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形势变化图（抗战内迁工厂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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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的机器设备入川后，从工人到企业主迅速投入到恢复生产的热潮中。

许多来自上海、武汉的企业负责人，“自经迁移，沿途备尝艰苦，已把原来的享受习惯改变过来，当老板的不坐汽车了，步行三五十里路算不了一回事。

1、重新生产的艰难

天原厂主吴蕴初为了安装电解槽子，七日七夜未脱工衣。建国造纸厂协理陈彭年，为了浇造纸机的水泥地脚，两日夜未曾离开他的岗位。

不少工厂迁到重庆后马上设法开工。纱厂中最早开工的是申新四厂。

该厂选定重庆市南岸猫背沱为厂址。因当时重庆人口骤增，市场购买力猛增，百物紧俏，在办公、居住均在临时竹棚内的情况下，全厂员工不计辛劳，昼夜建厂装机，购买原料，恢复生产，到年底开出纱锭4500枚，月出纱220件左右。

申新四厂开工后不久，裕华渝厂也于同年投产。

该厂购得重庆南岸窃角沱280余亩荒芜土山，开山凿石，先在仓库内排列机器，开工生产，到1939年7月1日，开出纱锭1万枚。

在所有民营内迁工厂中大鑫厂是第一个在后方复工的，1938年2月在重庆土湾建厂投产。

该厂与民生机器厂密切合作，将民生厂的德士古仓库改成厂房，并向民生厂借了8部车床、3部刨床、2部钻床、1部铣床，它自己则提供在生产上所需的原料。

抗战期间，作为迁至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大鑫厂为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先后设立了机器、木工、炼钢、锻钢等分厂，拥有五吨平炉1座，1吨电炉1座，一吨柏士麦炉1座，冲天炉3座和回火炉1座。

此外，还有2200千瓦的变压器1台和450千瓦的变压器两台，全厂职工达1000余人。在1938年至1939年间，大鑫像后方其他一些民营工厂一样，以造军火为主，主要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山炮，如在1938年11月，就生产了3600枚手榴弹壳，另外还制造了20台车床。以后，大鑫厂逐渐转向民用生产。

在原料方面，它生产各种竹节、地轴钢及方、圆钢材等。

在各种重工业产品方面，更是名目繁多：

在动力机类中，有卧式锅炉、立式三联式蒸汽机；

在工具机类中，有车床及各种规格的铣刀和钻头、轧钢机、单臂式蒸汽锤、50吨油压机、10吨螺杆压机制钉机和能拉2至12号铁丝的拉丝机等；

在起重设备与泵浦机械类中，有1至15吨的人力行车、120吨的电动行车、5吨的人力绞车、110吨的电动绞车、载重3吨与5吨的电葫芦、各种规格的离心式抽水机、蒸汽水泵和压力油泵等；

在鼓风机类中，有各种规格的离心式鼓风机、蒸汽鼓风机和来复式鼓风压缩机；

在冶炼设备中，有粉碎机与双辘轳磨粉机、1吨海洛塔式电炉、1吨贝式炉和麦色贝炉等；

在化工机械类中，有卧式与立式的炼油设备、搅拌机、轧油墨机、肥皂机和耐酸锅。

此外，大鑫厂还制造制砖机械、高温耐火砖和汽车的传动齿轮。在后方的民族工业中，大鑫厂以产品种类多著称，而且产量也大。就规模来说，大鑫厂不及官僚资本的兴业厂，但出品却超过了兴业。

如大鑫厂每月能生产灰口铁140吨、各种铸钢100吨。同时，大鑫厂产品的质量也较高。1942年元旦，由各内迁厂组成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大鑫厂展出的冶金产品和机器模型，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同年1月14日，周恩来与冯玉祥参观大鑫厂，周恩来专门题词：

“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2、吴蕴初天原厂的重生

在从武汉再次迁往重庆的工厂中，不少工厂都精心发展，创造新业绩。

吴蕴初创设的天字号企业天原化工厂的机器设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后原先打算在汉口刘家庙设厂，故在该处购地200亩，并在新小路设立了办事处，后迁至吕钦使街。但天原厂立足未定，南京即告失守，武汉形势开始不稳。吴蕴初觉得武汉非久留之地，宜早作他图，于是在1937年底飞抵四川实地考察，随即决定把工厂迁往四川。

1938年1月3日，天原厂的第一批迁川物资从武汉启运，共169吨，分装4条大帆船。同一天，天盛厂的24吨物资亦装一条船启运。

1938年10月21日，武汉已危在旦夕，天原电化厂从国外订购的一套三效蒸发器重数十吨，刚从香港抢运到武汉，已无力再迁。但天原厂又不甘心将千里迢迢运来的重要设备在武汉丢弃，于是坚决要求工矿调整处设法代运。当时武汉长江中只剩下一艘轮船，所余吨位准备装载汉阳铁厂拆下的一座2500千瓦发电机。

幸亏具体负责装船的两名青年技术员勇于负责，感到天原厂的设备比发电机更为重要，因此将发电机改装在一条木驳上。但由于负荷过重，木驳行驶缓慢，结果在中途被敌机炸沉，而天原厂的设备侥幸得救。

1939年春，天原等厂的机件陆续运抵重庆，在工矿调整处与四川省政府驻渝办事处的协助下，开始征地设厂。吴蕴初从长江上游九龙坡到下游唐家沱，从嘉陵江上游的磁器口到下游的猫儿石，到处踏勘，以求合适的厂址，最后选定了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该处附近还有从上海内迁的龙章造纸厂与维昌、顺昌等机器厂。

由于沿途损失严重，天原厂至1940年6月才开工生产，当时资本100万元，后逐年上升。1943年为300万元，1944年则为1000万元。其中已加入了资源委员会的投资，约占资本总额的49%。天利氮气厂的设备，在内迁中全部损失，天盛陶器厂的机器保存完整。

天盛未独立设厂，而作为天原厂的一部分，专门生产耐火砖及高压电瓷。为了在后方建立化工厂，吴蕴初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当工厂机件运到重庆时，吴蕴初亲自指挥各种设备的安装。在装配电解槽对，他七天七夜没有脱下工作服。

在天原厂开工后，他又争取中央、中农两银行贷款4000万元，在宜宾蒋坝设立天原分厂。原计划1944年10月开工，但因运输困难，向国外订购的各种设备无法运入，直至1946年12月才建成投产。此外，吴蕴初还远行至新疆实地考察，计划利用那里丰富的化工原料，建立天山分厂。

3、冠生园的业绩

属于食品行业的上海著名企业冠生园，迁往四川后也创造了可喜的业绩。该厂建于1915年，以生产糖果、糕点、罐头食品而驰名中外。

八一三事变时，食品业并不属于国民政府规定的内迁之列，但冠生园的创建者冼冠生见形势危急，决定把工厂迁往内地。鉴于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不管食品工厂的内迁事，冼冠生就联合了上海的几家食品厂赶到南京，向军需署提出了内迁的要求，并与之签订了在后方设厂生产军用罐头的协定，获得了一笔订货款和搬迁补助费，还领到了一批原材料。

冠生园领到了内迁的有关证明，分两批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一批于1937年10月9日出发，雇用一条大帆船，共装载生产罐头用的机件15吨，随迁工人4名，顺利地到达了武汉。第二批在10月底出发，雇用了两条木船，装载一批刚进口的马口铁皮以及各种罐头食品和几百袋加拿大面粉。

此时苏州河已不通航，内迁船只拟由内河转芜湖而入长江，再驶往汉口。由于内迁较晚，耽搁了时间，日军已抢先占领了芜湖，致使价值十几万元的内迁物资全部损失。

上海陷落后，冠生园在漕河泾的工厂被日寇占领，成为敌军司令部，生产设备悉被拆毁。冠生园的总管理处和总营业处因设在公共租界内才得以幸免，但只能靠临时设立的小手工作坊来勉强支撑店面。于是冼冠生决心在大后方重振旗鼓，重新开创局面。

在工厂内迁的同时，冼冠生本人也从上海来到汉口，随后杭州等地分店的数百名职工也先后抵汉。当时国民政府的许多机关已从南京迁汉，沿海地区的民营工厂亦多集中在武汉，因此当地人口骤增，食品业的生意特别兴旺。

冠生园就在武昌找地皮，建立临时厂房，将内迁至汉的机器设备临时装配起来匆匆投入生产。不料开工不久，日军逼近武汉，工矿调整处要求工厂第二次内迁。于是冠生园再次将机器拆卸装箱，准备内迁重庆。

由于当时大批人员、物资、器材麇集汉口，通往四川运输船只供不应求，冠生园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两路内迁。一路往重庆筹设分店与食品厂，并顺利开了工，另一路往湖南桃源，由军需署设在桃源的粮秣实验厂协助建厂，因该地系产牛区，能就地解决生产牛肉罐头的原料。

然而桃源厂开工不久，又因敌军压境而被迫经由贵州迁往重庆。在到达重庆时，机器设备已所剩无几，由工矿调整处拨地和贷款，在重庆近郊李子坝着手建厂。由于设备的困难，直至1947年才正式建成。

此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10万人从东南地区涌入重庆，使得食品业分外繁荣。当地食品不发达，都以地方色彩的糕点与蜜饯为主。内迁来的一些食品厂虽然也生产糖果与糕点，但均为手工作坊生产，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数量少。

因此用机器生产糖果和新式糕点的冠生园成了食品业中的佼佼者，至于冠生园供应的广东风味菜点，在京、沪、汉已久负盛名，到了重庆更是门庭若市。

丰厚的利润使得冠生园的营业规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重庆分店先后在关庙街设立第二支店，道门口设立第三支店，并附设西餐店，太平门设立第四支店，并附设饮食部。此外，还在游览胜地南温泉设立支店，附设招待所、饮食部、面包车间等，再加上设在来龙巷的食品厂和赣江街的食品分厂职工人数共达400多人。

冠生园不光在重庆加快生产，几乎在西南的各大中城市都有它的分店，如1939年建立了昆明分店，1941年建立了贵阳分店与泸州分店，1943年建立了成都分店。像重庆分店一样，这些分店均设有些支店、食品厂和饮食部，甚至在一些较大的县镇上，冠生园也设立了代销店。

抗战胜利后，冠生园为了恢复上海、南京、汉口、天津、杭州等地的工厂与分店，先后由重庆汇出法币1亿多元、美钞2万多元与黄金一二百两，由此可见其盈利之丰厚。

抗战期间，冠生园以重庆为经营与生产的基地，为发展西南地区的食品工业，改善战时人民的生活作出了贡献。如冠生园生产的“洁糖”就是其中之一。

四川内江原生产的白糖虽然很甜，但不够干净，溶解后还有沉淀与渣滓。冠生园想方设法进行提炼，结果获得成功。加工后的糖不仅洁白，而且溶化快，甜度高。于是，这种加工后的糖被命名“洁糖”，并进行了专利注册，试销期间，“洁糖”日产量由100多斤增至1000多斤，后来又上升到1吨至2吨。商店、医院、机关、学校、托儿所都成批订购。

于是“洁糖”风行一时，中国银行就在内江开办“中国炼糖厂”，冠生园投资10万元，所产机制白糖定名为“晶糖”。

4、对抗战胜利的意义

大批民营工厂入川，迅速改变了四川当地民营工业的落后状况。原先四川除了棉纺织、纺丝、火柴等轻工业有几家大厂外，其他工业十分落后。

由于多年来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四川的机器工业以制造枪械为主，其次是轮船与车辆的修理，以适应对外交通的需要。如四川最大的华兴机器厂，是华西公司的附属企业，专为承造重庆的重要厂房与安装机器而设。

后因该厂仿造机关枪成功，承接了川康督办公署1000挺机枪的订货，遂在上海等地购买了大批机器以扩充制枪部门，变成了主要制造机枪的工厂。又如仅次于华西厂的民生机器厂，是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创建于1928年，专为修理公司的轮船而设。

作为四川的第三大机器厂——天成机器厂，1934年前设有翻砂与制造两个部门，专门生产车、刨、钻等各种工作母机，但产品销路甚狭，难以维持，于是不得不停造工作母机，转为承接机枪零件、飞机炸弹弹壳的制造及步枪、马枪的修理。

很明显，四川的机器工业实际上只是修理业，而不是制造工业。这一状况在沿海地区的民营工厂内迁入川后，迅即发生了变化。

在迁入四川的民营工厂中，有不少是机器厂。如从上海内迁的100多家工厂中，就有46家，占上海民营内迁工厂的45%。据调查，上海机器厂的数量占全国机器厂的33%，而资本却占全国机器厂资本的44.7%。这些厂一般规模都比较大，有的还是该行业中的大厂，如顺昌、新中、新民、上海、中华等。

这些从上海内迁的机器厂，后来被人称为“抗战时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对机器制造厥功至大”。

据1939年统计，重庆的机器厂已从10余家增至84家，到1940年增至133家。

除了机器厂，迁入四川的其他民营工厂也有许多是当时全国第一流的。

如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也是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搪瓷厂是该行业中的佼佼者，据称：全国搪瓷业“上海最集中，较大者五家，以益丰为最大”；亚美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

其他如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气公司、新亚制药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器厂、天原化工厂、永利化工厂、申新四厂、豫丰纱厂、商务印书馆等内迁入川的企业，都是本行业中全国数一数二的民营工厂。

由于这些民营内迁工厂在规模与技术上都远远超过当地的民营工厂，因此成了四川民营企业中的主力军。1938至1939年间，后方的民营制造工业以制造军火和军需品为主。

据统计，当时后方所有民营工厂，“每月可制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和炮弹引信7万个、飞机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1000套，大小军用圆锹30万把、大小军用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1000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

民营内迁工厂对四川省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42年社会舆论认为：

“这些内迁工厂的生产，刺激了四川经济的繁荣。旧有生产方式的改进，开发了四川的地利和物力。我们在抗战五年中，看到四川川失业人口的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各种建设的推进，市场繁荣，虽然没有把整个的四川经济变化过来，但至少也把四川经济的发达提早了几十年。”

5、深远影响

其实大量工厂内迁不光是影响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对大后方工业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38至1940年，由国民政府官方资助迁移到抗战后方的工矿企业约有450家，各种器材12万多吨，各类技术人员3万多人。此外，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从海上经香港、海防、昆明等地迁入西南的民营工厂也不少。如上海棉纺织染实验馆的机器设备经香港、广州运到广西梧州，上海皮革业有7家工厂先后迁入内地。

1937年后方仅有工厂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为571家，1941年达到1138家。这些西迁大后方的工厂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资委会组织沿海大批工矿企业向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迁移，起到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空间传动作用，使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机器、市场四大要素，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后者注入大量工业化发展要素，并带动后者的工业化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起来。据统计，由于资委会的率先倡议和大力推动，1937年8月到1940年底，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其中经资委会等政府部门协助内迁的有448家。受其影响，福建、浙江两省自行内迁的企业有191家，拆迁机器设备总重量约12万吨，资本总额在1亿元以上。

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大幅度增加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本。

1937年时，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7省共计只有工矿企业237家，资本总额仅1520.4万元。沿海工矿企业迁入后，使这些地区工矿企业的数量和资本额陡然成倍增加。

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也改变了迁入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只有少量的纺织、面粉、生活日用品等生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不高。而内迁企业的门类结构相对比较完整，技术含量较高。

例如，在上述经资委会等政府部门协助内迁的448家工矿企业中，机械工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教育用品工业占8.2%，电器制造工业占6.5%，食品工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工业占0.2%，其他工业占3.8%。

更重要的是，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前述四川、陕西等7个省中，1937年总计237家工厂，1942年增至3188家，到1944年增至4665家；资产由1937年的1520万元，增至1942年的2.9亿元（战前币值），到1944年增至4.55亿元。

在从沿海地区向抗战后方转移工矿企业的同时，资委会还在上海、青岛、香港等沿海地区购买了1500万加仑的汽油、约2万吨钢材战略物资分别交给国民政府所属的航空委员会、军政部、参谋本部等部门。

除此之外，资委会还采购了2324吨矿产品、10534吨建筑材料、48356匹棉布。这一切，都为后方工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资条件。

除了四川，抗战期间迁到云南设厂的兵工企业共有7家，6家集中在昆明。其中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专造军用光学器材；新建的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厂，主要制造丹麦麦德森式轻重两用机枪及79毫米步枪；第一飞机制造厂，仿造、研制“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美式AT6单翼高级教练机、苏式E15双翼战斗机等。

其他三个厂主要是大批量制造迫击炮弹、手雷、手榴弹和黄磷的兵工厂。在此以前，云南的兵工企业，生产方式陈旧，还没脱离工场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其任务主要是修理、装配和制造部分零件。

新建的5家兵工厂则应用二三十年代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采用大生产方式，进行较大批量生产，为当时全国设备新、规模大、生产能力较强的兵工企业，结束了云南不能造枪炮的历史。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当年国民政府十大厂矿之一，有4家分厂，1938年由湖南迁到昆明恢复生产。该厂为社会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主要有电缆线、电机、变压器、电池、电灯泡五大类30余个品种，一直被誉为“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

该厂后来演变为昆明电缆厂、云南变压器厂和昆明电机厂，成为昆明机电制造企业中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典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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