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他的七个孩子(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成就不凡)

梁启超,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生有9个子女,5儿4女,个个成才,其中还有3名院士。

梁思顺,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忠,三子,曾任国名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逝。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这位父亲坚强智慧、开明进步。

大方向,是成家立志

梁启超的第一任妻子李蕙仙,出生书香门第,受完整的古典教育熏陶,同时也深具维新思想。在家庭教育上,李蕙仙一手操办家中幼儿启蒙,包括自己的子女、梁启超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是她陪伴在侧监督日常课业。长大选择什么学校,也都是她在安排。

梁启超和他的七个孩子(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成就不凡)(1)

梁启超对妻子非常敬重,也十分信任。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写出了气势汪洋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了声讨狂潮,同时也将自己卷入了危险的旋涡。妻子李蕙仙掷地有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奔波的梁启超很难关心到子女教育的小细节,但在大方向上始终保持主动,体现出父亲特有的坚强与决断。这种大方向,一是立业,二是成家。

01,立志,是人生的大事

梁启超对各个子女重视程度不一样,但对子女的立业问题一视同仁。他给子女划出了“不做”和“要做”两条线。

不做

——不做官,不受无汗水之金钱。

许是受当时政局晦暗不明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影响,让梁启超坚定不移反对子女为官。他认为,做官容易损坏人格,习染懒怠和巧滑,不是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确实,梁启超的9个子女,没有一人为官,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这和现在的父母希望儿女为官的思想截然相反,从政如依然被很多家长当做“铁饭碗”“大靠山”。自古仕途难平坦,如果未来变得只会溜须拍马,只懂利益分配权力制衡,确是丢失了一些东西。

为了贴补家用,妻子李蕙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期货投机生意,梁启超为此特意写信给长女梁思顺,谆谆劝说,表明我们家断不能受无汗水之金钱,希望长女也一同劝诫母亲。

梁启超自己,也只是讲课讲学、办报写稿,以这些光明正大的途径增加家庭收入,宽慰妻子在经济上的焦虑,向子女以身示范。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做有益社会的事。

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涉猎极广,思想不断进步、政治主张也随时代而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爱国。

他主张,一个人要用其所长,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农夫耕种田地而有所得,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力量去做,就是第一等人物,就是于社会有益的。

梁启超的“尽性主义”,是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如此,个人才能够自立,“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02,成家,合适的才最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其中就包括成家。组成家庭,可以说是人的第二次重生,家庭若不和睦,对孩子的影响极深。

梁启超那个时代,包办婚姻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婚姻缔结方式也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如鲁迅的第一任妻子朱安,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他们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后这两桩婚事均以悲剧收场。

梁启超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一位开明而进步的父亲,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即,由他自己推荐人选给子女,双方经过相处磨合,合适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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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式,他向长女梁思顺推荐了周希哲(外交官,中央文史馆馆员),向长子梁思成推荐了林徽因(建筑家、作家、诗人)。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式的确有效。梁启超不仅仅只是推荐人选,还会教给儿女们经营家庭和婚姻的技巧。

用心用力,尽心尽责

在子女们都具备交流能力以后,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担当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可谓对子女操碎了心。旅居日本期间,他坚持每天固定专门时间,给子女讲课;他注重夯实孩子们的国学基础,还注重他们兴趣的培养……他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一步一步引导儿女。

受父亲熏陶,梁思成终成闪光少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国学,就带着梁思成,言传身教。梁启超写满一黑板就呼唤:“思成,擦擦黑板!”他就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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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梁思成,是从“林徽因的丈夫“开始的。他生于日本,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与妻子林徽因一起去美国宾州大学辅修建筑系。同时,他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画得一手好素描,是校刊的美术编辑;他在校运动会上跳高得过第一名,还是个足球健将;他会钢琴、小提琴、小号和短笛演奏,是学校管乐队队长,同时,他也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培养这样一位优秀的孩子,梁启超用心良苦。梁思成去美国进修建筑学之前,出了一场小车祸打断了行程,父亲为了不让他纳下功课,给卧病在床的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论语》、《孟子》必修,《荀子》选修,教导思成要温习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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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到了美国以后,曾一度困惑自己所学,究竟有无用武之地。父亲教导他不营营役役于一时,当以历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事业。

“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和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这段话后来也促成了梁思成沉下心来,刻苦学习,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回国后投身到祖国的建筑设计领域。

除了对子女的学业用心,梁启超也很关注子女的家庭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时有拌嘴,他会写信从中迂回调节;林徽因父亲去世,他写信劝慰;妻子李蕙仙过世,弟弟梁启勋日日操劳,他写信嘱咐子女慰问叔叔。

言传身教,积极乐观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正是各种思潮杂糅涌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期。普通人都忙着为生计奔波;进步青年极易受异端思想蛊惑,心理防线脆弱,容易失望悲观、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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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识到了这一点,说了这句话:“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他自己也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他一直秉持的,是乐观的生活态度。

那些整日自怨自艾、消磨时光的人,梁启超说,“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真是绝妙极了。

抗日战争来临之际,梁启超已经过世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梁氏一族生活极其艰难,但他的子女们谨记父亲的教导,依然乐观开朗,哪怕要靠典当衣物手表换取食物,也只是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金钱地位是次要,安身立命是根本

梁启超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耕家庭,他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和超人的学识,将9个子女养育成人,突破了自己本身的阶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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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三儿子梁思忠的心中,他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想来,我们都是普通人,很难达到梁启超的高度;但他身上的一点我们可以学习:让自己成为子女的榜样,自己变好了子女才能变好。

如今,大家都忙于工作挣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现在养一个孩子成本这么高,没有钱怎么行!”我们出生在小乡镇,就希望孩子能奔到城里;出生在城里,便想着孩子能奔到北上广;北上广的呢?又想着孩子能奔到国外。我们反复做的,就是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让孩子有一天能冲破固有阶层,改变命运,最差也要比我们自己强。

但往往自己素养达不到,孩子很难耳濡目染。我们想的,不该是帮助孩子打破格局,而是要通过提升自己来激励他们,教给子女金钱地位不长久,安身立命才是根本。

每一位超凡的人曾经都是平凡的,就像一个孩子:拿画笔的是父母,你涂的每一笔就是他走的每一步。家长的意愿,决定了他的未来是五彩斑斓还是黯然失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用梁氏家族的故事告诫父母,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子女眼里合格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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