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真的有三把铡刀吗（包公真有三口铜铡和尚方宝剑吗）

包公真有三口铜铡和尚方宝剑吗？

文/张秀阳

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拯，不但在宋代历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其实主要得益于中国民间传统戏曲的巨大影响。

明代弋阳腔包公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包青天是这样上场的：“（皇上）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条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判人间事不平。”

在这个戏里，“金剑”即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铜铡”是“三口铡刀”的原型：“龙头铡”专杀皇亲国戚，“虎头铡”专杀贪官污吏，“狗头铡”专杀犯罪奸民。

元杂剧中最早出现过关于“铜铡”的唱词。例如《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第三折云：“你也说得是。与你势剑铜铡，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首次提到“铜铡”字样，“势剑”就是俗话说的“尚方宝剑”。这里强调的还是皇帝授予包公先斩后奏的权利，这也为以后的包公戏提供了三口铜铡的原型。

清代评书艺人石玉昆《三侠五义》第是这样说的：宋仁宗派包拯前往陈州稽查赈灾，并统理民情，包公提出“臣无权，不能服众，难以奉诏”。仁宗随即赐御札三道，包公回府，让公孙策仔细参详，公孙故意以“札”字作“铡”字，分上中下三品，按龙虎犬式样，做成三把铡刀。

包公看了满面笑容，啧啧称赞；仁宗看了，早已明白包公的用意，称羡他的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

《三侠五义》是小说，元杂剧是戏曲，自然都不足以作为史料。

包公的三口铜铡不可能有，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另一法宝——尚方宝剑，其实也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

有关尚方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汉成帝（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在位）时，朱云上书云：“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颜师古注：“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 所谓的“佞臣”指帝师张禹，尚方斩马剑乃是皇家特制之物。锐利可以斩马，号尚方斩马剑。

张禹时为丞相，是汉成帝刘骜的老师，正受宠幸。成帝听了大怒：“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命御史将朱云绑下，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至栏杆为之折断。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幸免朱云一死。这就是“朱云折槛”的著名故事。朱云要求的尚方斩马剑，即民间俗称的尚方宝剑。

在这个故事里，虽然出现了“尚方斩马剑”这个名词，但只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并没有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公开实行。

据历史学者吴钩文章，宋代有“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的做法，这里的“御剑”很像是尚方宝剑。其实宋朝的“给御剑”有点像汉晋时期的“假节钺”，但权力要小得多：只授予将帅处斩违犯军法之士兵的特权，属于战时的特别举措，并不适用于文官系统，更不可能应用于司法系统的刑事审判。

以尚方剑为名而象征专断权力，并且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应该从元代开始。忽必烈（1260至1294年在位）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之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此时的尚方剑还没有用于政务和军事，但已经被看作专断权力的象征。

从史料上看，赐尚方剑以专杀和便宜行事的做法，是在明代“万历三大征”时开始实行的。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哱拜叛乱，万历皇帝“用尚书（石）星言，赐魏学曾尚方剑督战”。魏学曾调兵包围宁夏镇却“惑于招抚”，明廷便以甘肃巡抚叶梦熊替代魏学曾，“亦赐尚方剑”。此时明军已经围城长达半年之久。叶梦熊决河灌城，并乘哱拜内乱之际，攻破城池，“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哱拜之子哱承恩等被绑赴京师，皆被处死。此战的获胜，使明廷尝到甜头，赐尚方剑也开始频繁起来。

然而，即便明代中后期的 “赐尚方剑”也是类似于“假节钺”的战时举措，并不适用于一般的刑事司法。不过，明代的“赐尚方剑”制度可能启发了当时落魄文人的想象力，于是他们在编撰包公戏时便给包拯加了一把尚方宝剑，使包公有了先斩后奏的权力。这样，他才能斩了驸马爷陈世美。即便皇上圣旨下来，也晚了一步，人头落地，再也接不上了。

历史上所谓的“包青天”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不可能对皇帝家使用权力，他也没有所谓的“三口铜铡”和尚方宝剑当法码。但老百姓心目中有嫉恶如仇的包青天，也就有了管天管地的三口铜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