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讽刺的灵魂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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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在语文课本中看过“范进中举”的故事，但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就不多了。茅盾曾说：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的确，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这部小说大约用了吴敬梓近 20 年时间，直到 49 岁时才完成。这部小说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刻划士大夫的各种丑态，反映当时的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无情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和其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今天我们看《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平民情结” ... 只要举出吴敬梓曾被征试博学鸿词一事，便可证明其学养之非凡，那是必须在千万人中挑一的特别出类拔萃的精英才有此机遇的。应该说，在自宋明以来的所有白话小说作家中，吴敬梓是传统文化素养最优厚的一人，绝对居于首位，无人能与之夺席。这样一位文人中的顶尖人物竟选择了创作白话小说作为生涯中的主要事业，就难怪被当时的士大夫所不解，所惋惜，要慨叹“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怀人诗》）了。 在当时的文化学术领域中，文人学士在致力于考据、义理、辞章之外，业余以笔为戏，或以笔寄慨，写点谈片式的杂俎文字，如纪昀之作《阅微草堂笔记》、袁枚之作《新齐谐》，则如正餐之外的小点心，也算是文人雅趣；甚至如蒲松龄那样倾全力以古艳之文撰作文言小说，也还能为士流所首肯。但吴敬梓太出格了，竟然一本正经地大写其提供贩夫走卒阅读的通俗白话小说———金圣叹在其所批改的《水浒传序一》中，就曾说 《水浒传》是他“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可概见当时士大夫对白话小说的卑视。这种为正统文人不相与谋的“拗众”的作为，不能不令人注视吴敬梓所怀有的“平民情结”。以此为视点，可以一窥吴敬梓经营《儒林外史》所设计的意象结构，同时观照吴敬梓执行人生批判的心路历程。《儒林外史》最精彩的部分是从周进、范进故事起到杜慎卿故事的前三十回文字，那真是笔酣墨畅一气呵成。情节的递嬗脉络分明，起伏有序；人物只须要言不烦的几笔勾勒，就出场一个活一个，不仅在中国小说中，即使在世界小说之林，能如此简练地刻画系列人物而抉其神髓的作品，殆属罕见。在他的笔下，不论是迂腐委琐的科场中人，昏聩颟顸的官场中人，还是趋炎附势的乡绅吏役和见风使舵的城乡细民，以及精神空虚的世家子弟和腹空气盛的野鸡名士，各色人等的神态和人际间辐射出来的世态都活灵活现，淋漓尽致，真是一幅封建末世的风俗画卷。鲁迅所谓“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作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的前半部分可当之无愧。 从第三十一回杜少卿出场以后，虽然部分章节时有精警之处，如写五河县的势利颓风、王玉辉女儿的殉节故事等，仍保持其天才的闪光，但后二十多回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显得矜夸、零碎、重复和杂沓，给人以拼凑感。特别是作者蓄意标举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萧云仙等，都辞浮于实，相当概念化，按主体的意图而不是提炼于真实人生，成了真正的“理想”人物。情节如祭泰伯祠，郭孝子的奇迹，萧云仙的兵农实践，都是为了敷衍作者讲求文行出处、礼乐兵农振世的意图，而非出自现实感受中所生发的灵感，从审美上说是非艺术的虚构。如凤四老爹的故事，则是离题旁骛地意在表述另一种人生意象的世态，对小说的整体只会起离心作用。这些都使后半部不能如前三十回的密致有序而神完气足。 前半部，吴敬梓被他阅透了现实所驱使，是一吐为快之作。那是一个政制乖乱、士风隳堕、道德陵夷、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现实，有远见卓识的先觉者吴敬梓只能揭露、讽刺和批判，将病象昭示世人，使人“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评语）。正如鲁迅所说“讽刺的灵魂是真实”，吴敬梓从现实中攫取来锻炼成艺术形象的是活生生的真实，于是这个病态社会的描绘便有美学的说服力。 但是，历史没有给那个时代提供救治这个颓败了的社会的方法，哪怕是先觉者吴敬梓也只能诊断病状而无法开出药方。 今天的读者不能责怪吴敬梓———他虽然比同时代人站得更高，但毕竟也是由这块土壤中的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他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去觅取救治之道，从士流的讲求文行出处，治政者的致力于礼乐兵农找到挽救颓废、振拔文明的希望。后半部的荏弱，理想人物的不合审美比例的矜夸，很吃力地写下来的祭泰伯祠的场面的程式化和显然陷于虚应故事，郭孝子故事的荒诞性，萧云仙故事的有气无力，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作者自己也对他预设的救世实践的缺乏把握、不可恃和不踏实。鲁迅在“彷徨”时期曾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吴敬梓的心态可于此语中理解其仿佛。 这个颓败了的社会看不到生路，吴敬梓愈写愈觉得依仗社会主流势力的上层人物是无望的。小说曲终奏雅，将维持世运和文运的希望寄托于四个市井奇人，虽然此举也是象征性的希冀，但这个结局却透露出了贯穿于小说中的吴敬梓的平民情结。 前人早已指出，《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闲斋老人序）。与功名富贵不相干的便是平民，是吴敬梓甘与为伍的群体。小说第一回所标举的模楷人物王冕，就是不肯做官甘当平民的人物。《儒林外史》哪怕对病态社会中灵魂扭曲的各色人物作了如此辛辣的讽刺，但仍对善良的市井小民寄以爱心，无一贬词地表彰他们的德行。如对变坏以前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匡超人的谨厚，牛浦郎故事中的牛老与卜老这两个老人在贫困中相互呴濡的至性，执“贱业”的优伶鲍文卿对落魄的倪霜峰的患难相助，都收敛了他讽刺的笔锋。特别倾注了激情的，鄙见以为全书最动人的段落是鲍文卿和向鼎间消除了贵贱界限的平等交往的故事，非常鲜明地显豁出吴敬梓的平民情结，视社会地位为无物的尊重人格平等的人文主义精神。 论者都说小说中杜少卿是吴敬梓的自画像，从杜少卿破家迁居南京等系列情节看，当非臆测。但吴敬梓所向往，情操上最契合，也即是最能代表他的价值观，堪作精神上的自况人物则是向鼎。杜少卿只是形迹上的自况，大概因为有某种思想障碍而使其形象显得矜夸和造作；而向鼎，则由于情志上的契合无间，激情奔诣，不经意间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人物，成了精神上的自况。 小说中向鼎说的话，就是吴敬梓感受现实的愤慨： 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 这个世界的颓败已不堪卒睹，衣冠中人更已无可救药。唯一的些微生机只能求之于下层平民，这便是吴敬梓的判断。只有在善良的平民中间，还可以见到若干亮色，小说以四个市井奇人结篇，绝非一时的灵感，而是吴敬梓脑中的宿撰，忠于他的平民情结。 也是这一平民情结，促使吴敬梓致力于写供给平民阅读的白话小说。当然，吴敬梓如此无情地抨击科举制度，对衣冠中人如此不敬，如果以议论形式表述这些不轨的意见，在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的当时是危险的，通俗小说多少还是文禁的薄弱环节。于是，他不惜“竟以稗说传”了。 正文 / 何满子 图片 / 侵删 新 书 推 荐 《儒林外史》简说 何满子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