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三次求贤令对后世的影响（曹操三道求贤令并非只有）

曹操这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不仅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也有不俗的治国之道。还有极高的文学造诣。这些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其实通过一些史料发现曹操提出“唯才是举”这个论调背后的意味与曹操本人性格一样复杂。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发布求贤令这便是“唯才是举”的出处。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并在同年冬天作铜雀台，并发布更有名气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则安抚拥汉派系，二则暗示让权、分权面谈。

四年后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乙末日发布了《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同年曹操得到天子才能耕籍田、置旄头的权利，并授金玺、赤绂、远游冠。杀死伏后。作冰井台（见《邺中记》卷上；《乐府诗集》卷75载韦应物《三台二首》引《邺都故事》则云：“十九年造冰井台”）并在前一年（213年）曹操称魏王立金虎台。

《初学记》卷24引《五经异义》云：“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台。但有时台，囿台也。”的记载证明建立三台是天子的特权，先建铜雀台不会惹来拥汉派的反对，但在建安十九年，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的建立加速了曹操的代汉的脚步。

建安二十二年年（217年）八月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措辞已是非常露骨。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同年曹操已经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与真正的皇帝别无二致，距离篡汉就差临门一脚而已。

通过史料对比很明显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的《求才三令》是与曹操本人代汉步骤一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求才三令》的本质就是曹操篡位一个工具。

曹操发布《求才三令》不仅是代汉的工具，而且还有打算是以唯才是举方式选拔人才，稀释以颍川派为首士族的人才资源，培养选拔实实在在忠于曹氏的人才目的。

不过听其言观其行，曹操真的是以唯才是举，无视出身、德行的方式选拔人才的吗？

很显然不是。不仅如此曹操实行看似与《求才三令》提出唯才是举观点冲突的方式。

《宋书.恩幸传》：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先贤行状》：魏氏初载，委授铨衡，（崔琰）总齐清议，十有馀年。

《后汉书·刘表传》：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

上述史料证明曹操选拔方式特点。

1. 立品级以甄别人才的优劣
2. 以地方、中央的官员、名士负责选举人才

这种方式很像后世选拔人才的方法：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九品官人法在曹操时期就已经成型，甚至个人认为曹操就是九品官人法实质上的创立者。陈群只不过把曹操时期的软性规则变成硬性的政策。

负责曹操典选举的荀彧天下名士，崔琰、毛阶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史书以“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为评价。还是以德行为标准选拔，若是“受金盗嫂”之徒岂能过了崔琰、毛阶这关？

崔琰、毛玠等典选举直至魏国建立，易言之，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唯才是举，完全站在自家一贯求才政策的对立面。曹操为何这样做？

本人猜测曹操想要稀释以颍川派为首的士人集团的人才资源和朝堂力量，还有与《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发布《选军中典狱令》有关。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此令寻求的是军中典狱者，与唯才是举结合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求的有才无德的典狱者，简单来说就是酷吏。

前文说过曹操提出“唯才是举”是代汉的工具，既然要代汉必然对一些拥汉派进行打压，对军队要求绝对控制。这些如上述崔琰、毛阶的正常的选材方式是无法满足的。另外有才无德之辈大多身份低微之人根基尚无，《求才三令》颁布这些人对曹操感恩戴德。对曹氏誓死效忠。不仅如此“唯才是举”还让曹操占据了舆论制高点。

事实上唯才是举不仅是曹操的代汉的工具和求才的特殊政策，还处于曹操本人对东汉选举制度的弊端进行抨击批评。

东汉士大夫的风习有很多比如：久丧、让爵、让财、避聘不就，让其亲属、报仇、报恩等等。

若是做到一项或多项被认为有德从而开始有名，这滋生了为了博取名气故意做出“美德高行”借此搏出位“炒作”这种不良风气。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论后汉重名节的原因：“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后汉士人之所以尚名节竟至荒谬绝伦的程度，原因只有一个：可因此成名而博得利禄。

他们将道德作为竞争名声和博取利禄的手段，因此因为做作，无所不用其极。久而久之寡廉鲜耻的伪君子们称为了社会栋梁楷模，身居高位但无作为。所以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的弦外之音是：有德就有才吗？有名就是才吗？无德无名就是无才？

故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不是让臣民无视道德，是鼓励以才学扬名，不以德行扬名。鼓励大家锻炼才学而不是向“作秀”般道德为人生目标和选材方式。德才兼备自然是好，希望看中的才学优先，真正有德之士也好兼顾。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虚伪的德行。这是对那些无治国之才的名士的批判，也是对前文所提到以九品官人法的雏形为选材的方式的期许。

综上所述曹操发布的《求才三令》是有多重考虑的，既是代汉的工具也是对特殊时期人才选拔的政策与士族集团的争斗和对东汉末年对人才选举的弊端的批评。这也自己的想法和政治集团眼前利益相结合，也可以看出曹操这位政治人物言行透露出其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