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

“诗史互证”,主张以诗证史、以史解诗,陈寅恪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就是运用“诗史互证”的经典之作。古代诗人,于我们而言是历史人物;于那个时代而言,却是当代人;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会和当时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开篇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简明扼要介绍事件之后,就是直抒胸臆。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使杜甫悲喜交加,“生平第一快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1)

同样的道理: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最生动、直接地反映,两者犹如“皮与毛”、“鱼与水”、“花草与土壤”的关系。而“赋”作为一种散韵结合的文体,是两汉文人的主流写作文体,但盛极一时之后,又于后世逐渐销声匿迹,归于小流,因此“赋”又被称作“汉赋”。那么两汉400年帝国兴衰,对“汉赋”“三种形态”的转变,有着怎样深层次的影响呢?

一、汉初百业凋零,汉赋的“骚体悲”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史记.高祖本纪》

西汉建立之初,丞相萧何建造未央宫,汉高祖刘邦看到雄伟壮丽的楼阁宫阙后。怒气冲冲地对萧何说:“秦末乱世至今,天下百姓苦于战乱,如今百业凋零、民生疲敝,为何要如此大兴土木呢”?西汉初年,百姓历经“秦末动乱”、“楚汉之争”,人口锐减、百业凋零;儒生陆贾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景之治”前后,是西汉经济恢复、发展、繁荣的过程。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2)

“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吊屈原赋》节选

这一时期的“汉赋”,与《楚辞》、《离骚》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因此又称“骚体赋”,代表人物贾谊。“骚体赋”:常用“兮”等虚词、语气词,多为咏物抒情之作,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哀怨之情。“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就如此算了,这个国家没了贤明正直之人,没有一个人能懂我屈原的心啊!于是自投汨罗江,这就是屈原,宁为玉碎亦不瓦全,与“俗流”泾渭分明。

贾谊则不同,受到朝臣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的他,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圣人的神明品德是弥足珍贵的,需要远离污浊而珍藏;如果麒麟能被束缚,那和羊、狗还有什么分别?在这样污浊的世界里受到迫害,也是您(屈原)自己的原因;若是有心,九州何处不可辅佐君王,又何必单单留恋那国都呢?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3)

贾谊的《吊屈原赋》,对投江自尽的屈原,表达了真挚的惋惜与哀叹,简单来说就是:不是你屈原不够贤德,而是你所处的世界太过污浊。尽管贾谊对屈原以身殉国,感到无限惋惜,但贾谊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也就是:我佩服你的气节,但不赞成你的选择。贾谊认为:你们赶我走,那我就走;但是无论环境多险恶,我都要顽强地活下去;只要我的德行操守不变,在哪里也不会降低我的价值。

因此,“骚体赋”与“楚辞”,形似而神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人生观。屈原的思想中,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思想,如果不能实现人生理想,那这样的人生就毫无意义,也不必留恋了。但贾谊不同,汉初除了儒家思想,道家的黄老之学也很流行。贾谊认为:麒麟不可以被束缚,这种品德才是最珍贵的;要远离国都,我会生出凄凉、哀婉之情;但离开了国都,我也还会顽强地活下去。贾谊一样向往实现人生价值,但比屈原多了一股道家的逍遥气息。而这理想之外的一分旷达,正是汉初“儒家”、“道家”并行,推崇道家“无为而治”最生动地体现。

二、汉朝帝国兴盛,汉赋的“大而空”

“文景之治”后,汉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汉武帝时期,更是一举击溃了帝国最大的威胁——匈奴,将其由“鼎盛”,打到了“中衰”。从此汉王朝开启了新的篇章——帝国的兴盛,这段荣誉史曲折地维持到了东汉末汉。而这一时期,正是汉“大赋”兴盛的时期,“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西两汉各占2位。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4)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 ——《子虚赋》

“汉大赋”的特点:就是极尽铺张为能事,通篇描写宏伟壮阔的景象,在结尾时进行讥讽、劝谏、告诫,是汉帝国统一兴盛时期的产物。齐王出动战车千乘,骑兵上万,士卒遍布山泽,驰骋于东海之畔,鲜血染红了战车的轮子,最终只为狩猎,以充为齐王炫耀的资本。司马相如通过《子虚赋》,虚构了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利用“子虚乌有”的对话,描写了一场宏大的狩猎场面,这是对“文景之治”后,贵族阶级奢靡生活方式的讽刺。借机向统治者宣扬,“与民休息、爱民惜民”的政治主张。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5)

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 ——《大人赋》

在阴山飞翔徘徊良久,大人(暗指迷信鬼神的汉武帝)终于见到了西王母。西王母一头白发,住在山洞中,显得垂垂老矣,万幸的是有三足金乌供其驱使。如果长生不死必要如此,那纵使活上万代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对于迷信鬼神的汉武帝,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虚构了“大人”乘龙遨游四海,会见诸多仙友的盛景。先是为汉武帝描绘了,“神仙中人”的种种不凡,然后画风一转,老迈孤苦的“西王母”出现了,最终将一切归为了“ 超脱有无独自长存”。以此劝谏汉武帝,不要再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了。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6)

“汉大赋”:就是“骚体赋”的散体化,或者说是散文化,形式上减少“兮”等虚词,排比相当整齐。内容上多为,九成篇幅描写宏大的场景,使用大量生僻字“铺张”,最后用一成篇幅“讽谏”。因此,扬雄指出“汉大赋”弊端——“劝百讽一”。宏大的铺张场景,而忽略了“劝讽”等文思内涵,给人一种“大而空”的感觉。汉武帝读完《大人赋》,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好像真的和神仙们游玩过一样,而忽略了其中暗藏的一丝“讽刺”神鬼的文章主旨。

三、汉朝分崩离析,汉赋的“小唯情”

“汉大赋”的“大而空”,华而不实,无法真挚地表达个人感情。但在东汉末年,汉朝分崩离析,帝国兴盛不再,社会的动荡和黑暗,给文人带来的是忧愤与惊惧。“铺张而宏大”,却缺少人文感情的“汉大赋”,就被更利于表达,个人感情的“汉小赋”取代了。不可一世的大汉王朝,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动荡与战乱,受尽苦难的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更利于抒发情感的文体。因此,“汉小赋”又称“抒情小赋”,“汉大赋”是“骚体赋”的散体化,而“汉小赋”则是“汉大赋”的诗歌化。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7)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 ——《鹦鹉赋》节选

那西域来的灵鸟啊,挺立着与众不同的姿态。它有着洁白的羽毛,正合大汉火德的红嘴。它天性聪慧能吐人语,善于观察事情的转机。这就是祢衡的《鹦鹉赋》中,对宴会上的奇鸟“鹦鹉”的一段描述。这篇经典的“汉小赋”和“汉大赋”,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没有通篇不认识的生僻字了。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 。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 ——《鹦鹉赋》

祢衡在《鹦鹉赋》中:先是描写了鹦鹉的志趣高洁、卓然不群;然后描写了鹦鹉被权贵当作奇鸟,大量捕捉的故事,暗指群雄割据局面下,割据政权对文人名士的搜捕与管控;最后用“痛”、“哀”、“愍”、“背”、“侍”、“惧”、“耻”、“羡”、“识”、“怀”,一连10个动词,描绘“鹦鹉”流落他乡、思念亲人、困於鸟笼、不能展翅高飞,却终为宠物的忧愤、凄苦、感伤之情。

汉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从汉赋三种形态)(8)

而与被捕捉的“鹦鹉”对应的,正是作者祢衡的经历写照:祢衡持才傲物、喜欢讥讽权贵,曹操征召而不去;孔融力保祢衡才气过人,出仕的祢衡多次侮辱曹操;曹操不愿背负杀贤之名,将祢衡送给刘表;刘表一段青睐之后,无法容忍祢衡的脾气,又将其送于江夏黄祖;《鹦鹉赋》正是此间所做,辗转不绝的祢衡自比“鹦鹉”。表现了乱世之中:名士于诸侯,亦如“鹦鹉”与权贵的现象,以及名士们苦闷、忧愤、惊惧的心理。


两汉400年间,“汉赋”经历了“骚体赋”——“汉大赋”——“汉小赋”的转变,其本质是:由诗歌的散文化,再到散文的诗歌化。“骚体赋”对应的是汉初的百业凋零,表达的多是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但哀伤、抑郁中,有一种施展抱负的渴望;“汉大赋”对应的是汉朝的兴盛时期,没有太多个人压力的文人群体,将“汉赋”散文化,文以载道,以此劝谏帝王,表达的多是个人政治主张;“汉小赋”对应的是汉朝分崩离析,天下群雄割据、混战的局面,“汉赋”再次诗歌化,用于表达个人感情。但与汉初不同,“汉小赋”作者表达的是:一种对天下动荡的忧愤、惊惧,一种无法排解的忧愁,而少了汉初那丝抑郁中夹杂的逍遥与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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