新房里,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循循劝导,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周树人走后,朱安便承担起长子长媳的责任,侍奉长辈,恪守妇道。绍兴人把刚嫁过来的媳妇称为“新妇”,作为“新妇”,她一刻也没有体会到新婚的甜蜜,刚嫁到周家就独守空房,这种日子近乎残忍。但不管怎样,她终于成了周家人。
朱安住的房间,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故称“蓝门”。这里曾经死过一个族里的读书人,多年没有住人。周作人曾这样描述蓝门的凄凉景象:“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这空气就够怪异的。”
因为周树人要结婚,所以周母把这个房间装修了,作为儿子的新房。朱安每天操持完繁杂的家务,迈着小脚,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楼梯,回到空荡的房间。孤零零一个人,其间的孤寂和凄冷,可想而知。
在这个大院里感到孤寂和凄冷的,并非朱安一人。此时周家住着三个女主人:周树人祖母蒋氏,与祖父周福清关系不睦,常年独居,脸上少见笑容,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或者拜佛念经。母亲鲁氏,38岁丧夫,寡居至今。在蒋氏和鲁氏的映衬下,朱安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难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
1909年初秋,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周树人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无疑给了朱安一丝希望,然而,丈夫的态度很快让她心凉了。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周母大惑不解,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周树人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周母问怎么谈不来,回答是:和她谈话没味道,没趣味,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不如不谈。
周树人先任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后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再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他经常住在学校里,偶尔回家,总是很晚,回来也是独睡一屋。他给许寿裳写信:“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囊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意思是说,他白天上山采摘植物做草木标本,晚上抄写古籍打发漫漫长夜,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周树人时年30岁,也是血肉之躯,有着正常男人的欲念和需要。但他硬生生克制了自己的欲念,并把这种需求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1912年初春,周树人离开了令他窒息的家乡,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和朱安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分居生活。两人过得都很寂寞,凄冷,孤独。鲁迅每天除了上班,便是蜗居在陋室中抄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没有应酬,也不交游,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就在这段时间,朱安学会了抽水烟。此后多年,一直到死,水烟袋没有离过她的手。
1916年初冬,周树人回到故乡,为母亲庆祝六十大寿。一连三天家中亲朋满座,连着两天请来戏班唱戏,祭祖、祀神,贺客盈门,场面十分热闹。这一次,朱安终于爆发了。
她精心张罗了一桌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席间当着众多亲友的面,指责丈夫的种种不是。周树人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事后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就无计可施了。”
这次发难对于朱安而言,除了让丈夫对她印象更坏,感情更薄,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正反馈。
不过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冷冷清清,因为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来了,周建人也娶了嫂子的妹妹。家里有了年轻人,又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出国留洋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气象顿时焕然一新。
朱安每天听弟弟弟媳讲述各种逸闻趣事,虽然他们说日语的时候多,让她感到冷落和边缘,但是家中这种热热闹闹的生人气息,还是冲淡了大院里长久以来的孤寂冷清,即使只在旁边看着,心里也觉欣慰。
周作人兄弟对这位大嫂还是尊重和关心的,经常带她出去散心,还一起过西方的时髦的圣诞节。
周家兄弟回来,也给朱安带来了解脱。以前家里没人,她需要一刻不离的侍奉蒋氏和周母。现在家里人多了,她便经常回娘家探亲,短则十几天,长则两三月。周母是通情达理的人,对朱安的境遇感同身受,默许了儿媳的这种行为。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便是朱安的屋里钻出一条大白花蛇,有一丈多长,被人捉住后扔到了百草园北面的“鬼园”里。在绍兴的民间传说中,蛇往往被视为淫物。“(男蛇)常常要追人,且能淫妇人。妇人独行山径中,遇得它,每被缠住。即不死,每多黄黄肿肿的,一点血红的颜色都没有了。”
朱安对此很害怕,并且耿耿于怀,不仅托周作人买了压胜的花钱辟邪,而且托周作人给周树人写信,着重说了这件事,不仅申明自己恪守妇道,没有不良之举,而且劝说周树人纳妾。周树人收到来信,没有回,当晚在日记中写下六个字:得妇来书,颇谬。
其实从此可以看出,朱安是幸运的,因为她嫁到了周家这种开明之家,如果她是祥林嫂,嫁给被封建礼教深深毒害的腐朽落后的封建家庭,估计白花蛇这一关就过不去。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同时卖掉了绍兴老宅。他回到故乡,逗留了20天时间,向亲友告别,处理家中事务,该卖的卖掉,该寄存的寄存,该送的送掉,其余的东西,则干脆统统烧掉了。
他在《故乡》中写道:“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虽然离别故乡不免伤感,但从此也可以迈向新的生活,特别是下一代,“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这一年朱安41岁,鲁迅39岁。
朱安来到北京,随着周氏兄弟矛盾日深,她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被弟媳指桑骂槐,并且教唆孩子们不来她的屋里玩,“让他们两个冷清死”。
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正式决裂,决定搬出八道湾,他跟周作人夫妇说:“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这里所说的“归我负责的人”,便是朱安。因为周母是周家三兄弟共同的母亲,不仅归鲁迅负责,也归周作人和周建人负责。因此鲁迅和朱安搬出去以后,周母暂时没走,就住在八道湾,直到鲁迅买下新居,才把母亲接了过来。
鲁迅又征询朱安的意见:打算留在八道湾和周母同住,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想了想,回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周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鲁迅和朱安开始租住在砖塔胡同的三间小屋里,又小又矮,他自己一间,朱安一间,中屋洗脸吃饭之外就不能多放东西。周母经常白天来,晚上回到八道湾,或者偶然在朱安房里挤一两天。
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便病倒了,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平时喜欢吃的菜,给鲁迅开胃。自己却舍不得吃这些好菜。每逢家里有客人来访,朱安也是尽心尽力地招待,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
朱安总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好好地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从前错待了她。对朱安在生活上给予的照料,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是朱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如流星一样短暂。翌年,鲁迅便在西三条胡同买了房,把母亲接来同住。家里三个主人,一个老太太,鲁迅夫妻二人。两个女佣人,一个王妈,一个胡妈。
老太太保守着旧式家规,每天只看书,朱安依照着旧式家规,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请安外,还得下厨房,因为两个女佣人,王妈是专门服侍老太太的。胡妈除买菜,煮饭,打扫之外,关于烧菜的事儿,总是朱安自己动手。
鲁迅和朱安一天只说三句话。早晨朱安喊鲁迅起来,鲁迅答应一声“哼”;中午朱安喊鲁迅吃饭,鲁迅又是“哼”;晚上鲁迅睡觉迟,朱安睡觉早,总要问,门关不关?鲁迅说“关”,或者“不关”。
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一直保持着冬天穿单裤的习惯。郁达夫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夫人是不要好的。”有一次周母嗔怪朱安:“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条新棉裤,偷偷地放在鲁迅床上,万不料鲁迅回家,竟然将其扔了出来。周母没办法,托孙伏园劝劝鲁迅,结果鲁迅回答:“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鲁迅为了戒思淫欲,只好不饱不暖。
1925年夏天,朱安得了胃病,鲁迅把他送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颇有胃癌嫌疑”,幸而检查结果出来,没有大碍。鲁迅一进门,就问:“检验过了没有?”朱安说:“检验过了。”鲁迅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生去。”过一刻,鲁迅回来了。朱安问:“医生怎么说?”鲁迅简单地回答:“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曾有很多人苦劝鲁迅放弃朱安,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也算仁至义尽了,何必两人一起干耗,为旧道德陪葬。但是鲁迅不肯,因为朱安无路可走,没地可去,离开周家,只有死路一条。诚如他在《伤逝》中所写,涓生放弃了子君,子君回到老家,很快便死掉了。
按照鲁迅最初的想法,便是跟朱安和周母就这样清冷孤寂的过一辈子,虽然无性无趣无爱,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无法挣脱。但是许广平的出现,给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增添了亮丽的颜色。
鲁迅搬到西三条胡同之后,很多青年男女前来请教拜访,许广平不是第一个踏进周府的女生,却是最勇敢,最坚毅,最活泼的一个。正是在许广平的感染和鼓励下,鲁迅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并且有了“我也要爱”的勇气。
1926年初秋,细雨迷离,鲁迅带着许广平离开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十年之后,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56岁。58岁的朱安听闻噩耗,便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里设立了灵堂,一身素服,点燃香火,在袅袅青烟中,祭奠丈夫的在天之灵……
从1906年结婚,到鲁迅1936年去世,两人的婚姻整整持续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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