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民国十大汉奸（打入日伪76号魔窟的知名女作家关露）

文/于继增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电影歌曲《春天里》，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歌词的作者是谁？她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蜚声上海滩的女作家关露。然而因奉命打入敌特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她的命运走向从此而改变……

奉命接受特殊任务

关露，原名胡寿楣，笔名关露、芳君、梦茵等。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右玉县。她7岁时父亲早逝，15岁时母亲病亡，便跟姨母流落到南京。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又转入中文系，并开始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1931年关露到上海闯世界，翌年任上海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继丁玲之后负责创作委员会；参加中国诗歌会工作，编辑《新诗歌》等刊物。这个时候关露认识了许广平（鲁迅的第二任妻子），周海婴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关露大约25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女士的外貌。她和母亲有来往，很谈得拢，她和抗日的妇女界人士也有交往……”

1934年后，关露为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写作诗稿。1936年编辑《生活知识》，并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编辑诗歌刊物《高射炮》，从事新诗写作和诗歌朗诵活动。

此时的关露，是上海滩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之一。而那首电影歌曲《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篇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关露以多产女作家而蜚声上海文坛，创作势头如日中天。然而她的人生轨迹却因一封密信发生了改变。

◆长篇小说《新旧时代》。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最后的修改，就在一天的夜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从重庆带回一封密信来找关露，里面写着：“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叶剑英（中共南方局常委、军事组负责人）。关露毫无思想准备，但刻不容缓，她匆匆乘船到香港，见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小廖）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委员会主任潘汉年。

廖说：“现在，党决定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潘具体指示说：“你回上海后，要到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此时，关露才知道了组织上的意图。她深知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潘汉年又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并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听了这番话，关露愈发觉得这件事非比寻常，除了危险，还要忍辱负重，这不是党对自己的莫大信任吗？于是她坚定地表示：“我不辩护就是了。”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关露

其实，最先决定派到李士群那里去的并不是关露，而是关露的同胞妹妹胡绣枫。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1927年与妻子叶吉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李被派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回上海后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李士群夫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二人同时叛变。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当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主任，这个杀人魔窟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李士群投靠汪精卫被戴笠和陈立夫恨之入骨，几次欲除掉他，因而他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希望与中共发生联系，便主动提出派胡绣枫作为他与中共之间的联络人。

当年在李氏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胡绣枫曾照顾过他们的孩子并积极营救他们，因而他们对胡非常感激和信任，便选中她为联络人。地下党同意了李士群的要求，但这时胡绣枫在宜昌担负的工作使她无法脱身。胡在向南方局说明情况时，谈到姐姐关露也认识李士群，当初关露曾因编发抗日诗歌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是李士群给她通报消息才脱险的。这样，关露就成了代替妹妹胡绣枫最合适的人选。胡绣枫后来为此懊悔不已：“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去，本来是应该我去的，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在特殊年代里，情况瞬息万变，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关露的命运和党的需要紧密相连，她尽管钟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想到搞情报工作的凶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

潜入魔窟摸清底细

极司菲尔路76号原是北洋军阀陈调元建造的一座私家花园，这时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高大厚实的围墙，树木掩映的阁楼，全副武装的岗哨，无不显示出这里的神秘与非凡。

关露乘坐由76号特工总部缉查队长、最大的打手吴四宝亲自驾驶的小车，从正门开了进来。此前，关露打电话给李士群说要见他，李即刻作了安排，并吩咐吴四宝一定要尊重关露，从正门进来，也是让她看看今日的排场。李士群十分热情，问她怎么到这里来了？关露说自己早就失业了，想到这里谋份差事，也好混口饭吃。李士群殷勤地带关露参观了几处牢房和审讯室，见到几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李说你看看，我这里有适合你这位大作家可干的事吗？然后又带她见了妻子叶吉卿，叶十分高兴，一再埋怨关露以前不肯来玩，但同时表示关露的身份不宜在76号工作，以后缺钱了到这里来拿就是了。李也说自己范围的工作太下流，有辱你的的名誉。临别时，叶吉卿塞给关露许多钱，并表示以后每月都提供资助。此后，关露成了这里的常客，每个月都要到76号去一两次，有时去晚了，叶吉卿就派车来接。有一次叶吉卿又要坚持送她400元，关露极力推辞，李士群说：“关小姐，收下吧！我们所以这样做，不光看在你和我们是老朋友的份上……”

◆汪伪特工总部旧址——极司菲尔路76号。

其实李士群对于关露的身份已了如指掌，他说：“你妹妹胡绣枫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这我能不知道吗？我手下3000多特工是吃素的吗？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汪精卫待我比蒋介石好，所以我才投靠了汪精卫，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反蒋。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嘛！关小姐，我们何不携起手来一起干呢？”李士群经常有意无意地向关露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关露也从与叶吉卿等阔太太们打牌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9月的一天，李士群对关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闷的心情，说与重庆势不两立，而周佛海已经和重庆联系留后路了，自己怎么办？言下之意愿意与潘汉年联系，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为自己留条后路。关露不动声色，只是表示老朋友很关心他，妹妹胡绣枫前不久还在信中让自己问候李氏夫妇。根据李士群的态度，关露相信他的表白是真心的，当晚便把她对李士群的观察分析写成报告，寄往潘汉年在香港的秘密信箱。报告说：

第一，国民党军统戴笠派人到上海暗杀李士群的青帮头子季云卿，更激怒了李士群对军统的仇恨，几乎把上海军统组织全部破获。李与军统已是不共戴天。

第二，李士群现在虽然投降了日本人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但是他明知道跟着汪精卫走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风云莫测前途未卜的年月，他不想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陷入绝境，他希望和共产党暗中有些联络，能为共产党做点好事，能为抗日做点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条后路。

◆汪伪特工组织“76号”负责人李士群（右）和丁默邨（左）。

这封分析恰当的密信，为潘汉年是否与大特务头子李士群见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在一个咖啡馆与关露见面。潘充分肯定了关露两年来的工作成效，她送出的情报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与日伪的斗争很有帮助，并为自己与李士群直接见面铺平了道路。同时告诉关露：“根据党的需要，你要撤出76号，你的工作由老张重新安排。”三天后，在关露安排下，潘汉年到了李士群的家里。会谈中，李士群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将日伪即将对新四军军部“扫荡”的情报告诉了潘汉年。潘表示感谢，说关露在你这里工作，承蒙照顾，如今她将有其他事情，并指定了新的联络人。此次会见，使李士群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增强了靠近共产党“留条后路”的信心，他接着又往苏北解放区运送了一批药品。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便于1943年9月设计毒死了他。

关露最出色的成绩，是通过对李士群两年的观察，彻底掌握了他的底细和思想动态，并安排潘汉年与李士群会见。不过，这次会见也给潘汉年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此是后话。但我地下党由此打开缺口，成功开展了与日伪的卓绝斗争。

公开身份下的秘密战斗

关露离开76号后感到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下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向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你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果然几天之后，吴成方就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你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杂志社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关露本想脱身去前方参加抗战，一听又是让她搞情报，而且是直接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有些发怵。但战争年代身不由己，她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对组织的指令，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咬咬牙就答应了。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考虑到宣传效果，日方除了对这些时事评论控制外，要求只要不发表抗日的、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小心翼翼地履行着自己的职务，既不能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利用“妇女儿童生活”、“影剧评论”、“读者信箱”等栏目，尽可能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女声》以丰富的栏目和较客观的视点，吸引了当时一些进步青年投稿。那时候，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地下党员，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关露与这些作者都互不相识，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她多年的工作经验，慧眼独具，在那么多来稿中，选用的却大部分都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关露在《女声》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关露也以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在《女声》上发表了长篇小说《黎明》及大量散文，还翻译发表了普希金的诗及《邓肯的悲剧》等作品，写了妇女文学、妇女问题杂谈以及影剧评论等。《女声》的销售量达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几次达到了万份。因关露刊登有进步思想的文章，培养进步文学青年，曾引起日方怀疑。《女声》总编辑佐藤俊子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作家，最崇拜鲁迅，也信任关露，有几次因发稿“惹事”，佐藤均保护关露“过了关”。关露曾说佐藤俊子是她的真心朋友。关露一面搞好编务，一面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地下党。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因为她认为这也属于情报动态。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的情况的。恰好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她便答应了。事实上，关露深知此行的险恶，因为这是在抗战期间到敌对国啊！难免背上“汉奸”的骂名，她为此曾经犹豫过，但地下党要她“放下包袱，大胆工作”。出发前，中国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等十几个人全被登报，并配发照片。关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不仅潸然泪下，她又一次犹豫了。这当儿，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便委托潘汉年设法找到秋田，希望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交往。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事业，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关露的小说《仲夏夜之梦》。

在日本，关露完成了交信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被关露坚决拒绝了。她经过交涉，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关露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日中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习一些对方国家的语言，以利于各方面的交往等等。关露以自己的智慧改变了日方初衷，通篇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片言只语。

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到延安根据地的打算。据胡绣枫说，关露曾用暗语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和延安。胡绣枫说，她接到关露的来信后，当即将这封信和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作了汇报。不久邓告诉胡绣枫，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胡只好给姐姐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1945年4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脑溢血去世了，关露显得更加孤独和寂寞。她接替了《女声》总编辑的职务，日本领事馆也派了名誉董事。《女声》历时3年多，编印38期，成为上海沦陷期间一份有影响的妇女刊物。关露出色地完成了组织赋予的任务。

忍辱负重的代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组织人马四处收复“胜利成果”。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毛人凤族侄）抵达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装备，还准备“肃奸”，关露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逮捕名单上！这一情况被上校参议、关露的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钟潜久获知，他马上通知了关露。关露找到吴成方，提出迅速去解放区的要求，吴做不了主，向上报告。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指示在上海的夏衍具体安排。这样，关露于10月30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逃过了国民党对她的逮捕。关露终于可以摆脱“汉奸”的帽子，和同志们在一起了，她感到无比的舒畅！此前她和恋人王炳南（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约定在日寇投降后就结婚，现在终于瓜熟蒂落，崭新的生活似乎在向她招手……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关露来到淮阴后，许多曾经在上海听过关露诗歌讲座的青年，在街上碰到就骂她“汉奸”。其实关露自从进入76号，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店、看戏、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有些朋友开始疏远她，见到她时露出鄙夷的神情，有的甚至一提到她就朝地上吐唾沫。诗歌会的诗歌活动也不再通知她了。特别是关露从日本回来后，人们对她的误解更加严重，国内有些报纸也对她及张爱玲等人口诛笔伐。关露强忍悲愤，把参加这次会议的观感写成三份报告，交给上海党组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鉴于当时敌我斗争的复杂性和“单线联系”的纪律，关露决不将自己执行特殊任务、尤其是打入76号的情况随意透露，她牢记潘汉年“你可不要辩护”的嘱咐，只能忍辱负重，有泪往心里流。

◆关露与养女。

此时正逢新四军在开展审干运动，关露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就被审查，把她送到淮阴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关露脆弱的神经受到刺激，她大病一场。满腔热情被冷水泼面，常年的委屈无人倾诉，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不服气，就去找主持审干工作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扬帆比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馆住下。关露将自己对党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也被解放区报纸要求换一个署名，说她的名字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此时，她收到王炳南的一封信，这封信更使她雪上加霜。本来王炳南是准备从南京来淮阴看望关露，并商量结婚的问题的，就把自己的打算向组织上做了汇报。而由于关露受派遣的实情无人知晓，所以组织认为担负与国民党谈判任务的王炳南，与背着“汉奸”名声的关露结合，不利于党的事业。王炳南回忆：“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王炳南思前想后，就给关露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如实相告，并说明与她断绝关系。连最心爱的人也离她而去，关露的精神支柱几欲折断。她找出精心保存着的王炳南送给她的一张照片，她在照片背面含泪题诗云：“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后来得知关露的情况后，专门把她接到组织部谈话，关露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汇报。曾山充分肯定了关露在隐蔽战场的工作成绩，批评了她的联系人不及时向组织上沟通。曾山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绣枫此时在上海为姐姐四处奔走，请有关领导为关露写了组织关系和证明材料。而扬帆也恰好在上海从报纸上发现一条消息：“中共上海方面负责人谈话，表示关露是共产党员，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进行地下工作，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之间传递信件。”他迅速将报纸和自己写的证明材料寄往淮阴。有了这些材料，关露的心情逐渐好起来，组织关系也恢复了。

◆左起：胡绣枫、胡的丈夫李剑华、李康将和关露。

1946年4月，关露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担任文艺系副教授，教英语。内战爆发后，关露随学校撤退到山东，1947年9月又随学校迁到大连。她被关东教育厅长江陵介绍到苏联新闻局担任俄语翻译，不久又调到《关东日报》任副刊编辑。北平解放后，经关露申请回到了北京。

廖承志在北京会见了关露，并写信让她去找周扬。周扬将她分配到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沙可夫为部主任，下设好几个室，文艺教研室主任是艾青，关露是他领导下的文学组组长，这个组里还有臧克家、贺敬之、碧野等著名作家。这段时间关露心情舒畅，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后来王炳南也来到北京，关露知道后去香山看望他，时过境迁，两人不胜唏嘘。王炳南劝说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果然在此后几十年里，关露关闭了自己的心扉，终身未嫁，独守着这份感情度过了寂寞的岁月。

1955年，曾长期领导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扬帆被捕，关露也因此案的牵连，以“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随着“潘扬案”的平反，关露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日程。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

◆上世纪七十年后期， 出狱后的关露。

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北京香山寓所辞世，享年75岁。国家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首都众多文艺家参加了祭奠。周扬、丁玲等同志指出，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作家，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无畏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爱情家庭，她的革命精神称得上“完全彻底”。

关露那一代从事秘密斗争的共产党人，既面对敌人的刺刀，有时还要忍受“自己人”的误解。双重牺牲锻造了伟大的品格，忍辱负重换来祖国的黎明。关露毫无保留地把毕生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血染的旗帜上有她一份光辉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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