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月明为什么没有爆红（与编剧董哲长谈三小时）

一个农民建立的王朝，最后是一群农民在豁出性命誓死保卫它。

电视剧要确立的，是一条戏剧上的逻辑线，而我和徐辉老师在梳理这段史料的时候，一直在寻找一个立得住的底层逻辑。

我们虽然相信“尽信书不如无书”，但绝不接受历史虚无主义。面对历史，任何主动的思考都是有价值的。

作为创作者，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创作，我们接受一切对于作品的质疑和批评，这是读者和观众的权利，也是创作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剧《山河月明》即将于北京卫视迎来收官。

开播之前，这部剧就备受关注。一来，它是今年为数不多能在卫视黄金档播出的古装剧，且是唯一的重大历史题材。二来，杀青后，它有长达三年半的等待期。

开播20天，《山河月明》的收视率和网络热度表现抢眼。它是北京卫视今年以来中国视听大数据收视率最高的剧。

然而，播出中，它也因种种原因遭到了不少观众的质疑。有人说删太多看得迷糊，也有人表示不该给朱棣加感情线，更有“历史粉”觉得它不是“真正”的明朝。

各说纷纭，众口难调。前不久，我们对话《山河月明》的编剧之一董哲，听他畅谈这部剧的创作过程，解答一些纠结点和疑惑点。

以下是董哲的表述。

被舍弃的吕家父女线

我们2018年春天给到的剧本，当时几近开机。剧本一稿过，只有局部细节调整。

《山河月明》的剧本，定稿是53集。我和徐辉老师在创作的时候，就尽可能把内容给足了。后面拍出来的素材，可能就比较多。后期权衡整体篇幅的时候，不得不舍弃了一整条故事线。就是吕本和吕妃父女这条线。所以很多情节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感，包括刘基的死看起来有些突兀和含糊，原因都在于此。

朱允炆的生母吕氏，以及吕氏的父亲吕本，是南宋末年镇守襄阳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的后人（看过《神雕侠侣》的读者对这两个人应该有印象），吕家在南宋就已经追封王爵了，降元以后也一直是世代高官显宦，家世显赫。

洪武年的顶层姻亲关系里，朱元璋自己是农民出身，徐达是农民出身，包括太子妃的父亲常遇春也是农民出身，只有吕氏和吕本的家世，在一个老农民出身的家庭里，显得有些另类。徐老师查到了吕家祖上的情况，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猜想，那就是朱允炆的性格成因。

朱元璋和朱棣的国策在某种程度上一脉相承，前后是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但“建文新政”则不同，几乎完全推翻了洪武年间的基本政策，颇有一股另起炉灶的味道，这种差异性也是我们在读史书的过程中感到强烈违和的点之一。

于是我们从朱允炆的行为倒推性格，再从性格倒推教育成因，这就是吕家这条线的意义了。作为一个显赫百年之久的家族，在思维方式和三观上与一个十几年前还是农民的家族之间产生根本性差异，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

再加上朱允炆本身是庶子，最早的时候并不是作为储君教育，也并不会得到朱元璋父子的特别关注，合乎情理。

历史上皇长孙朱雄英的死和马皇后的死都很仓促突然，记载很少，再加上马皇后死前不让人进殿的奇怪举动，我们把这些“偶然”串起了一条故事线，就是东宫内部的夺嫡线。这条线和很多主故事线牵连交叉，和主体表达也有呼应。

但最后还是考虑到篇幅的问题，45集的体量根本装不下这么多内容。

权衡之下，这条线没有扎实的史料支撑，更多是剧作的设计；为了确保主体表达部分的相对完整和充分，还是把它删掉了。所以像朱标之死以及死后画的三个圈，就都产生了很大的歧义和迷惑。这些都是很遗憾的地方。

“白月光”与锦衣卫

伯雅伦海别，史无其人，为本剧杜撰。

这个人物的初始设定作用是串联起草原漠北这一整条线与故事主线之间的关系。把洪武年间的扩阔，一直到永乐年间的阿鲁台，都串在一条线上。

故事开始，耿炳文释放俘虏的时候，放走了扩廓的幼子，这个幼子就是后来的北元太师阿鲁台，也是永乐皇帝北征的主要对手之一。

史书上的阿鲁台前史并不明确，只知道出身于阿苏特部。为了避免在剧情中分支过多，我们将这个人物和前期的扩廓做了关联。

最初设定的剧情线索比较多，包括秦王府的线、吕家的线、扩廓的线、乃儿不花的线、阿鲁台的线，这些线虽然都是支线，但是和朱元璋、朱标、朱棣、朱允炆这条主线又都有勾连，需要一个人物来串起这些主线和副线之间的关系。

至于伯雅伦这个人物和朱棣之间的感情……大直男还是别谈什么感情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当时想要说的东西太多，人太多，事太多，想象力超出了表达能力。从故事上来说，草原漠北线都去掉也不影响主题表达，但若是那样，牺牲掉的可能就是朱棣征伐漠北这条主线，毕竟他驾崩在第五次北征途中。

朱棣和朱元璋不同，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带兵打仗，守卫边疆，所以他比父亲和哥哥都更喜欢硝烟的味道。倒不是穷兵黩武，而是打仗的时候喜欢带头冲在前面，随时随地把握战场的态势，确保自己掌控局面，不受蒙蔽。

这给后世的明朝文官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后来一见到喜欢带兵往前冲的皇帝，就恨不得拿被子给他捂住，轰回到皇宫里去。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朱厚照。

历史上朱棣没管过锦衣卫，锦衣卫有历可查的首任指挥使是毛骧，剧中精简掉了这个人物。锦衣卫是朱元璋用来监督朝臣的机构。原来的文官政府架构中，有个监督大臣的机构叫御史台，后来叫都察院，它本身是文官集团的一部分。

朱元璋、朱棣父子重用锦衣卫，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信任文官集团能自己监督自己。包括最初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可能还是希望多一个信息来源渠道。

让朱棣总领锦衣卫事，是要把这个人物和主线剧情绑紧一点，洪武大案是主线剧情，更是主体表达，不能让朱棣游离于这条线索之外，我们不能把他撇一边，甚至边缘化都不允许，戏剧逻辑不允许。

关于徐达和“烧鹅”的梗，则是刻意反其道而行之，拿这个段子反着用。

编造朱元璋烧鹅赐死徐达这个段子的人，已经不仅仅是逻辑认知有问题了。他既不想了解朱元璋，也不想了解徐达，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历史。

朱元璋和徐达之间的关系，乃至朱徐两家的关系，容不下这样的恶意。原本的剧情中，我们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情节：徐达死后，京城内传出朱元璋用烧鹅赐死魏国公的政治谣言。这个情节也出于篇幅考虑删掉了。

“特殊”的明朝

从洪武初年讲到永乐年间，时间跨度很大。主角并不是特定某个人，我们也不想单纯讲一个朱元璋治国或者朱棣成长的故事。剧本最早叫《江山纪》，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江山？这个问题贯穿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要面对。选在明朝，是因为明朝的历史，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特殊性”。

我们现在去读明朝的历史记载，会发现一些微妙的东西。很多对人、对事的描述，在逻辑和细节佐证上相互矛盾。甚至有些记述，匪夷所思到让你无法理解。

比如元末农民战争。这场农民起义的诱因，更多的是阶层矛盾，朱元璋、徐达等人揭竿而起，是由于残酷的阶级压迫，不管是朱元璋、徐达等红巾军的领袖，还是后来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他们曾有着共同的阶层属性：被压迫者。

至于洪武、永乐两朝征伐漠北，将其视为开疆拓土之战，是不准确的。

其本质仍是为了稳固国防，为了防御已经重新退化为游牧民族的北元残余势力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武装威胁。尽管洪武、永乐年间打了很多仗，却极少设置治所和官吏，也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改土归流，连羁縻性质的机构都很少设。

包括后来常说的“天子守国门”，实际上还是为了保卫中原核心区域农耕文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受游牧民族武装侵扰的一种国策级别的战略安排。

洪武北伐的时候，提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前两句描述的是行动，后两句才是目标。这四句话，重点在后八个字。

明廷并没有将“崖山之耻”挂在口头上，对于新生的明王朝而言，不管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只要遵守新王朝的规矩和法度，就是自己人。

明廷没有去刻意强调蒙元当年覆亡赵宋的百年屈辱，也没有打着为一百年前的王朝复仇的旗号，最基本的出发点还是以“恢复秩序，救济生民”为目标。

徐辉老师对明朝历史有一些很独到的分析。

比如说，明朝最高一级的中央政府不设宰相，最低一级的县衙门里面县丞等佐贰官也不实际理事；中央政府有六部，县衙里也有六房书吏。天子有秘书班子内阁，县官也有私人秘书师爷。再比如说，明朝是唯一一个设置了廷杖制度的朝代，而打板子这个现象，在各个王朝的县一级治理中实际上非常常见。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的成长经历去分析这些问题，他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唯一一个真正起自蓬蒿的天子，是实实在在种过地、纳过粮、挨过饿的。在那个时期，他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干部是谁呢？恐怕县太爷也就到顶了。

人的主体认知和三观构筑，来自于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幼年和少年的苦难，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体验。

明朝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对比南宋就知道了。

宋朝灭亡的时候，谁在保卫这个王朝？是文天祥，是陆秀夫。他们是士大夫的代表，或者说得准确一些，他们是士人的代表，是文化和知识的引领者。

反观明朝最后的时刻，是谁在坚定地保卫这个王朝呢？是李定国，是李来亨，是郑成功，是袁宗第，是刘体纯……有活不下去的农民，有海盗的后人。

后世有人写了对联来讥讽这一现象：茅麓山高，流寇死社稷；伶仃洋广，海贼守国门。当然，也有张煌言、文安之这样的“非主流”士人，那个时候的“主流”是谁呢，是东林党。东林的主流当时在做什么呢？“水太凉”（东林党人钱谦益不肯跳水自尽的自辩语）。

一个农民建立的王朝，最后是一群农民在豁出性命誓死保卫它。

梳理“底层逻辑”

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洪武朝四大案，我们把前三个合并了。

电视剧要确立的，是一条戏剧上的逻辑线，而我和徐老师在梳理这段史料的时候，一直在寻找一个立得住的底层逻辑。历朝历代开国后都难免会有大案发生，多多少少也会有屠戮功臣的现象出现，这是历史周期律，并不奇怪。但洪武年间的诸大案，无论是频率还是烈度，均为过往史书所未有，这究竟是为什么？

上述四大案，看《明史》也好，看《明实录》也罢，都不是把它当成朱元璋的功绩来说的。从太史公开始，历朝记史写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明史以及实录中的洪武大案，能看到鲜明的负面评判倾向和态度，这种倾向和态度甚至影响了史书的基本逻辑性。

也可能写史的人根本就不认为这里面需要有逻辑，因为只要暴君的标签贴上之后，似乎一切疑问就都有了缘由。我和徐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明史里描述的那个做了天子之后的朱元璋，是一个受迫害妄想症深度患者。

元末明初，南北一时多少豪杰，最后都输给了一个精神病人；浙东四夫子，淮西三十六功臣，哪一个不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他们殚精竭虑浴血厮杀几十年，最终就是为了将这样一个受迫害妄想症深度患者推上皇位？

这似乎一点也不合乎逻辑。原因很简单，史书是由人来书写的。

说起中国早期的史，不得不提《春秋》。夫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话的意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古人看起来，史的作用，是用来吓唬人的。

说得好听一点，叫做警示后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教你做人”。我们常说“史笔如铁”，这支笔也好，这块铁也罢，一直以来握在谁的手里呢？

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段描述，只需要在排列顺序、遣词造句上下点功夫，观者的感受便完全不同。这种行为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春秋笔法。

这一现象，在史书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描述中显得尤为刺目。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两个暴虐反智的统治者，而是一条深彻如鸿沟的巨大裂缝。

这是一条贯穿了大明朝十几代帝王，将无数英雄和名臣裹挟其中的裂痕，大明的皇权和大明的士人，站在这条裂痕的两边，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两千年来，一个身影从未消亡。我们可以用相对中性的词汇，将他们叫做“中间阶层”。他们，是掌握了历朝历代“政治正确”的一群人。

秦朝太短，西汉的时候主要是豪强，到了东汉士族崛起，魏晋南北朝就成了士族的盛宴。隋唐之后门阀兴起，朱温“白马之祸”后士大夫阶层兴起。到了明朝，最终成就了一个地方缙绅和科举士人、朝廷文官、开国勋贵的庞大联盟。

他们垄断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垄断文化，垄断知识，垄断受教育的权利，垄断着每年2400万两白银的财富，垄断着对过去历史的记述权和解释权。

历史上，他们统御万民，废立天子，改朝换代。权势最盛的时候，他们能够堂而皇之地喊出“王与马，共天下”。式微了，也要说一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李善长骂朱元璋

公允地讲，这个阶层在许多时期是起积极作用的，尤其是秩序崩坏的乱世，这个“中间阶层”是最有信念也最有能力结束乱世，恢复治世的一批人。

明朝初年，打天下的时候，李善长等淮西勋贵，是有功于那个时代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做“增量”，是推动社会和时代前进的；但在明朝立国以后，这批人开始迅速转变，开始争“存量”，这个时候，就走向反面了。

这就是历史上“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源，在农耕文明时代，是个无解的难题。

所以，当挨过饿的朱元璋打算着“与百姓共天下”的时候，他就忤逆了那历朝历代潜移默化可行不可说的“政治正确”。离经叛道的洪武皇帝，李善长们是一定和他“道不同，不共戴天”的。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未必不可信，但我们要带着逻辑和常识来读史，更要带着代入的视角来理解历史。二十四史是过往两千年往事的文证。

洪武和永乐两朝的历史，代入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站在淮西勋贵的立场，和站在升斗小民的立场，理解和体会截然不同。

影视创作无意为过去的统治者“洗白”，朱元璋、朱棣的本质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的身上，必然有着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和原罪。四大案以及靖难之后的诸大案或许各有因由，但肆意的株连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批判的。

最开始创作剧本，我们只是想讲述一下这段故事，力求做到自圆其说。至于说到历史正剧，十分惭愧。我们大致了解一点历史，也明白什么叫正剧，但两个名词联起来，我们就不太能确定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想得很明白。具体到剧上，我们的能力，也只能做到在剧中人物和事件的底层逻辑设计上不亏心。

作为创作者，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创作，我们接受一切对于作品的质疑和批评，这是读者和观众的权利，也是创作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虽然相信“尽信书不如无书”，但绝不接受历史虚无主义，面对历史，任何主动的思考都是有价值的。只有热爱历史的人，才会因历史方面的原因对创作者提出批评，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手段和娱乐工具过度发达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史的人太少了。能对历史产生感情，其实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文/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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