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驿麻栗树方言（西南官话中的花垣方言）

作者：莫碧莲

记得小时曾看过一部电影，一位乡村教师在教孩子读书时，在黑板上写下“mài”和“麦”，然后指着拼音和字教学生：“m-ài- mài，m-ài- mài，méi（麦）子的méi（麦）。” 学生便跟着读：“m-ài- mài，m-ài- mài，méi（麦）子的méi（麦）。”我们愕然，惊讶地相互对望，银幕里，老师依然认真而执着地教着“m-ài-mài，méi（麦）子的méi（麦）”，孩子也声嘶力竭地大喊：“m-ài-mài，méi（麦）子的méi（麦）”，电影院却早已哄堂大笑。上班后，这句话与“香因点啰，我帮你一哈杀果了”，一直成为大家打趣的话题，每次提及，都会忍俊不禁地笑出来。在受教育程度不高、教师资源极其缺乏的年代，很多初、高中文凭半路出道的教师。对于普通话不够熟练、抄着一口与普通话甚为相近的西南官话的人来说，在母语与普通话之间自由转换而恍然不觉，这未尝不是普遍现象？

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秦始皇统一文字，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汉末到晋代五胡乱华、唐末藩镇之乱、宋室南渡，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中原雅音南移，在历次大融合中，官话在祖国南方盛行起来。

唐宋明清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此现象可见一端。如《红楼梦》中：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 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 ‘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把“二”说成“爱”被林黛玉打趣一节，被红学爱好者们从情感学、性格学、社会学、人物结局等各种角度加以种种考据、揣测，其实，把翘舌的“二”读成平舌的“爱”，是西南官话的典型特征。

及至清朝一统江山，在政治力量决定经济文化的社会，北方语言由北而南、从上至下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官话，在“市场”份额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历次战争中，不少家庭为逃避战乱，举家西迁；贸易兴起，也有不少人留在了西南，逐渐形成了以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及湖北大部、广西湖南陕西少部，在西藏、青海等地作为非本地语言但也基本通用的语言，因使用人群大部分聚集在西南，现代习惯称之为西南官话。

1955年10月，全国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普通话选择投票，51：52，西南官话以一票之差，输给了北京官话 ，从此，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开始推广起来。

在电视还是稀罕物、普通话要靠老师普及的年代，方言闹了不少笑话。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班一个男同学写文章，第二天被老师念了出来：“我去上该，打落了一双孩子。我到处找，找啊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孩子。”老师特意将“孩子”读得很重。待我们的哄笑声好不容易止住后，强调：“他写不来‘孩子’的‘孩’，写了拼音‘hái’，你们看看。”并展示给我们看。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把“街”写成“该”，把“鞋”说成“孩”，平时谁又会在意呢？当它们在作业本上与普通话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经由老师绘声绘色的演绎，便构成了时空隧道，三十多年后能将我迅速拉回年少时光，对只听过一次的话记忆犹新，多么神奇！

曾经，一位乡村教师因没有人照看孩子，特别敬业的她便用包被一裹，背着孩子上课。没办法啊，孩子才几个月大。刚念到“五加七等于——”时，她听到背上的孩子哭了，便边扭腰晃肩摇着，口中不自觉地哼出哄孩子的“嗡嗡嗡”声。孩子们哪知啊？一起大声跟着念道：“五加七等于嗡嗡嗡。”每念及这个故事，我们都一阵心酸，也深感老师的伟大与奉献精神。

我虽不高，但我托举的是太阳！正是在无数教师的辛勤努力下，一代代精英走向社会，社会巨轮滚滚向前。而今，电影电视、文艺作品花样百出，三四岁的孩子说起普通话来，那真是叫字正腔圆！只不过，普通话与方言碰撞的火花也越来越少了。方言味浓，但现在很多年轻一代不会了。当大量的方言词汇渐渐消亡，文苑色调走向单一，这，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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