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百炼打造人生（千锤百炼厚脸皮）

百花文艺·散文

走亲戚

作者 安宁

在乡下走亲戚，你除了需要备好足够体面的礼品，还得有一张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厚脸皮，随时准备接受亲戚的冷嘲热讽，或者听他们说一些语义模糊、却又会让你脸红难堪的双关语。

所以我怕走亲戚，就跟小羊怕见老狼一样。尽管母亲给准备的一提包烟酒糖茶，也不怎么丢脸面，但还是觉得有无所适从的紧张与局促。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去胖婶家里玩耍，跟在自己家院子里一样自在，但去近亲姨妈舅舅或者姑姑家，却百般不情愿，心提得高高的，除非是出了亲戚家门，上了公路，眼看着离自己家越来越近，才会长吁一口气，有犯人离开了监狱的轻松与快乐。

偏偏乡下人最爱走亲戚，就好像不走亲戚，人就偏离了社会、离群索居了一样。走亲戚是人们彼此沟通有无、互相攀比较劲的一种需要。哪家变得富了，有了秘密了，非得去走一趟亲戚，跟那些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亲戚“说道说道”，才能释放出内心淤积的东西，重新轻松上路。否则，就那些无人分享的喜怒哀乐，也够将人给压死的。

每年走亲戚的高峰期，当然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一道过年的程序一样，大家必须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走一遍。漏掉了哪一个，都会成为一个重大事故，被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数次提及，甚至有可能造成彼此断交的危险。所以为了顾及到礼节，我和姐姐弟弟三个人，需要一起上阵，代替父母去走亲访友。倒是大人们自己，不知是为了避免那些无趣的嚼舌根，还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反而据守在家里，招待前来走亲戚的小孩子们，并旁敲侧击地从小孩子嘴里，撬一些有用的八卦来听听。

在弟弟没有出生以前，走亲戚的任务，基本上都属于我和姐姐。姐姐骑车，后面载着我，前面带着母亲准备好的礼品，晃晃悠悠地就出了村子。那礼品里，必备的是“一刀礼”，也就是新鲜的猪肉，猪肉都是年前就割下的，常常送给第一家亲戚后，过上个十天，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家里。母亲眼尖，不用在那刀礼上做记号，就能够看出是不是我们家的。万物守恒，其他诸如红糖啊饼干啊 鸡蛋啊，最后也会换来价钱相差无几的其他礼品。所以走亲戚，那礼品换来换去，也不会 太过吃亏，不外是你的给了我，我的给了他，他的又转给了你。唯一越走越多的，是各家各户一年来积攒的八卦消息。真真假假的，听了来，琢磨一阵，再找人考据求证一阵，也就大致知道了彼此的近况。

乡下人似乎家家户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像女人们不值钱，所以由此组成的亲戚也多。而女人无疑是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小报”，也因此，我最怕被她们盘根问底地审讯家中大事小情，把握不好母亲口中的尺度，抖抖索索地就将那秘密的导火线，给哗啦一声扯开了头，结果，好的坏的黑的白的，全倒了出来，以至于回了家，被父母一盘问，免不了挨一顿骂，骂我不知道察言观色，怎么就没将亲戚家的信息全套回来，倒是把自己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给说漏了嘴！

所以带着父母的重大任务去走亲戚，跟外交使者一样紧张，嘴里吃着亲戚家做的好吃的，心里却哆嗦着，该不该将亲戚的问题照实全答。招待我和姐姐的亲戚也谨言慎行，怕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比如借钱啊求办事啊，谁谁要结婚生子考学需要拿一份礼金啊等等。因为彼此都在琢磨着对方的心思，所以饭便吃得漫不经心，只听得见嘴吧嗒吧嗒咀嚼的声音，和筷子跟碗磕磕碰碰的响声。偶尔一只狗不识趣，跑到圆桌底下找人吐掉的骨头吃，舌头还没碰到那骨头呢，就被主人一声厉喝，给赶出了门。狗于是趴在门口，吐着舌头，气喘吁吁地，有些委屈，也有些气愤，不知这平日里慈眉善目的主人，为何忽然就变了脸，生出这般让狗畏惧的面容。那主人大约也有些不好意思，看狗可怜地哼哼着，将筷子里没吃的肉给扔出去，那狗一时有些分神，等肉落了地，才反应过来。主人不悦，骂道：这狗东西，今天有他妈的什么事吧，怎么就反常起来，看着怪怪的呢？这话狗当然是听不懂的，况且狗已经咯吱咯吱地啃上了喷香的肉骨头，根本就顾不上看主人的脸色，所以话中之意，就被吃饭的客人给吸收了去，虽然嘴上跟狗一样嚼着肉骨头，心里却没有狗的单纯，翻来覆去，只想着这招待饭菜的亲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就忽然变得冷淡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冷淡，到送别时，却会转变成高涨的热情。这热情来自于客人提来的一包礼。这礼究竟留下多少，带走多少，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一般说来，留一半，送一半，是基本的规则。但即便大家遵守了规则，还是要来一番虚假的客套。这客套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猜测跟孔夫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孔夫子最讲究繁文缛节，这一套在没多少知识的乡下人这里，并不缺少分毫。我每次都怕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总想赶紧逃掉，不想看母亲跟那来走亲戚的，将一包好像价值连城的礼品推来攘去，一个坚持要全留下，一个执拗地要带走一半，两个人各不相让，互不服输。干这事的当然都是女人们，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跟一包糖或者一瓶罐头过不去，只有女人们会斤斤计较这一瓶罐头的价钱，想着上次给这亲戚家送去的那一袋炒糖，这次他们来，应该留下多少钱的东西，才算是不失礼数，且不让来的亲戚觉得此行亏了。

有时候两三岁的小孩子不懂父母跟亲戚家的这些虚假的客套，以为他们吵了架，会在大人们的肢体推攘里，哇一声吓得大哭起来。这一声哭，是很好的休止符，让斤斤计较的大人们见好就收，也让那一包糖或者瓜子，得到其最终的归宿。

这些烦人的礼数，我完全不在行，但却 要硬着头皮，被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去完成 任务。好在我们家亲戚不多，常常走的，也就 大姨和小舅家。那些脸面相差无几、让我分不出谁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四个姑姑，被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给平分了，每隔三年走一次。我当然还是有大舅和二姨的，只是不知哪年哪月的规定，我们家和大舅二姨家，逢年过节，再也不走动了。我猜测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也逃不出金钱和礼节等带来的相互误解。据母亲说，二姨是因为搬到县城之后，开商店发了财，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怕我们有事没事就去求他们办事，当然更主要的是借钱，所以主动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过二姨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跟母亲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二姨，为什么会这样无情无义地断了交。当然，对我来说，有没有她，都无所谓，我原本就不喜欢走亲戚，少了她，我还觉得过年时轻松了一些，无须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家里，枯坐上一上午，只为了吃一顿不怎么丰盛的饭菜，留一两包礼物，就完成了过年的仪式。

而我的大舅，也是在即将去读大学的那个暑假，突然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好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大舅一样。想起来，大舅是母亲的哥哥，他们兄妹两个，怎么就落到互不来往的地步，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各自成家后，彼此琐事增多，儿女成群，也就顾不上这同胞的情谊，于是慢慢走动少了，关系也就淡了，以至于我们这一辈人，连母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大哥都不清楚。那年高考完后，姐姐带我去大姨家走亲戚，离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大姨就叮嘱姐姐带我去附近大舅家坐上一会儿。姐姐比我年长，也比我更懂得礼节之类的重要，所以尽管母亲并没有让我们拜见大舅，她还是遵照大姨的指示，在路过大舅家的时候，折进去坐了片刻。姐姐每年都走亲戚，而我只是偶尔为之，所以她大概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是大舅，他有三个儿子，每个都需要他拼命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哪一个完不成任务，都是他这做父亲的失职。所以相比起来，他比母亲更为辛苦。

我第一次见到他，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些相似的脸，觉得人生真是奇怪：他与母亲的血缘关系，究竟是怎么流落到我们这一代，就忽然间停止了呢？而我跟这个叫大舅的男人的儿女们，更是从未谋面，或者，曾经谋面过，却并不知晓母亲与她的这个哥哥之间，曾经有过互相关爱的兄妹时光。

大舅看到我们，有些诧异，但还是按照礼节，给我们沏了茶水。虽然是孩子，不怎么喜欢喝茶，但那茶水却和大人一样的规格，绝不会少上一撮，或者低上一等。当然不是觉得小孩子会品出茶水的味道，而是怕回家后，大人们细细问起，孩子们口无遮拦，说出茶水难喝，让此后的亲戚关系，忽然间恶化。

大舅当然没有失礼，很快停下手里的活计，陪我们两个对春种秋收并不在行的孩子聊天。对于已经当了爷爷的大舅的陪聊，我和姐姐都有些拘谨，在大舅一声声“喝茶”的客气相劝中，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抿着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茶水，并在大舅提壶给我们续茶的时候，客气地用手护住杯口，连连说几句“不用了，满着呢”。

大约这样持续了有半个小时吧，我用眼神示意姐姐，礼节是不是足够了，我们该回家了吧？还不等姐姐接到我的暗示，大舅忽然就咳嗽一声，小心问道：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吧？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舅的问话。而大舅见我们姐妹保持沉默，又紧跟着加了一句：有事你们说就行。

我笨嘴笨舌，也不打算做这样尴尬的外交发言人。倒是姐姐，红着脸说了一句：真的没啥事，就是我妹妹考上大学了，顺路过来看看您。我以为大舅会为我高兴，表示一下微微的羡慕与夸赞，不想，他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哦”了一声，然后便再没有了问话。

我和姐姐当然很识趣地起身离开了。而那个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大舅，还一个劲儿地跟在身后，问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了吗？我其实知道大舅是想直白地追问一句：是不是这次来，要考上大学的喜酒钱？但到底谁都没有说破。我和姐姐，并未想要去大舅家里讨一百块喜钱，而坚持认为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大舅，大约在我们离去之后，还会花费很长时间，想方设法去大姨家打探我们此行的真正意图。

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大姨。尽管她跟我们家算是走动最为频繁的亲戚，不比那些势利眼的姑姑们，我考上学了，还要打探那大学到底是否正宗本科，又是不是花钱买的。而在得知我毕业后或许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后，又百般嘲讽老师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职业：不怎么喜欢大姨，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姨家的两个儿子，都通过考学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姨夫还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让他们老两口可以比我爸妈过得更为滋润，所以他们也就对我们这样一家穷亲戚，带着一些同情，每次登门拜访，都会让我们家人觉得自惭形秽，或者羡慕嫉妒。

这个世界上，大约我们都需要有一家亲戚，可以作为参照，照得出自家的幸福生活。所以每次去大姨家回来，或者大姨家两个儿子从我们家离开，我都会被父母批评教育，大致内容不外是要好好学习，赶超姨哥之类的话，我为此要在家里埋头苦学三天，才能逃得过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导。而在我当初究竟是考高中还是中专的选择上，因为没有听从大姨一家的劝诫，读了高中，大有超过两个读了中专的姨哥的野心，而被他们指责，并因此让我生出不考上大学就被大姨家看笑话的压力。

在我一级一级地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母亲与大姨的比拼。她们姐妹两个，从比拼当初的婚姻，到比拼各自的儿女，再到儿女的工作与婚姻，始终没有停歇下来。

我因此借着外面读书就业的原因，很少再去大姨家走亲戚，并最终习惯了从母亲口中得到他们零星的消息，而丝毫不想亲自去看上一眼，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

我与整个家族中最后一个亲密交往的亲戚，在嫁到千里之外的他乡之后，终于只剩下藕断丝连的一点关系。

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关于亲戚的消息，在远走他乡之后，似乎都是关于疾病或者死亡；好像一个亲戚没病没灾，就会被人遗忘。

只有他们忽然间生了变故，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意识到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母亲会代替整个家庭，去给那个病入膏肓的亲戚，提一些礼品，表示慰问；或者在丧礼上，去烧一些吊纸，感叹一下过去曾经有过的恩怨，而后便将这个亲戚，锁进了记忆的仓库，除非闲聊提起，这个亲戚，自此很少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生命在乡下，大约跟田间地头的草一样廉价。而那些贫穷的功利的爱挑拨离间的亲戚们，他们见证着我们的衰败颓唐与荣华富贵；我们也同样折射出他们鸡零狗碎、潦草随意的一生。害怕我和姐姐登门拜访的大舅，几年前死于癌症，死前儿子与媳妇怕传染，将他一个人丢在破旧的小屋里，连一杯水都喝不到。我的某个欠钱不还并因此怕我们登门讨要的姑姑，也在忙完儿女婚事后，累死在农田之中。另外一个每年都因碎嘴而让父母吵架的姑姑，则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对于我，他们的生命犹如飘摇的庄稼，倒下之后，便化为模糊的麦子、玉米、稻谷或者高梁，被装进了记忆的瓮中。对于父辈，他们更是炊烟一样，被风吹过，便消失不见。日子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依然琐碎地过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些亲戚的印记。

或许，也只有我知道，他们曾经在我的成长之中，烙下怎样无法祛除的印记——卑微的、贫穷的、尴尬的或者辛酸的印记。

——选自《散文》2015年第4期

排版 王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