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走过的路（父亲走过的路）

2022-08-27 00:00 发表于湖南

父亲走过的路

李大贵

一、走保家卫国之路

千里沅江的黄金码头，大江口犁头嘴古驿站的河滩上，赶集的人流如潮，拥挤的帆船将河岸塞得水泄不通。

河滩上卸货的、装货的、搬运工、船工川流不息。各种小吃的摊贩和卖买农副产品的商贩，在交易中讨价还价，你呼我叫的嘈杂声，回响在顿旗山上的悬崖峭壁上，人们正沉渗在赶集的闹热中……

突然一声：“救命那！”“打死人了！”——凄厉的呼叫声掠过人们的耳际，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在一个卖油糍粑的摊位前，两个穿黄衣的“粮子”（当兵的）拿枪托砸着地上翻滚的青衣老人。

那两个黄衣粮子口里骂着：“老子吃个油糍粑你还要钱，看你要不要命！”

这时，只见一个穿蓝短褂的健壮青年飞步上前劝阻，那两个黄衣粮子见有人阻挡，抡起枪托向蓝短褂青年砸去。蓝短褂青年闪身躲过。

两黄衣粮子见没有砸到，恼羞成怒。咔嚓、咔嚓齐双双上了刺刀，向蓝短褂青年刺去。

只见蓝短褂青年，一个扑步左右一扫，那两个黄衣粮子便跌出两丈多远……

呯！呯！黄衣粮子爬起来向蓝短褂青年开枪。这时，蓝短褂青年早已纵身一跃，上了洲尾街的吊脚楼房顶不见了。

（图为大江坪）

那个蓝短褂青年，就是我的父亲。

当年,枪声引来了驻在沅水河口对面大江坪的国民党宪兵，保长带着几个宪兵一问原由，原来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的兵吃油糍粑不肯给钱还打人。

宪兵叫保长把那蓝短褂青年找来，保长穿过屈子庙在溆水河边的一个茶楼里，将正在喝茶的父亲带到宪兵那里。

宪兵厉声问我父亲说：“你叫什么名字！”

父亲没有作声。

保长马上回答说：“他叫李万有，住场坪上，做贩卖烧纸生意的。”

宪兵说：“你老百姓怎么能打军人呢？”

我父亲说：“他俩先打老百姓！”

宪兵问那两位粮子：“你军人怎么能打老百姓呢？”

宪兵抽出一块竹片，叫三个人都把手伸出来，每人打50大板。

那两个黄衣粮子打得嗷嗷直叫。父亲昂首挺胸，一声不响。

父亲在高小毕业后，因祖父无钱送他再上中学，就跟祖父去桥江做贩卖烧纸的生意。

从大江口到桥江要经过小江口后面一座叫白岩山的地方，这山坳上常有强盗，抢劫过路商人，抢了钱财后，怀疑被抢商人会认出他，就把商人从鬼葬山悬崖上推下百丈之深的溆水河。

祖父为了防强盗，把父亲送到新化梅城一家武馆习武三年，以便自卫。

年轻人多少都会有点罗缦蒂克史，大江口古镇都是五湖四海聚集而来的，各种人物纷繁复杂，犁头嘴山美水美，出的女子也更美。

有一妙龄女子被一姓肖的兄弟看上，而这女子对他们并不看好，却喜欢上了我的父亲，肖姓兄弟为了扫除我父亲这个障碍物，决定教训一下我父亲。

一日，肖姓两兄弟把我父亲叫到场坪上青石板街道上。前后夹击大打出手。两位肖姓兄弟均有一米八的个头，体魄强壮。我父亲虽长得坚实，但个头不大，只有一米七左右，从体能上看确实不是对手。

肖姓一位大汉揽腰抱住父亲，父亲弓腰翘臀，手抓着大汉脚踝，只一提，大汉就仰面朝天跌在地上爬不起来。

另一肖姓大汉双手来掐脖子，父亲抓住其手腕一拧，脚下使个绊子，大汉便扑出丈余远趴在地下。

这时雪峰部队一位刘副团长正好路过，出手相劝。肖姓两兄弟离开时，丢下狠话，说日后定将报复。

刘副团长借机行事，要求父亲参加雪峰部队。

不久，辰溪土匪张玉林，攻破了辰溪兵工厂。中共地下党谌鸿章指派大江口十几个青年，装扮成土匪，打入辰溪一股土匪内部，取得这辰溪土匪小头目信任。这十几个青年把搞得的一批枪支弹药，连夜秘密运出匪窝，迅速渡过沅江，奔赴龙潭抗日前线。

次日，团部要为新组成的排选一排长。通过比武从两百多人中淘汰法选出。父亲连续出战，艰难胜出。

因为在最后对决时，遇到一位人高马大，气壮如牛的汉子。这时父亲也很疲倦了，那大汉一上来就掐住父亲双臂，将其举起向下摔去。

然而就在父亲落地的瞬间，一个踹踢正中大汉下腭。大汉向后翻去，父亲又顺势扫了一腿，大汉便仰面朝天摔在地下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当了排长，可这个排长不是好当的，后来文革时，别人就说他是土匪排长，成了历史污点。

在龙潭抗战时，他们埋伏在山林、田野的甘蔗地里，当地的老百姓把他们送饭送水。当日本鬼子出现时，他们的机枪就扫射过去，冲锋号一响，就向鬼子冲去，日本鬼子遭到突然袭击，落荒而逃。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家仍做贩卖烧纸的生意。

解放初，中共地下党谌鸿章到大江口犁头嘴，招一些原来的雪峰部队的人去贵州陆军学校培训。要求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父亲正好高小毕业，谌同志要他去参加。但是爷爷奶奶认为父亲是独子，不让他去，父亲是孝子，一顺为孝就没有去参加。

真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走错一步会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人的整个一生。

父亲错失良机，没有去参加贵州陆军学校培训，与仕途之路无缘。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父亲随军（雪峰部队）服役。抗美援朝是去打仗，爷爷奶奶认为是去保家卫国，没有以独子之借口去阻拦。

记得网上有篇文章，说湘西38万土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想父亲也许就是那38万中的一员，按照文革期对父亲戴的“21种人”帽子，印证了是这样的。

文革期间学校选红卫兵去天安门见毛主席，有同学说我父亲是土匪排长，我就被取消了资格。

但是父亲随军服役，参加抗美援朝，我一直引以为荣！

二、走社会主义大道

1953年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不久。1954年，就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私人个体不能做从桥江贩运烧纸的生意了。

父亲一时失去了挣钱的业务，就只有出卖劳动力。在洪江杨氏乌油房搞谷物加工，推砻子（是一种用竹篾制造的跟石磨一样的磨子，分上下两层，每层有60厘米高）。

这是一种很要体力的活，推磨一样转圈，冬天衣服汗温都能拧出水来。

父亲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去干活，晚上，八九点才回来，每次回来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靠在一张竹椅上不作声。

那时我有五岁左右了，每每看到父亲这个劳累的样子，心里就很难过。

因为父亲曾在雪峰部队当过排长，所以不能进入大江口全民制供销社。

为了把这些不能进入全民制供销社的个体经商者组织起来，大江口供销社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中共党员荆桂兰，把这些个体经商者召集起来，组成大江口集体制南杂商店，荆桂兰任经理。

那时农业人口只能务农，不能做生意，1956年，父亲被分配到陈林坪办代销店。那个时候，因父亲有那点“历史污点”，而只能被安排到山区，爬山路，沿沅水、溆水通船运的村庄，都是那些成份好，没有“历史污点”的人去。

1957年，父亲又被派到坨里村办代销店。妈妈带着弟弟一起跟父亲去了坨里，我跟奶奶留在犁头嘴场坪上。坨里村山高路陡，四面环山，要爬到村后面的山顶上，才看到一片圆形的自然村落。

山高林密的路上常有猛兽出没，一次天快黑了，父亲挑着一担重货在山路上爬行。当汗流浃背的刚爬到山坳上，放下担子歇气，听到树林一阵哗哗响动，一条金钱豹眼射绿光，蹲在灌木林里，父亲心中一惊，欲抽扁担自卫，当紧握扁担在手时，那金钱豹却转眼不见了。

父亲挑起担子，借着月色匆匆向村庄跑去。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也和奶奶到了父母所在地坨里。

1959年父亲又被派往上斯文村办代销店，我们一家又搬到上斯文。上斯文比坨里离大江口街上更远点，特别是要经过一段叫七里湾的鬼山路，树木遮天蔽日，阴森可怕。常有落单的行人被鬼迷住，丧失生命。

有一年，在一棵大茶树下，掐死了一个妙龄女子。硕大的乳房被鬼戳了几个大洞，赤裸的下身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又有一年，一年轻男子，在七里弯鬼路上一边走，一边将自己衣服脱掉，用手自己打自己头，将皮肤抓破，满身是血。对面山上有两个打猎人看到那人一路上，一路下，狂打自己。等打猎人赶过来看到此人已吊死在原女子死亡的同一棵茶树上，舌头伸出来一尺多长，令人不寒而粟。从此大白天一个人再也不敢走那段鬼路。

但父亲是个不怕鬼，不信神的人，常常一个人天快黑了还挑着沉重的货担，走在这阴森的七里弯鬼路上。

夏天一条一米长的麻花大澡巾，搭在肩上，汗水湿透了澡巾，可以拧出一碗汗水来。

冬天结冰，山路滑，一不小心就会从悬崖边掉落深不见底的溶洞。

父亲在这条有鬼迷人的山路上，爬山越岭一直走了八年。

在这八年中，其间1960年冬，溆浦思蒙管子垅与辰溪县松木溪交界的大山里，修建一条卫星水库。

那时候，人民公社，农村双抢或修建水库这些大型工程，城镇单位的工作人员或居民，都会被抽调去支援，也和现在扶贫工作有点像。

因为我父亲有参加雪峰部队的“历史污点”，就被抽去修水库。而另外调来一位南杂商店的职工顶替在代销店营业。

那时候，我已有十岁了，对这件事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怨恨。

修水库全靠人力劳动强度大，危除性大，与我父亲同去的一位姓龚的地主的儿子，因为排除哑炮，人被岩炮冲上半天空，掉下来血肉模糊死了。

在这八年中，父亲也有感到欣慰的日子。父亲为人善良正直，和气可亲。乡村人有着朴实的感情，大家都敬称他为“李同志”，比父亲年纪小的，都称他叫“老李哥”，也有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点绅士风度的老人，称他为“李老板”。

父亲是个见义勇为的人，有一次，与代销店隔着一堵墙的房子，深夜突然传出女人大哭喊救命的声音，并拌有噼啪作响的火光。

父亲意识到起火了，他急速赶到厨房提了两桶水奔出去，一脚踹开那着火的堂屋门，只见堂屋中间一大堆火苗快要冲到屋顶了。两个女人赤条条站在那里吓得大哭大叫。父亲用两桶水把火扑灭，又从自家厨房提了两桶水再次将余下的火星彻底扑灭。

失火的这家人的两个儿子是民兵，晚上去执行什么任务没有在家。两个儿媳妇把小孩炕尿片，把炕床燃起了。后来这家人对我们家特别好，过年过节都要送一些土特产，就跟亲戚一样。

代销店西头，住着一位抗美援朝的伤残退役志愿军，和我父亲互称战友。这位战友姓蒲，父亲叫他蒲战友。蒲战友性格鲁莽脾气暴躁。

一次，代销店院子的大门边住的一户雇农（比贫农还穷），其妻是被镇压的地主的小老婆，其实这女子她娘屋是贫农。蒲战友与她为争一块晒垫，还没争吵几句，蒲战友认为她是地主小老婆，就拿起锄头棍追打她。那位“地主小老婆”大喊救命，只见蒲战友一棍下去，她就倒在地下，很多人围观，不敢去劝。

我父亲正从外面挑货回来，见状，丢下担子，上前抓住蒲战友再次扬起的锄头棍，一下夺了过来。叫蒲战友冷静一下，男子汉打女人不算英雄。

蒲战友说：“她是地主婆”。我父亲说：“她现在已不是地主婆了，是雇农的堂客。”后来那位“地主婆”娘屋两个高头大汉的弟弟对我父亲非常尊敬。认我父亲为大哥。在1962年左右政府允许自耕自种解决一点粮食困难。他俩兄弟帮我家开荒山种粟米。粟米收割后，解决了饿肚子，至今我还喜欢那香喷喷的粟米南瓜饭。

从坨里到上斯文八年间，虽然经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在精神上是他最愉快的八年。乡亲们都称他叫“李同志”、“李老哥”、“李老板”。白天挑货爬山累了，因回家有个安逸的家，没有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这八年，父亲把代销店办得很好，服务好，营业额每月都超出了规定的任务，给国家交了很多税。每月盘底，大江口供销社派来的工作人员，都笑嘻嘻地夸奖父亲。

三、走文革下放的路

1966年秋，供销社召回父亲，安排到沅水河畔的合农村办代销店。后来听一位红色兵团的负责人说我家成份好，旧社会也是受苦人，这么多年在山区太辛苦了，现在把成份好的调到有水路运输的地方来。

在合农村办代销店不要挑担，货用船运，轻松多了，可是好景不长。

1967年秋各造反派之间斗争越来越激烈，虽然大江口没有什么大的武斗，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红色兵团失去了控制权。

在一个灰暗的下午，邻居告诉我，说我父亲被抓到李家祠堂去了。说是全国刮起的12级台风。

其实大江口镇的造反派几个头头也不知道把我父亲抓来了。后来，听合农一位造反派说，是大江口镇一个造反派成员私自到合农村讲我父亲是“21种人”，旧社会雪峰部队的土匪排长。

幸好当时有个叫曾当阳的退伍军人，他原来是犁头嘴人，1958年支农全家迁到活农，他从小认识我父亲，看到合农造反派要去用棕绳子绹我父亲，他就主动上前夺过棕绳，穿了一个“背心衣”（这是一种绹人的方法，绳子不是紧紧勒住被绹的人，只是像穿背心衣一样免去皮肉之苦）。

我父亲为人善良，对乡亲们都很和气，加上又有曾当阳的极力劝阻，所以没有人再去整他，那个扇动合农造反派绹我父亲的奸人一直不敢露面，后来才知道这奸人是在合农收购木炭时，将收进的干木炭偷偷浇水，然后再送到供销社，从中赚黑心钱。我父亲知道后多次劝阻他，可他却记恨在心，借着12级台风来报复。

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整风运动，哪怕12级台风，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小人，奸贼，借机煽风点火，从中捣乱，祸害国家，祸害人民！

父亲被抓到李家祠堂，晚上我去送饭，进祠堂门后，有个守门人叫我把饭放到那地上，我嫌地上脏，就把饭放到一个竖起的扮桶上去（农民把稻穗放扮桶边上敲打，谷粒就脱落下来）。

谁知我当时人还没有竖着的扮桶高，看不见扮桶上面那块没有了板子，饭碗从扮桶上方直掉落地下，打碎了。

我非常生气难过，心里燃起一股怒火，眼里噙着泪水，大声骂道：“是哪个狗日的把我爹爹擒到果里来！哪个狗日的，你出来，老子跟你算帐！”

这时惊动了几个守祠堂的造反派头头，其中一个为主的走过来说：“李伢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把你爹爹擒到果里头来了，你莫骂了，我叫人到镇里食堂去端碗饭来给你爹爹吃。”

那时候，12级台风抓了近两百多人，修建沅水河几个码头，抬石头做苦力。

我父亲没有被派去抬石头，安排到镇里食堂，与食堂工友段泽云师傅一起管伙食，晚上也可以回家。

后来12级台风平静了，父亲又到南杂商店上班。

不久，另一股风又刮起来了。

1968年12月份，刮起了城镇人口下放的风，口号叫“不到城里吃空饭”。我就不明白，父亲他们在南杂商店营业，把国家交税，怎么是吃空饭？

形势发展得很快，镇里宣布了下放户名单，父亲得到通知后，去找镇党委书记（他们很熟悉，在上斯文代销店时，书记下乡都在我家吃饭，有时还喝酒谈天），党委书记说他也没有办法把我父亲留下来，劝我父亲早点找个好地方，有房子住的地方。

1969年元月，父亲走上了下放农村的路，到洑水湾土桥村落户。

自从被12级台风卷进李家祠堂后，父亲感到在人格上受到极大的打击，思想情绪非常低落，他痛苦的对我说，实在是放心不下你妈妈，你，还有你弟妹，不然他都想上吊了。

每当他这样对我说话时，我心里也特别难过，只好安慰他。

父亲为了孩子能多多参加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社会活动，表现进步，经常一个人包揽家务。因为母亲身体不好，那时家里喂猪，父亲白天也扯猪草，晚上剁猪草到深更半夜，有时我们睡一觉醒来，还听到他在灶房咚咚剁猪草，父亲总是自我取乐地说“我是在修行，敲波锣（木鱼）”。

在下放土桥的日子里，由于那里不宜种双季稻，粮食产量低，常常只有半年口粮，开始两年都是父亲为顶梁柱，到处借粮借米，后来我就和弟弟承担起来了。

1976年，溆浦县修建深子湖水库，父亲又参加了深子湖建设大会战。父亲近60岁的人了，工地上劳动强度很大，幸得洑水湾公社党委书记郭先求关怀，分配他平整土方，免得挑土奔跑的劳累。

在下放土桥近十年的日子里，除了没有饭吃，还戴个“21种人”的帽子，在政治上被看成是坏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四、走革改开放的道路

1978年春，在溆浦县供销社党委书记舒孝顺的关怀下，父亲是大江口镇首个落实政策返城的人，当时把父亲安排在洑水湾供销社。

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两年后南杂商店的人基本收回，父亲又回到南杂商店，在中共党员荆桂兰领导下，搞好集体经营，为国家交纳税金。

不久，各行各业开始下岗散伙，父亲又从事个体经商了。由于父亲经商有道，生意越做越好，到九十年代末期，积累了一些资金。

在这世事难料，人心莫测的社会，我父亲是个刚正不阿，不会趋炎附势的人，当地税务机关把我父亲商店定为最高的纳税户，由于交不起税金，后来被迫放弃了经商，加上年事已高，回到犁头嘴场坪上家里，颐养天年。

后来由于投资失误，连养老的钱也没有了。

父亲这一生，青年时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父亲这一生，在中年时期走合作化道路，和老年时期走改革开放道路，为国家交纳了大量税金，做出了贡献。

父亲这一生，为溆浦县修了两次大型水库，1960年修思蒙管子垅里的卫星水库，1976年修溆浦最大的深子湖水库。

父亲这一生，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老了没有领得一分钱退休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集体职工领退休金的政策。就连那位派到南杂商店任经理的美女中共党员荆桂兰，也是后面有了政策打报告几经周折，还要自己交几万元钱，才能领到退休金。

2005年的最后一天，父亲走完了他八十五载坎坷苦难的一生。

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帮父亲洗了脚，他说我把他洗脚最舒服，手很柔和，以前我也帮他洗过多次脚，但他没有讲表扬我的话。

这是第一次表扬我，也是最后一次表扬我。洗好脚后，父亲催我回学校去（我住在溆浦五中，离场坪上还有半个多小时路程）。

我说陪他多坐一会，他就激动地高声说：“夜太深了，路上不安全，你快回去，我这里有继母陪，你快回去！”

那几年，治安也真是不好，有次早上六点江口派出所李所长打电话，叫我转告学校旁边住的一位警员，李所长在电话里说：“李老师，请你告诉夏警员，这大江坪又杀死一条人，叫他穿警服来。”

我和继母把父亲从堂屋扶到房里去睡，走到房门边，他不要我扶，自己撑着壁板往里走。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像一座巍峨的大山慢慢地模糊在我不愿收回的视线里……

凌晨五点，我家的电话铃急聚响起，只听到继母说：“贵儿快来，你爹爹可能不行了！”

我飞也似奔向场坪上，走进房里，继母已在一口铁锅里烧了纸钱。

我俯身贴到爹爹耳边大声叫着：“爹爹！爹爹！”

爹爹睁大着双眼没有了回应，继母说：“你把他眼皮摸下来吧。”

我轻轻一摸，父亲的眼帘就安详的闭上了。

我泪如泉涌，悲痛地呼喊着：“爹爹！爹爹！天就要亮了，您去天堂的路，越走越亮！越走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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