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中的土匪头子被剿灭顺序（林海雪原背景四平败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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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可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作品背后的故事，一般说来，在我们的记忆中，大都是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才会考虑肃清残匪。可为何在东北，刚刚经历四平败退，前有国民党强敌，我党还是要毅然决然的剿匪？这就是林海雪原背后的故事。

一、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面临的土匪形势

1945年下半年随着我党军队进入东北，这段时间也是东北土匪猖狂发展的时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与社会动荡的大局势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国民党特务的支持和操纵。当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进入东北时，在东北各城市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军”就四出活动，以“接收”为名，大量收容网罗伪满官吏、军警和特务，对他们封官许愿，建立看守机构，等待国民党军队到来。游荡在县城农村的土匪恶霸，也纷纷前来投靠，国民党特务给他们封上一个空头官衔，便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

例如伪满汉奸姜鹏飞，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新编第27军中将军长。将他的部队从秦皇岛空运到长春，又派他到哈尔滨收容伪满汉奸，配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占领。所以，这个时期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老百姓管他们叫“中央胡子”。

北满合江地区著名的土匪首领李华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雨新为东北先遣军中将副军长，曹兴武为东北先遣军第15战区总指挥等等。当时国民党对土匪的加封委任如同一场闹剧，各路土匪为了捞取一官半职，大量虚报人数。明明只有百来人或上千人，却夸大为几十万人。

如曹兴武的“先遣军”号称40万人，当国民党命令他集中10万人进攻哈尔滨，他只聚集了5000人。国民党也来个官衔廉价大拍卖，先后在东北各地加封委任了30多个“总司令”和“总指挥”、23个“军长”、158个“师长”。这些草头将军既没有穿上国民党正式发给的军服，也没有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委任状，而是每人一块白绸子，上面写着官衔名称。究竟算不算数，只有天晓得。

我军在进入东北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是盲目收编土匪武装，以招兵买马的方式扩大队伍。1945年11月，原抗联干部孙景宇到佳木斯后，认为李华堂、谢文东原来曾当过抗联的军长，可以联合。便委任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为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孙荣久为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还收编了一些小股土匪。

虽然表面上将队伍发展了8000多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础。在东满、西满等地区，也有类似现象。结果国民党一来，这些“明投八路，暗投中央”的土匪纷纷叛变。他们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袭击我后方武装，屠杀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造谣惑众，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仅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叛变土匪多达33000多人，杀害我干部154人。

他们甚至袭击杀害苏军，1946年2月6日，李忠祥匪帮在桦川县境内袭击苏军汽车，打死苏军19人。3月份在林口县境内，苏军一个排被鲍德水匪帮全部杀害。东北各地土匪的全面叛乱，给我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开进，我军正在北宁路上节节阻击，后方形势的混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不得不组织撤退，并抽调主力回过头来先解决土匪武装。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正是由于分兵太迟，部队到达各地太迟，结果还是没有能够防止。

1945年12月底及1月初东北各地大批新部队及地方武装的叛变。苏军原决定1946年1月5日撤退，国民党地下军及所利用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潜伏在我们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内的分子，他们的口号是‘先当八路，后当中央'，于12月底举行大批的叛变，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

整连、整营、整团、整旅的叛变。当时西满、北满、东满大部分县城被他们占据，他们以为苏军1月5日一定撒退，这样一来，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到时苏军没有撒退，而各地主力部队亦逐渐赶到，这就给了我们时间。苏军仍控制铁路线及大城市，我军就在各地进行剿匪，逐渐收复一些县城。但土匪并未肃清，不过打击了土匪猖獗的威风，克服了这一严重的土匪威胁。”

我军在1946年前半年的剿匪中，虽然消灭了不少土匪，但是却不能将他们斩草除根，其原因一是存在轻敌思想，将土匪击溃赶跑后就不再追击。各军区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各打各的。有的只顾出动部队剿匪，忽视群众工作，群众对我党不了解，也就不敢提供帮助，甚至有的在土匪胁迫下，帮土匪传递情报。所以，虽然一度将大股匪帮打散，他们逃进匪窝和山林中休整补充后，往往又卷土重来，继续为害。

1946年5月，我军退出四平后，形势极为不利。土匪们以为国民党马上就要占领东北，又猖狂起来。8月间，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这“四大旗杆”又聚集8000多人，占据刁翎准备东山再起。6月以来，北满土匪先后袭击并侵占了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大杀大抢，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线。

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反下，原依兰人民自治军副司令杨清海于10月叛变，拉走队伍，在依兰城里武装暴动，使我方遭受严重损失。同月，以骑兵为主的刘山东匪帮进攻萝北县城，我守备部队受到袭击、损失3个连，县长被杀，机关被毁。

这些土匪与东满、西满等地匪帮遥相呼应，四处活动，扬言“杀尽关里来的”，与国民党军队“会师哈尔滨”。我军退过松花江后，急需在北满站稳脚跟，得到休整。土匪的猖狂活动，成为我党我军的心腹大患。于是，剿灭北满土匪，成了我军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需要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二、我军全面部署剿匪工作

1946年6月12日，东北局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指出：

“在蒋军北进，我主力集结、后方比较空虚之际，合江、牡丹江及东安地区未肃清之土匪乘机大肆滋扰，最近一个月内，先后占我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掐断牡、佳线交通。现在上述地区活动之成股土匪共约七八千人。彼等之企图在于破坏我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配合蒋军正面进攻。估计在十五天停战以后，国民党必然作更大规模之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

《指示》谈到，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土匪的主要原因是：

“一、群众未发动，来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二、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作骨干。

三、土那多为政治匪(地头蛇)，此剿彼窜，化整为零，以保存实力。

四、剿匪部队在战术上，或因主力过分集中，行动迟缓，我之企图暴露，使敌事先有所准备，利用我之空隙突围；或者将敌击溃后部队即回城市休整，未能坚决穷追，歼灭其有生力量；且各地配合亦不够紧密。”

因此，《指示》强调指出：

“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现在大城市失掉，如果再不以根据地为主，农民为主，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其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指示》对剿匪工作和兵力作了新的部署.合江军区部队仍由方强统一指挥，追剿佳木斯、依兰、同江、萝北等地土匪；田松支队负责绥阳、东宁等地剿匪；李荆朴指挥牡丹江地区剿匪；温玉成负责珠河、苇河一带剿匪；刘子云负责通河、方正一带剿匪。

对西满和黑龙江军区的剿匪工作，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关于剿匪方法，《指示》强调：

“所有剿匪部队，必须争取时间，迅速进入指定地区执行任务。并且在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以提高部队高度英勇果敢的战斗情绪。并切实遵守群众纪律。在战术上采取出其不意地远距离奔袭、合击、穷追等方法，以反复扫荡、严厉镇压。而当土匪走投无路内部动摇分化，向我投诚时，则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对其上层分子，可以受训名义，集中管理；以免在群众未发动前，在地方上继续活动，企图再起。

各个地区之剿匪部队，应互通情报，协同动作，不给土匪以空隙及喘息机会。”剿匪工作要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要派大量干部组成工作团，随部队下乡，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斗争。要使基本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自动起来搜寻土匪，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最后，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决定：

牡丹江、合江、东安及松江地区的剿匪工作，均归总部统一指挥。各地匪情及剿匪情况要随时电告总部。各省领导要亲自下去检查，牡丹江、合江地区工作团，由洛甫(张闻天)同志负责组织。

东北局的剿匪指示是行动纲领和战斗动员令，各主力部队稍事休整，便以团为单位，深入到北满、西满的各个地区，开始了更大规模、更激烈、更彻底的剿匪战斗。

三、剿匪工作的全面展开

张闻天到东北后，一直没有在东北局机关担任领导工作，而是深入到北满的县城和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相当熟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1946年6月上旬和中旬，张闻天连续主持省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6月20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当前合江工作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他号召全省干部“丢掉和平幻想，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继续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合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去争取胜利。会上，张闻天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张闻天任合江省委书记，李范五任副书记，李延禄任省政府主席。

1946年8月，任命贺晋年同志为合江军区司令、方强任政委。以359旅主力配合进行深入的剿匪斗争。贺晋年是陕北出身的老红军.曾先后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15军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他身经百战，有很多打土匪的经验。他在哈尔滨受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二话没说就上路了。

部队来到牡丹江边，宽阔的江面上漂着冰块，所有船只都被土匪破坏了。贺晋年下令徒涉过江。战士拉着战马，跳进寒冷的江中。过江后冷风一吹，许多人身上冻了冰，有的战士冻僵了，双腿不能动。就是这样，大家剿匪的决心也没有动摇，又向西莲花泡追去。在那里发现了土匪的窝棚，一阵猛打、活捉了几个土匪。

经过审问，才知道谢文东被我牡丹江军区部队追赶，逃往这里来了。

原来想打李华堂，现在又来了谢文东。贺晋年考虑：谢文东是“四大旗杆”中最大的一股，现在既然发现了他的踪迹，就先消灭谢文东。

谢文东原是依兰县大地主，“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当地拉起武装打日本人，颇有影响。抗日联军与他搞统一战线，谢文东当了抗联第8军军长。1938年日本人大规模“讨伐”抗联时，谢文东的副官叛变，带领日本人俘虏了谢文东。在日本人的利诱下，谢文东当了汉奸。

日本投降后，孙景宇先委任谢文东当了自治军司令，但谢文东搞的是!“明投八路，暗投中央”，国民党军队刚进东北，他就发动叛乱，大杀我党干部，被国民党委任为先迪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在合江地区为害极大，罪恶累累。他原有武装数千人，在牡丹江军区部队打击下，大部分被消灭，谢文东带着几百残匪，逃到合江。想借助对老家地形的熟悉，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军到来。

部队进山剿匪好几天，还没找到谢文东的踪影。11月的天气越来越冷，松花江快要冻冰封江了。贺晋年和谭友林商量，一定要在松花江封冻之前捉住谢文东。号召大家坚持追击，忍耐一切痛苦，咬紧牙关，再使一把劲，活捉谢文东。

我军在森林中发现了土匪的密营，有的是个窝棚，有的是空心老树。战士们毁掉了土匪的窝棚，烧掉土匪的存粮，使谢文东匪帮很快陷入绝境。终于在1946年11月20日这个为害多年的匪首谢文东被我军生擒。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北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士气高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土匪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压制，走向穷途末路。

合江军区部队乘胜追击，搜剿隐藏在刁翎深山中的张雨新、李华堂这两股残匪。张雨新匪帮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溃不成军，在山里东躲西藏.在捉到谢文东不久，我军又捉到了张雨新的副官。

据他供认：张雨新派他来联络谢文东，而张本人就躲在三道通西面的山里。得到这个情况，贺晋年立刻派刘淑颜排长带30多个战士，由张雨新副官领路，顶风踏雪行军百余里，找到张雨新躲藏的窝棚。但张雨新不见了，地上的炭灰还冒热气。刘排长估计张匪跑不远，循着匪徒留下的踪迹又追了60里，在折里汀西南沟发现了一个窝棚。

刘排长下令包围窝棚，向里面大声喝道：“张黑子出来!”躲在里面的张雨新见大势已去，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李华堂在寒春河漏网后，一度与张雨新会合，想东山再起。他流窜到三道岗一带，遭到依兰独立团的打击。李华堂不敢再与我军交战，逃回刁翎山里。谢文东、张雨新相继被擒后，我军更加紧了对李华堂的追剿。他们终日疲于奔命，没有喘息之机。李华堂没有办法，只好化整为零，将匪徒分散成小股，各自求生。他自己只留下几十人的马队，在缺粮时窜出山来抢粮食。

李华堂是老兵痞，“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参加抗日联军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1938年在日军疯狂围剿抗联的严重关头，他叛变投降了日本人，转为汉奸走狗，残害抗联家属和进步人士。

日本投降后，他又看风使舵，当上了人民自治军司令，拉起队伍扩充实力。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他就显露出凶恶本相，杀害我党干部，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上将司令。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狡猾凶恶的匪首，一天不消灭，我们的后方就不得安宁。

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首长决定，派骑兵团追剿李华堂，他跑到哪里.，我军就追到哪里。在我骑兵团的连续追击下，李华堂的马队也垮了。到1946年12月中旬，李华堂残匪只剩下20来人。他们逃窜到刁翎与林口之间一个叫大盘道的地方和我送电台的通信连相遇。一阵交火，李华堂的部下大多就擒，只有李华堂本人逃脱。

大盘道是秃山，没有树林，没有深草，无藏身之地。李华堂没有马骑，徒步当然走不快。我军的五个骑兵发现李华堂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跑，就紧追上去。李华堂就这样被我军活捉，后来在押送途中，李华堂试图逃跑，后来马受惊导致马车翻车，受伤的李华堂就这样被摔死。

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取得了重大胜利。土匪的“四大旗杆”被拔掉三个。大股的土匪基本上被扫荡，只剩下零星的散匪等待进一步清查捕捉。多少年治不了的土匪，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前，被降伏了。

消灭李华堂后，部队陆续回到驻地，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后，剿匪工作再次展开。这次又不同以往，大规模的战斗没有了，需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搜索隐藏的零散土匪，这就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些智慧，特别要注重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

春节过后，贺晋年组织合江军区部队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匪首——孙荣久进行清剿。孙荣久，又名孙访友，外号孙快腿。17岁开始当土匪，枪法准，武功好。1945年底，上级命令他的队伍开往鸡西，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调虎离山。12月11日，他的队伍到达林口时，孙荣久突然叛变，杀害我随军干部，进攻勃利县城。以后他与张雨新等配合，流窜于勃利、桦南一带。1946年上半年我军曾在青龙山、双河与孙匪几次战斗，孙荣久曾被俘，又跑掉了。

他的主要力量是百余人的马队，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他的人马越来越少。1947年1月，我359旅骑兵团在勃利、桦南县大队配合下，对孙荣久匪帮进行连续六个昼夜的穷追猛打，将其大部歼灭。

孙荣久只带少数人逃进桦南县深山密林中。孙荣久像狗熊冬眠一样在洞里蹲了两个月，粮食吃完了，他们只好出洞往别的地方转移。在转移途中被群众发现，后我军搜山将其活捉。为害多年的“四大旗杆”，全部拔掉了。

在北满剿匪斗争中，合江军区的指战员战绩显赫，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四个军区―牡丹江、公江、龙江、嫩江军区在剿匪过程中也都取得了不少胜利，涌现了许多战斗英雄和动人事迹。

许多人都读过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曾使我们激动不已。“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现代京剧家喻户晓。杨子荣确有其人，而“智取威虎山”则是经过文学渲染的故事。

土匪是乱世的产物。当我党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得到人民大众真心的拥护，土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东北局“七七”决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1946年下半年我军对北满土匪的穷追猛打，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随着上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乡村中开展清算地主恶霸斗争和土地改革，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形势越来越好。1947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从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军事进剿，转变为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47年4月，北满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多少年和多少朝代解决不了的匪患，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

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剿匪战绩如下：

主要作战1303次，毙匪12539名，伤匪18568名，俘匪36601名，降匪11782名。

缴获步、马枪51835支，轻机枪1129挺，重机枪301挺，短枪2807支，掷弹筒414个，追击炮261门，山炮32门，野炮15门，平射炮34门，小炮18门，马6009匹，汽车134辆。

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执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第一步，我军在东北站住了脚，有了可靠的家，为下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派角逐东北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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