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侵案例长文（20岁女孩8年内生下3个孩子）

这个女孩11岁被性侵，12岁生下第一个孩子随后她被一个救助机构接到北京但在她成年前的这六年，她再次经历了性，怀孕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儿童性侵案例长文?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儿童性侵案例长文

这个女孩11岁被性侵，12岁生下第一个孩子。随后她被一个救助机构接到北京。但在她成年前的这六年，她再次经历了性，怀孕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被性侵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了这个女孩的人生？

撰文 刘敏

插画 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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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名叫思思，2000年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小镇。

思思11岁来了月经初潮，但是没过几个月，月经就停了。家里谁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有天作业写到一半，她突然反胃，吐了，吐的全是白水，思思以为自己吃多了。2011年春节，在外面打工的父亲回到湖南乡下老家，邻居问，孩子是不是长了瘤子？父亲带思思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思思已经怀孕5个月。父亲直接给了女儿一嘴巴。

去做引产时，卫生站医生直接报了警。思思跟警方提到了几个人，有学校的三名老师，和一个名叫唐冬云的邻居。警方通过羊水鉴定DNA，结果显示，唐冬云是胎儿的生父。

唐冬云和思思一家都住在小镇的边缘，远离热闹街区，几排摇摇欲坠的泥砖房。人们说只有最穷的人才住这种泥巴房子，低矮歪斜，稻草戳出黄泥外。每年盛夏暴雨，总有几家的山墙会轰然倒塌。屋后是大片的水稻田，一路绵延到远方的山脚，田间偶尔有车声。壮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寒暑假，这里才多了一些孩子的生气。

唐冬云74岁，是镇上的五保户，多年独居，外号“柏和尚”。他朋友不多，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去鱼塘打鱼，走在路上弓着背，缩着身子，戴着一顶从来不摘的雷锋帽。唐冬云招认，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跟思思发生了十几次性关系，每次给思思5块钱，要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但思思的父亲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说唐冬云是远房亲戚，DNA鉴定结果不准。他认为三个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案犯。

公安局和当地政府都劝思思家把胎儿打掉，政府许诺帮思思换学校，再给这家人上低保。父亲不乐意，他跟教育局讨说法，要三个老师共出100万赔偿金。被拒绝后，父亲非常愤怒，他要思思把孩子生下来。思思妈妈也没有反对，两口子认为，“把胎儿打了就没有证据了，学校老师还要反告你，你就要坐牢”。

父亲想不通这三个老师为什么不赔偿？他说：“三个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多，要不然名声丢了，工作也丢了。”

他带着妻女藏到了隔壁县城，一直躲到思思分娩。因为没有准生证，父亲借了7000多块钱，送女儿去了一家私立医院。

再次回到老家，县城有一个网友专门赶到思思家坐镇，并且在天涯、红网、本地投诉网站上发帖喊冤。事情闹大了。“永州12岁女童称遭3老师强奸生孩子当证据”的新闻爆发，很快，全国多家媒体都涌到了思思家的小镇。

12岁的思思在坐满记者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剖腹产后，她没有奶水，肚子圆鼓鼓地凸出来。当着记者们的面，思思掀起衣服扇风，露出半张雪白的肚皮，上面有一条长长的棕红色剖腹产伤疤。

一些本地人认为这一家都是骗子。有人告诉媒体，小女孩跟老头是自愿的，一点儿都不可怜。有人半夜打电话恐吓他们，还有人声称要把他们赶走。几年后，父亲回乡搞养殖时，第一批鸡鸭刚养了一个月，就被人下药毒死了。

但在2012年，思思家连奶粉都喂不起，米面油都是记者们掏钱买的。央视节目组请来了心理专家刘凤琴做紧急心理救助。刘凤琴待了一周后，不忍心一走了之，她联系到“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这是一家专门做儿童救助的慈善机构。

2013年4月，唐冬云被当地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对三名老师的指控，因为没有物证，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有记者到监狱探访唐冬云，说到思思的孩子，他很高兴，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自己还留了个后。

这年暑假结束时，思思家选择接受“儿童希望”的救助。他们全家带着婴儿“小琪琪”一起前往北京，思思被安置进了一所新学校。

2

在北京，新学校叫“方舟”，校长免费接收了思思，并且安排思思父亲做学校门卫，月薪2000元，方便他照顾女儿。

在学校，思思父女形同陌路。父母每天在家里吵架，母亲一生气就抱怨，要不是因为思思，她早就离婚了。小琪琪留在家里，由母亲照顾。思思从不跟父亲一起上下学。放学后，她总去同学家吃饭，有时在京郊的小村子里独自游荡，到深夜才回家，又会挨一顿骂。父母从不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也一直不知道思思的想法。思思说：“我想让他们赶紧走。”

一天下午，思思突然失踪。同学发现自己手机被用过，翻聊天记录，发现思思与一个男网友相约在地铁口见面。校长赶到时，事先通过电话的男网友已经怕得不敢露面，思思表情木然，什么都没解释。

来北京两三个月后，思思跟不上学校的进度了。她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是偷偷拿同学的手机上网，登陆微信，用摇一摇加附近的男网友。有一次信息发错给了校长，问：“大哥，你在吗？”第二次是一个男网友直接开车到了校门口，刚一下车，立刻被埋伏在旁的校长和父亲堵个正着。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个人？”听完校长解释，男网友忍不住嘟嘟囔囔，和第一个网友一样，他三四十岁，是外地来京务工者。男人本还为约到个少女而兴奋，结果眼下的情况跟预期相差太大了。

在北京，刘凤琴给思思做过三个月的免费心理援助。刘凤琴有22年从业经验，但没处理过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她选择箱庭疗法，让思思在沙盘上摆玩具。一开始，思思选的都是老鼠、蝙蝠、蜥蜴、蜘蛛、老虎和各种软体动物。两个月后，思思摆出了船、莲花、蜡烛，围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沙盘被解读成“呈现出对美好的向往”，心理咨询就此结束。

一名美国社工提醒过“儿童希望”，像思思这种性侵受害者，很有可能会二次怀孕，建议给孩子做节育手术。但是社工们没有这么做——给十几岁的女童上环？这太挑战公众的认知了。

2014年5月，思思说自己又被性侵了。派出所调出了酒店监控，思思跟一个中年男性开的房，她看起来表情轻松，并无胁迫痕迹。

得知女儿被性侵的“真相”后，父亲恼羞成怒，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天后，父亲忘了关掉煤气罐，做饭时煤气爆燃，他全身68%严重烧伤，在ICU治了6天才保住性命。

思思一家的生活彻底乱作一团。父亲入院后，母亲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夏常河。

3

夏常河。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思思一家还在湖南乡下。

他那时自称来自深圳，50岁，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提出把思思和婴儿“小琪琪”接到深圳去。他说自己也是一家央媒中学生频道深圳站的副站长，要教思思文化课，把她培养成大学生。

但父亲张口报了个数：80万。这笔钱拿来养活思思一家，甚至包括思思的爷爷奶奶，再建个房子。父亲盘算，如果园长有养活思思这个胆量，就能应下这80万。园长一听说这个数字，当天就走了。他给思思母亲留下了一张名片，正反面一长串头衔里，挤着他的名字：夏常河。

思思一家到了北京之后，母亲偶尔还跟夏常河保持联系。起初，母亲只是在换手机号码时，跟深圳的“夏老师”知会一声，后来演变成每次吵架都找他诉苦。深圳的夏老师脾气好，有文化，总是劝她家和万事兴。

因此，当思思父亲烧伤住院，急需医药费时，母亲得到了深圳夏常河的承诺：手术费没问题，他去募款，明天他就飞到北京来。

第二天，夏常河没有来，他说自家亲戚出车祸死了，刚好当天开庭，就把机票退掉了。最后，方舟学校的家长们凑齐了思思父亲几十万的手术费。夏常河听说后，再没提过钱的事。

与此同时，“儿童希望”的社工突然发现了另一件蹊跷的事：思思在QQ上跟一个名叫“肖长河”的网友来来回回叫老公老婆。比如：“老公你什么时候娶我啊，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或者，“老婆你还担心我不娶你吗？”

再往下翻，“肖长河”发了一张自拍，是一个成年男人身着黄色内裤，生殖器是勃起状态。

“肖长河”在QQ上自称很富有，身家几百万，有车，还有幢别墅。他给思思发了几张黑白照片，让思思叫他“老公”。后来回想，思思也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夏常河”，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她觉得还挺帅的。

但母亲知道，所谓的“肖长河”就是她经常联系的夏常河。

在这对母女眼里，夏常河自塑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他善良、门路多，曾经收养过二十几个中小学学历、家境贫寒的孩子，培养他们去了国税局上班，有的还当上了邮储银行副行长。夏常河许诺，他能把思思培养成一个“超人”——思思以后一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拿到成人高考毕业证。

2014年7月，在又一次和丈夫争吵后，母亲带着思思去了深圳，投奔夏常河。

母女俩失去了消息之后，父亲拖着病体徒步一上午，从医院挪动回家。在楼下，一位志愿者告诉他，楼上的饭菜都没收拾，衣服还泡在盆里，到处乱七八糟，但人已经不见了。

思思父亲站在大马路上，情绪崩溃，”哇”地一下嚎啕大哭起来。

4

三年后，2017年夏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夏常河。他穿黑色西装，粉红色衬衣，绛红色条纹领带，指甲修得很干净。他大约一米七高，微微驼背，西装垫肩撑大了他的身形，一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

夏常河的幼儿园在深圳的城中村。街道狭窄，门牌号混乱，幼儿园唯一的标识是杂货铺外的墙上，一张破旧的毛笔手写广告：天才幼儿园，正在报名。

“天才幼儿园”是个四室一厅。6个学生，其中2个是老师自己的孩子，房子是租的，狭小，吵闹，墙面脏成了灰色。54岁的园长夏常河整日坐在房间里上网。起初他以为我是家长来考察，连忙倒水招呼我坐下。听到我是为思思而来，他的笑容马上变凉了。

在天才幼儿园所在的社区，夏常河宣传自己是资深英语老师。走在小街上，总有孩子家长热情地招呼他一句”夏老师！” 夏常河的自我陈述充满矛盾。他自称英语是自学的，可喝完一口水，又告诉我他是北师大的英语硕士。关于收养小孩，他有一摞皱皱巴巴的旧报纸为证——2006年的《深圳晚报》、2007年的《深圳特区报》，确实有“宝安‘义师’办起免费培训班”的报道。报道中，夏常河说他1999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MPA（公共管理硕士）。而北师大的官网介绍，直到2001年该校才设立了这个学位。

2014年7月思思母女俩到深圳有一个隐秘的目的：给思思打胎。思思当时又有了身孕，但很能搞清楚是谁让她怀孕的。到了深圳之后，夏常河出了两千多块钱，带思思去深圳市人民医院堕了胎。

北京“儿童希望”的社工以报警威胁夏常河，要求他立刻终止与思思家的接触。思思母女只在深圳待了一周多，又被送回了北京。

但就在那一周，思思第一次与夏常河有了性行为。那时“天才幼儿园”还租着两层楼，楼下有一个专门的室内游乐场，每天晚上学生们走了，夏常河就把思思叫到游乐场，二人发生性关系。思思后来说，人流后两三天，夏常河就要“和我做那种事情”。思思不愿意，夏常河拽她，妈妈在旁边“拦不住，女人力气哪有男人大，他发起狠来我们根本挡不住”。

回到北京后，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秩序。但2014年国庆放假，在社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思思又单独跟夏常河出去旅行了一周。四个月后，也就是2015年1月，父母发现思思又怀孕了。她自己推算，孩子应该是夏常河的。

母女俩又去了深圳。这是思思第三次怀孕。医生检查时发现，思思子宫壁薄，已是疤痕性子宫，再打胎的话，未来可能无法生育。

思思说，夏常河得知怀孕后，“每天就跟傻子似的在那笑”，他跟思思保证，把孩子生下来吧，他来养。思思相信夏常河的许诺：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自己办一个广东户口，把出生年份从2001年改成1995年，两人领证结婚。

但思思不喜欢夏常河，觉得他老，跟他也没有感情。在深圳，思思喜欢的是新网友“小赵”。

小赵35岁，山东烟台人，超市销售员，两人QQ上搜附近的人相识。思思后来对我说，“每次我一去他那儿的时候，他就给我买虾。我说他做饭太淡了，他就告诉我吃太咸对胎儿不好。”小赵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男朋友，他给思思炖乌鸡，还劝思思少吃垃圾食品，“吃汉堡，他让我肉吃了，剩下的面包皮给他。我们出去吃烤翅，肉多的都留给我，他吃肉少的。”

思思很快搬到了小赵家里。农民房没有电梯，大着肚子的思思自己爬上了10层楼。

夏常河很快找来了。小赵质问夏常河对思思做过什么，夏常河不说话。小赵威胁他，再不说，就拿刀砍死你。几人最终闹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思思举报夏常河性侵，称第一次与他发生性关系时，自己还未满14岁，而且后来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夏常河不承认，反说思思母女骗了他3万块钱。

2017年那次见面，夏常河告诉我，派出所问他跟思思发生了几次关系，他说一次都没有，他碰都没碰过她。派出所又问他，跟思思妈妈发生了几次关系？夏常河向我转述的回答是：“我贱哪？我不是人哪？我有那么犯贱吗？”

在深圳，我找到了这个两年前思思报警的派出所。警察说，当时因为思思怀孕月份已大，警方没再抽羊水。派出所把夏常河拘禁了24小时后释放，取了他的血样，但没做比对。律师先后来了四次询问案情，最后得知，负责此案的警察已经调走。

我咨询，如何才能重启亲子鉴定？

接待室的警察不解：“她也是自愿，你们要怎么帮她？”我提到，思思怀孕时未满十四岁，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按刑法都涉嫌强奸。警察查看记录，发现当时并没有立案，他指着屏幕又说了一遍：“这上面写的是‘自愿’。”

我提醒他，夏常河仍然继续在经营幼儿园。警察说：“他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也一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女孩来了才发生这种事，是不是？”我告诉他，深圳的经历给思思造成了很大伤害，警察诧异：“对她伤害挺大的？她会有这种想法？”

报警后的2015年夏天，小赵的租约到期，房主不肯与他续租。小赵照顾不了思思。思思挺着大肚子，跟母亲和小琪琪流落街头。她们在桥洞下睡了3天。

思思的父亲去哪里了？

思思和母亲2014年第一次去深圳时，父亲曾追到深圳，质问夏常河：“你是63年的，我是70年的，你比我还大，现在要碰我女儿？”2015年当思思怀着孕再次跑到深圳时，父亲忍了9天，又追了过来。父亲总是威胁夏常河，说要找媒体曝光。

但是，当深圳做未成年保护的律师接受了北京“儿童希望”的委托，到幼儿园去探访时，思思父亲的态度却隐晦不明。他说不太想报警，如果夏常河能买房子，那不如就让思思跟他在一起。

思思给北京的社工打电话，说想回北京。社工问她：你想好了？这次不反悔了？思思直接关掉了手机。

思思和母亲以及小琪琪三人一起去了深圳的收容所。再出来时，一开机，手机已经被律师、儿童希望和各路记者打爆了。

2015年8月，思思回到湖南老家，生下了二女儿，取名“小果子”。

几年来，“儿童希望”一直认为家庭是被性侵儿童最好的支持，但在思思身上，父母却完全不能保护她。社工们决定再次把思思接回北京，但这一次，只接走了思思和小果子，没再让思思父母和小琪琪回到北京。这一年，思思15岁，她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救助体系。

5

在北京，负责思思的社工是一个名叫李沐恩的女孩。她1990年出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2013年以来，“儿童希望”的真爱项目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有李沐恩一名社工。

在中国，儿童性侵还是个话题启蒙阶段，中国大陆没有寄养家庭，也没有成熟的心理机构。李沐恩曾在2016年去云南一个乡村小学做讲座，一下课，有十几个小女孩扑上来围住她：老师，你演示的那些动作（触碰隐私部位），有人对我也做过。李沐恩后来确定，起码有两个孩子是确确实实遭到过性侵，而且是插入式的严重侵犯。她非常愤怒，仅仅是一个班，居然有这么多没被发现的案例。

但是她什么都做不了。这些孩子此前都没留下证据。太常见的情况是，警察去了，没有物证，不了了之，然而整个讯问过程会给孩子造成第二次伤害。“我讲完课拍拍屁股走了，但人家在那里要住一辈子。”李沐恩说，“山村的资源跟北京差十万八千里，后续的事情根本没人帮忙解决。”

很多被性侵的孩子，事后都会有性特征行为，比如做模仿性侵的搂抱、亲吻动作，口语中经常冒出遗精、怀孕、大肚子等字眼。发育期的受害者，因为在性侵过程中体会过快感，她们不自觉展示出的动作会让外人非常尴尬。“儿童希望”救助过一名12岁的受害者，女孩转了学，但她很快跟班上性早熟的男生混在一起，帮他们画小黄图。课堂上，女孩总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服里自慰，新老师们一开始难以相信，也不好意思跟社工说，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让家长办退学。

51岁的王一芳也被性侵过。她是方舟学校的学生家长，也是一直帮助思思一家的捐助者。她说自己在童年时期曾遭到两个男人的侵犯。第一次时她10岁，村里晚上放电影，她看了一半就回家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悄悄尾随，在路上，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身后把她抱起来，”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第二个人是她表姐夫。小时候去表姐家里住，每次到深夜，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姐夫就凑过来，脱掉她的裤子，摸她。王一芳惊恐地感受一双手在身上游走，她尴尬，害怕，但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成年后，王一芳一直对男性有种厌恶感，婚后跟丈夫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自然。2006年，她40岁，突然被积压已久的心理问题压垮。任何一个男性跟她说话，她都会想起黑夜里那双带茧子的大手，觉得对方要跟自己发生性关系。她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最终确诊为重度抑郁。

王一芳至今没跟丈夫讲过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她吃百忧解，读圣经，每天做祷告，终于挺过来了。

王一芳第一次接触到思思家，是思思父亲烧伤时，王一芳从老家找来医生，全天候24小时看护了一个月，思思父亲脱离了危险。王一芳听说，爆燃的时候，思思父亲本已经逃出厨房，但怕煤气罐爆炸烧到孩子和邻居，又跳回去拧开关，右手才烧得那么严重。从ICU推出来时，他全身五花大绑，肿胀得像个气球，只露出一双眼睛，但一见到思思母女，眼泪顺着仅有的好皮肤往下流，第一句就问：“小琪琪怎么样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恳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思思。这些故事让王一芳觉得，最生死存亡的时候，这家人还是有正义感的，他们值得被帮助。几年来，她一共资助了大约十几万元。

2014年，就在帮思思父亲治烫伤的时候，王一芳家乡传来消息，表姐夫得了胰腺癌。回乡探望时，趁旁边没人，王一芳直视着姐夫的眼睛，讲了小时候的经历，她说，“你这个是罪，你得悔改。”七十多岁的姐夫一开始矢口否认，他这辈子过得鸡飞狗跳，老婆连生了三个女儿，他气得喊老婆去跳河，又跟村里的很多年轻女性都勾勾搭搭，但是在病床上，姐夫的嘴很硬：你瞎扯，我是个义人，我肯定能上天堂。

但王一芳已经不再怕他了。她告诉他：”你撒谎！我不揭露你，谁也救不了你。”临终前的一周，姐夫已经吃不下饭了。他找来王一芳，说，我对不起。王一芳回应说，我原谅你。王一芳这年48岁。

但这句“对不起”到底有多大帮助？尤其对那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思思从未收到过任何道歉，人们都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些受过侵害的未成年人，正在用什么眼光去认识世界。

6

2015年，15岁的思思和小果子回到北京后，换到了一所职业高中读书。她们住在一个寄养点里。除了对固定的员工，她和小果子没有公开母女身份。

上学的时候，思思每天5点钟起床，给小果子换尿布、洗脸，交给寄养点阿姨，自己再出门上学。一跨出寄养点，短短1公里的路途，思思每一分钟都在经受自控力的考验：

“我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个声音，说哎呀你可以去做那个事情。”

“有时候又觉得不行，上学要紧。”

“心里在争战，一会儿想可以去，一会儿又想不可以去。”

到了2016年末，15岁的思思认识了地铁口趴活儿的黑车司机。早上短短一小时内，她关掉定位手表，跟着对方回家。结束后坐车去学校，正好赶上上课。每一次发生性关系后，司机都会给思思一点钱。

李沐恩发现，思思常晚归至少两个小时，有一天左胳膊还带着密密麻麻的刀伤。思思说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了流氓，搏斗时划伤了胳膊。李沐恩不信，但很多反常的行为，社工只能一步一步去寻找谜底。李沐恩那时只有26岁，她找不到人求助——她已经是大陆救助性侵儿童经验最长的社工了。

第二天，李沐恩去接思思放学。在公交车上，李沐恩严厉地教导思思晚归的后果，当时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但思思非常不高兴，打断李沐恩：你能换个地方说我吗？

下了车，思思要求跟李沐恩单独聊聊。在小饭馆里，思思点了一盘鱼香肉丝饭，一边吃一遍抱怨：你当着别人的面说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如果司机知道小琪琪、小果子的事怎么办？

李沐恩想看看她胳膊上的伤，思思生气地拒绝了。她说，“寄养点阿姨都说是我自己划的，你们都不相信我！”

一个月之后，在一次心理辅导中，思思突然讲出实情：她在地铁口认识了黑车司机，是个河南人，老婆孩子在老家，他独自在北京打工。思思说，“我就想把他当男朋友一样的，我觉得他挺诚实的，对我挺好的。”

“你觉得他在外边随随便便就跟一个女孩发生关系，他对老婆孩子能算诚实吗？如果这是你的丈夫，你能觉得他人品好吗？”心理辅导老师问。

“我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能理解，”思思反驳说，“你想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我都有两个孩子了。”

“儿童希望”随即给思思配了24小时监管。思思每天上学、放学，周末出门，都有不同的志愿者接送。但她已经16岁了，脸熟的公交车司机有一次忍不住问志愿者：孩子这么大了，还要接送啊？

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思思已经是目前中国大陆社工介入最深、救助时间最长的案例，社工们没有任何经验能借鉴。截至2018年1月，思思从深圳回来之后，已经做了43次心理辅导。“儿童希望”给她联系了一个长期的心理辅导老师，每周一个半小时，收费150元，这是北京市面最低价格的1/4。

思思和李沐恩之间的信任建立，花了至少两年。2014年思思父亲烧伤时，上一任社工因为看不到救助的出路，长期焦虑，刚刚辞职。李沐恩接手后，思思以为是李沐恩挤走了熟悉的社工姐姐，心里对她恨得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思思都不愿意理她。

一开始，李沐恩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思思对人很热情，她总是主动招呼陌生人，寒暄几句就讲起自己。刚跟李沐恩接触时，思思也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到医院食堂打饭吃，跟她讲学校的八卦。时间长了，李沐恩意识到，思思更深层的想法一个字都不会说。她也不问别人的籍贯、爱好，家庭情况，甚至不问名字，她只管人叫“哎”。

现在，思思喊的是“梓琨姐姐”——经历了深圳的风波后，思思终于不用“哎”来称呼李沐恩，开始渐渐信任她。思思告诉辅导老师和李沐恩，跟黑车司机发生关系后，她心里非常愧疚，自己买了水果刀划胳膊。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思思说，“我会更讨厌自己”。

7

我第一次见到思思是在2017年秋天。从那年10月开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在周末去看她。思思的宿舍狭小，两张铁架高低床占去了一半空间。思思和女儿睡在其中一块床面上，其余的地方用来堆衣服、尿不湿、书包、课本，床上洒满了小果子掉落的饼干渣，房间总是乱得没地方下脚。

过去四年，思思习惯了志愿者的来来去去，接触了数不清的“哎”——我也是其中一个“哎”。收到受助的礼物，思思总随手放到一边，没有拆开的兴趣。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外界捐赠的，帽子围巾、儿童绘本、湿巾，桌子上还有瓶香奈儿COCO小姐香水，是一个法国女记者送的，已经放得落灰了。思思习惯了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她在乎的不是这个。

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寄养点的员工们在厨房喝茶聊天，思思一屁股坐下，开始抱怨，说她腰疼。她已经疼了半年了。志愿者曾带她去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经历了两次生育后，肚子的赘肉跟剖腹产的伤疤一样，持久地留在了思思的身上。她每天都要在后腰贴几个膏药，浓重的药味儿让同桌非常反感。

“你腰疼是肉太多了，压的。”年轻女员工跟她开玩笑。反复几句之后，思思的脸色沉了下来。等到对方走了，她小声地跟我说，医生告诉她，是上一次怀孕把她的腰椎挤坏了。

2018年1月中旬，思思借了一名新志愿者的手机，用她的QQ迅速加了小赵，她想跟小赵要生日礼物。

“你想我啦？”思思问。

“之前没你消息了，一直在等你消息。”小赵问她，你在北京还好吧？真的好想你，天冷了多穿衣服。真怕哪天你登不上QQ，找不到我的Q号了。

志愿者觉察不对，借口打电话要走手机，迅速截了图。思思再次借走继续聊天，归还时，已经把所有聊天记录删的一干二净。

在截图里，思思一直在追问小赵：“你还爱我吗？”“你不会像性（姓）夏的那么的坏吗？”得到小赵肯定的答复后，思思又问，“你不会骗我吗？”

思思至今认为小赵是她的真爱。有一晚，思思主动跟我提起小赵，说他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连他母亲的户口本和照片都拿给她看。

思思躺在床上，刚洗了头发，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床铺。认识四个月之后，思思第一次用“姐姐”称呼我，她换了一种更放松的姿态，用一种女性之间的对话方式告诉我：“他喜欢的人也是我，我喜欢的人也是他。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俩都喜欢对方。”

她看上去还是个青春期女孩，不像白天的木讷，眼里流露出一种温柔神色。小果子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为一张纸巾、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而雀跃，爬上床，又从思思的身上翻滚到床铺里。思思一把抓住孩子，咯吱她的痒痒肉，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

小果子到底是不是夏常河的孩子，至今仍是个谜。从深圳回来的头一年，思思都陷在对夏常河的恐惧里，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一做梦，就是夏常河跑到寄养点砸门，喊她把小果子交出来。思思从恐惧中惊醒，房间寂静无人，枕边只有一个幼儿紧紧依偎着她。思思不止一次跟社工们说，小果子越长越像夏常河了。

“儿童希望”打算在思思高中毕业之后，再重新去报案，“小果子就是证据，到时候报案也没有问题。”但李沐恩担心的是，思思现在终于回归正常轨道，跑到深圳报案，花几个月时间打官司，思思要付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

发现思思联系小赵，新志愿者当天就转告了“儿童希望”。李沐恩顺着聊天记录加了小赵微信，追问他和思思真正的关系。小赵说和思思没有在对的时间认识，他真的心疼她，最后一次在深圳机场给思思送行时，他还哭了。

李沐恩反复追问小赵，到底有没有跟思思发生过关系？小赵转移了几次话题，说他爱思思，说直到遇见记者，他才知道思思是未成年人。李沐恩继续逼问，最后小赵终于承认了：“1次”。刚发完，小赵就立刻撤回了消息。后来我曾在电话里问过小赵，如果“儿童希望”想起诉夏常河，他能来北京帮忙作证吗？小赵支支吾吾说，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联系小赵，2018年的春节，社工不敢再送思思回湖南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思思愣住了，大声抗议：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她哭起来，小果子也跟着哭。当天她写了篇日记：“她们又骗我了，我不敢在相信梓琨姐她们了。”在日记里，她描述了对她父亲的恐惧和恨意，她写道：“你们要是非要我爸来，我就像以前一样跑出去。”她说她无法原谅父亲，父亲逼她生下了小琪琪。每次打电话，她都只跟妈妈聊天，叫父亲是“老头子”、“老傻子”。

父亲的照片一直贴在思思的房间里，她想念父母做的湖南菜，“我妈做鱼是绝手，红烧的， 我爸做的也好吃。”听说父亲最近又开始喝酒了，她对着电话大吼：不让他喝，他还喝！都说了多少遍了！住院也是活该！

几天后的心理辅导中，思思把日记交给了老师。老师问思思，想回家，是不是想要一些自由？联系小赵，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归宿？思思点头。

她17岁了，距离成年只有一年时间。“儿童希望”是个针对儿童的救助组织，如果思思成年了，他们无法再募集资金持续救助思思。她能不能正常进入社会，谁也不知道。

8

在湖南永州的乡下，思思父母带着小琪琪生活了两年。我见到小琪琪时，这个被作为证据生下来的孩子，已经5岁。周五下午，她刚从幼儿园回到家，梳着羊角辫，脑门上贴着一张”好孩子”不干贴。她害羞地打量我。很快，她试探着接近我，翻出自己的百宝箱，一样一样地拿给我看。熊大的“贴贴”、牛奶箱子的红色提手、口服液的红色盖子。她最珍贵的财产是一只白兔子和一只绵羊。

我以思思的照片回赠小琪琪。恰好有邻居来串门，母亲立刻收好照片，她说，“不让外人看见，说闲话。”

思思母亲单独把这些照片指给小琪琪看：“这是妈妈，这是小果子。”小女孩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些新照片，再看第二轮时，她总是指错两个人——自从2015年夏天分开后，小琪琪再没见过妈妈和妹妹。这个家里也没有任何思思的痕迹。每个月的通话中，思思很少主动问到小琪琪，双方已经陌生。

2016年，夏常河又来过一次这里。父亲用三轮车载他上山，一路上二人无话。吃饭时，夏常河又一次提出可以把思思一家都接到深圳去。父亲不发一言，吃完饭就出门了。那天天气很冷，夏常河穿走了父亲一件毛衣。两个月后，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件事：你把毛衣寄回来。

整个小镇都认识思思的父亲。周日下山赶集，我去冲洗给小琪琪拍的照片，洗印店老板不慌不忙地印刷、塑封，送客时突然改用普通话问我，你也是来采访的呀？在一家童装超市，所有女服务员都在打量我。一个大姐先开了口，指着我问思思父亲：你女儿回来了呀？不是在北京上学吗？

只有小琪琪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这个孩子一度在北京、深圳、湖南之间辗转，现在她又回到了小镇，这是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流言的中心。两年后，她就该到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了。五年前，正是在这所学校，思思报警称自己被三名老师性侵。

2018年春天，思思说她不想继续在北京上学，希望自己出去打工。“儿童希望”向她反复说明了独自面对社会的现实情况后，给了她两个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那年5月，父亲来到北京，接走了思思和她的两个女儿。她17岁。她走进了社会。

后记

东莞

思思离开北京后，我又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夏天，在东莞大朗镇。

她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农民房里，跟一个35岁的男人小陈同居。小陈是两个月前相亲认识的，离过一次婚，生育上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在一家毛巾厂打工，做熨烫工人。

17岁的思思打算跟这个男人结婚，她发朋友圈，“我老公在干家务活，他刚刚下班，就拖地啦。”拍男人躺在床上，跟她十指相扣“跟个猪一样”。还有一条是去KTV，“好久没来过啦。”“儿童希望”的创始人看了，特别担心：“哎呦，我们能怎么办，只能盼望她别出事儿，没有别的招。”

2018年5月，思思离开北京后，刚回到家，就有人上门提亲。小陈是其中一个，思思跟他微信聊得好，偷偷跟着他跑到东莞，父母很生气，他们要2万块彩礼，一分钱都没收到。

在东莞，思思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她没有任何学历，每份工作都不超过半个月。我们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公司“做招聘”，实际上就是给皮包公司发垃圾广告，骗人到所谓的演艺经纪公司签约，她从中提成。思思告诉父亲，这份工作月薪5000块，两人还为5000块怎么分配大吵一架。结果干了两周才知道没有底薪，她一单都没介绍来，全在白干。

思思也努力让自己变得“社会”，她加入微商群，一个振奋的女声在推荐一款牛蒡茶，每天鼓励成员“交690元，开始自己的健康销售事业！”思思还在朋友圈卖在线英语课：“不由得感慨我上学时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英语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可是她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知道，她刚刚辍学，这个抄来的广告词有种巨大的滑稽。遇到小贷公司打电话，您需要贷款吗？思思义正辞严地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然后还举着电话，对方反倒语塞了——此时本是双方挂电话环节，可是思思还在等他们的下一句。

从我们见面开始，思思就一直在跟各种人聊微信。在北京，她被禁止使用手机，现在，手机就像长在她手上，一刻也放不下来。此前听说我要来，她连发了20条语音，还要与我微信视频，连通后，无非是没话找些话：吃了吗，几点睡觉，你家热不热？

那次见面我有一个任务，是作为“儿童希望”的志愿者，带思思去深圳见律师，她要起诉夏常河。

男友小陈送我们去车站，这个男人白白胖胖的，年龄是思思的二倍，说话有些口齿含混。他知道思思的过去，也知道这趟去深圳做什么，抱着一种不干预的态度。思思上车后，开始给律师一条一条发语音：“我们上车了”“现在刚开车”“去深圳北站”。我忍不住提醒她，这么发语音太随便，不尊重人。

思思撤回了语音，写上一行字：已经上车，2小时后到深圳，谢谢赖律师。

赖伟楠是深圳海涵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日常多代理民商诉讼，同时每年兼职为未成年儿童案件做一些公益援助。在儿童性侵的领域，赖伟楠成立的深圳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5个，即便是全程免费的——这几年，人们才刚刚对儿童性侵有概念，哪怕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案子还是屈指可数。

赖律师和同事李鼎，几年里一直在关注思思的案件。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会面很顺利，赖伟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一张一张给思思解释委托书的签法。他叮嘱思思，法律援助是免费的，这次一定要把夏常河是不是孩子父亲的问题解决掉。但要求是，“你不能跟私下里跟他达成协商”。思思突然像个成年人似的，回答很坚决，夏常河还在开幼儿园，不能再让他坑人了。

赖律师突然念叨了一句，他肯定不适合去做记者，以前遇到思思这样的事情，自己总代入情感，很难走得出来，这两年才好些。

可是思思还没到18岁，这个案子必须由父母做委托人。想到思思父母此前的反复态度，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

北京

在东莞那次，我跟思思大吵了一架。我从2017年秋天开始采写这个故事，起初是想写国内儿童性侵受害者救助情况，找了一圈发现，国内针对儿童性侵的社会工作，大多在性教育阶段，起预防作用，只有少量到了帮助报案和司法救助层面。事后对受害者的救助，几乎没有，思思是当时唯一一个长期救助案例。

如今回看，在2017年秋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大陆版还没出版，因揭发美国制片人韦恩斯坦而起的metoo运动在10月才刚刚开始。采访时我想找一些研究资料，看到李沐恩办公桌上有小小的一摞心理学、社会学书籍，后来我发现，那四五本几乎是简体中文世界里全部的相关出版物。

这篇稿子的操作时间远远超出我预期。“儿童希望”起初一直不让我直接采访思思，接触一个月后，才让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每周末陪思思带孩子。我跟思思也一直也算不上亲近，在北京，我们相处了4个月，每次见面，她都是不冷不淡的招呼。思思好像从来不为志愿者们的探望感到由衷的愉快，约好了时间，推门进去她十有八九都躺在床上，头发披散着，懒懒散散地坐起来，还不如2岁的小果子更亲近人。

思思跟大众预想中“性侵受害者”的形象完全不同。她形象并不柔弱，也从不表现得楚楚可怜。社工反复培养她的生活习惯，下一次见面，发现房间还是一团乱。她跟李沐恩说过很多次要自杀，起初李沐恩吓坏了，连夜跑过去找她，几次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要挟。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儿童希望”的捐助者大多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给小果子买高档尿不湿、奶粉，带思思去家里吃饭，给她的父亲捐款承包鱼塘养鸡场。思思已经对各种外界帮助习以为常，当说普通话的人出现，就带来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住处、免费的学校。她偶尔会表达感谢，但语气明显很机械。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当我最终告诉她我是来采访，思思只愣了一秒钟，就开始讲起她和爸爸、她和夏常河的相处经历。她说如果不是爸爸害她，她现在就能上大学了。说夏常河是骗子，说自己对小赵的依赖。她反而比之前更直白了。李沐恩说，思思其实很聪明，她应该早就猜到我的身份了。

我过了很久才明白，思思是非常孤独的。在北京，她远离父母，也没有知心的朋友，社工也是监管的角色，手机里的男朋友要半年才能说一句话。身边只有2岁的小果子，打女儿，训斥女儿，也是她唯一的情绪出口。她还没学会少女的多愁善感，就已经被连根拔起，变成一个标本，到北京来了。

只是当具体面对面时，她那些已经无法被纠正的生活习惯，还是会直接激发人的情绪，这对每一个接触她的人都是一种考验。

李沐恩曾告诉我，她每个周末都要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自己京郊的家。我起初不解，多折腾啊，一年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必要的隔离，从高浓度的情感劳动中把自己拔出来。

2018年那次在东莞，思思总是不自然地掏出一根烟，“啪”地点燃后，狡黠地看我：“姐姐我又开始抽烟了。”我知道她在试探我的反应。

我起初表现得不以为意，但发现她吸烟的次数几乎要成瘾，我忍住不喊她掐掉，从律所出来，我们讲好了，让她抽完当天的最后一根烟。

然而到了东莞车站，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思思正慌张地嚼口香糖，再一看，旁边地上半根烟还没熄灭，烟头还亮着。

愤怒瞬间冲上头，我的脸色立刻变了。思思一时语塞，找不出任何借口。我没再说一句话，沉着脸直接自己打车回了酒店。我感觉我也在要挟她。

那几天，我一直在约访一位研究儿童保护的学者，这位学者的博士论文，是调查了河北一群被小学老师性侵的小学生，至今没有比这个更深入的社会调查。她的研究在国内有扫盲意义，她也给李沐恩做督导，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们的很多措施。

恰好那天下午，学者突然打来电话。她说，她拒绝以自己的专家身份出现在媒体上：要是批评，国内做事儿的社工机构本来就没几个，要是表扬，现在的水平太落后，提不出什么表扬来。

我放弃了约访，随口跟她提起刚刚跟思思的争吵。我说，我很担心时间长了，当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有什么资格训她呢？”学者立刻反问我：“她没有邀请你帮助她，你来采访，你在从她这里得到信息，写你自己的报道。你训她，你越界了。”

“你生气，你是把她当成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了。”她接着说，“但她不是你的孩子。人家抽烟，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个办法活下去。”

湖南

2020年夏天，思思和小陈回了湖南老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东莞外贸紧缩，毛巾厂老板自己上手做工，把小陈在内的工人全遣散了。湖南老家镇上开了一个口罩厂，思思和小陈正在那里打工，做切片、给耳罩上耳线，打鼻子处的钢条，一晚上要做3000个，每月保底工资3100块钱。

这份工作思思也没坚持下来。她总是打错耳线，一次性口罩又不能返工，拆了耳线上面会有孔。晚上溜出去抽烟，同事看了很吃惊，你不怕老板开除你吗？到了第8天，思思自己辞职了。她先说是组长对她不好，后来也承认，是自己讲大话，说自己是熟练工，结果又做不出来那么多口罩。

2020年5月，我最后一次和思思见面，她和小陈生了一个儿子，那是思思的第三个孩子。两个人没有什么稳定收入，小陈在借网贷。

夏常河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思思的父亲最终没有去深圳打这个官司，他最新的愤怒还是针对小陈，儿子已经生了，小陈更没有出彩礼的意思了。他们希望思思再找个人家。

我在镇上住了一周，和思思和小陈一起去摘枇杷，找新工作，吃大排档，带思思去城里的妇幼医院检查身体。那是国内新冠威胁刚刚结束的初夏，小镇没有人戴口罩，思思每天在镇上晃悠，她不着急找工作。

最后一晚，我们坐在小镇的码头，身边是缓缓流动的湘江。思思说，她想把两个女儿都接过来，在这个镇上，让小陈父母帮忙接送上学。小琪琪吃饭慢，在家容易吃不好，长大了也会说自己没有父母关爱。她觉得父亲现在要4万块钱彩礼，这不公平，之前跟别人都只要2万而已。

跟小陈在一起，她觉得很自由，因为小陈不管她。她想今年跟小陈结婚，希望小陈能给她买戒指，去拍婚纱照。

当天白天，小陈也说过结婚的事情。他是1983年的，讲起彩礼，是说“我妈说……”，讲可以出小燕子的学费，是说“我爸拿钱……”。他已经37岁了，还打算靠家里60多岁做苦力的父母掏钱。小陈最后说，听说镇上要拆迁了，如果思思带着三个孩子来落户，家里可以多分一些拆迁款。

在和思思认识的这些年里，我们很少聊起唐冬云。唐冬云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有过两次减刑，将于2023年出狱。

2022年，思思和小陈已经分手，儿子留在了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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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小琪琪、小果子、夏常河、王一芳、李沐恩均为化名。

感谢深圳市龙岗区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赖伟楠、李鼎、郑雪梅律师，北京和睦家心理健康中心胡伯骏医生，社工Maggie Weik女士对思思以及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