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中山装的由来（从旗袍到中山装）

『编者按：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碌碌有为》一书，聚焦微历史，展示更细节的中国。“东西问”客户端经授权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转载，今天为大家带来近代以来服饰演变的故事。』

　　▲旗袍文化节上的旗袍展示（中新网资料图）

中国服饰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社会风气导致了服饰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且这个时期的服饰变化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的印迹在今天的服饰上依然能够找到。

这种服饰的变化是从上到下的。1903年，清政府派驻到德法的特使裕庚卸任回国，刚刚抵京，慈禧太后就在颐和园召见裕庚夫人及其两个女儿德龄和荣龄，并特别指示说要她们穿西式服装进宫，想看一看西式服装究竟是什么样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式服装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

到了后来，一般民众甚至下层百姓的服饰也在发生变化。妇女穿洋装、烫短发，高领长袍搭配红鞋子，这样的装扮成为潮流。在晚清的成都，妓女经常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人，因此正派但穿着时尚的女子往往会被误认为妓女。据一则新闻报道，三位穿着时尚、游劝业场的女子便被怀疑是妓女，引得一大群人围观，最后警察不得不叫来轿子把她们送回家。

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旗袍绝对是非常能代表东方女性神韵的着装样式。

旗袍这种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装，不光能展现女性妩媚的身姿，其演变的背后也体现了社会思想的转变。

在张爱玲看来，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上衣下裙的两截穿衣与旗袍样式的一截穿衣的区别似乎很细微，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男女平权之说的熏陶下，排斥一切女性化的事物，所以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便是女子蓄意模仿男子的结果。

之后旗袍的演化与最初从满族服装演化而来的旗袍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增加了西式服装裁剪中装袖的工艺方法，使旗袍能够贴体，更好地展现女性曲线；另一方面，现代审美意识使女性乐于展现形体之美，出现了短袖甚至无袖、高开衩、紧腰身等多种变化。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制服条例》，将旗袍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宋美龄一生都喜爱旗袍，当时的电影明星蝴蝶、阮玲玉等多次在杂志上呈现穿着旗袍的身姿，流行文化对大众服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民国男子的服装也产生重大变化，西装和中山装成为日常服饰。

尤其是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具有极强的政治含义。

作为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深谙改革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的标志。他深感穿西装的不便，也觉得中国传统服装过于陈旧、拖沓，所以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而中山装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当时党政要员的首选服式，其中不乏追随“国父”之意。

在设计上，中山装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性，折射出三民主义的理念：前衣襟的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于是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的象征符号，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它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

西式服装的流行不拘于男女。西式女装的主要样式有连衣裙、职业女性西式上衣和短裙、呢制大衣、毛皮大衣、玻璃丝袜等。到民国时期，上海的女时装店很多，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和上海知名交际花唐英一起成立了“云裳”时装公司。时装店都是顾客到店选定衣料和样式，然后裁缝量体裁衣，缝制过程中还要试样，裁剪、缝制、熨烫等，都有严格的分工。

而民国男子的日常西服，面料多采用进口呢绒，纽扣有单排，也有双排，配以西式衬衫、西服背心穿着。民国时期许多知识精英喜欢西装样式，像邹韬奋、章乃器、蔡元培等从西方留学、受到西方影响的人物都喜欢穿着西装。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北京大学里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辜鸿铭和留学归国穿着西装、剪短发的胡适之的形象，也成为那个时代在服饰上的缩影。

新式服饰的流行以及新商品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

那些喜欢穿着流行时装的女子当时被叫作“摩登女郎”。“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译，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开风气之先。“摩登”有现代的意思，也有新的、进步的意思，在这种意识的引领下，传统礼仪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革，其中以婚礼服饰改变最为明显。传统婚礼中，新娘着大红色上衣和裙子，凤冠霞帔是通常的婚礼礼服样式。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式的基督教婚礼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一种礼仪方式。白色婚纱在基督教中象征着爱情婚姻的纯洁与神圣，当西式婚礼和礼服成为一种时尚时，大家采用的并不是其文化含义，而是时装上的流行意味。尤其是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大婚，宋美龄的新娘着装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美龄穿白色长裙礼服，身后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纱，手捧一束康乃馨。第二天的《申报》上，宋美龄着白色婚纱、风姿绰约的照片，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此后，国内婚纱厂家相继建立，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

关于服饰的改变，很多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一开始就用了对比的方式：刚从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大都市的老太爷在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过度刺激下一命呜呼，他无法忍受女人的新式装束，这些装束不仅展现女性的轮廓，还露出胳膊、大腿，纱质的衣服更像是半透明的，让他直呼“万恶淫为首”。

成都民间画家俞子丹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幅画便描绘了这样一个女孩：她穿着一套流行服装，留着“最新式的”又短又卷的发型，在一辆人力车上挥舞着鲜花。

20世纪30年代的漫画杂志中也罗列过摩登女郎的“摩登条件”：深黄色纹皮皮鞋、雪牙色蚕丝袜、白鸡牌手套、电烫发等是基础必备的，更遑论巴黎的香水、口红，纽约的蔻丹、胭脂，就连咖啡和骆驼牌香烟都成为摩登的印迹。

这样的记载看似是物质发展带来的现代化刺激，但更反映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民国时期，服饰的流变随同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逐渐开通、思想的日趋解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演化来的旗袍、现代政治理念创造出的中山装，还是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产生的摩登时尚、作为西方宗教文化产物的婚礼服饰等，基本上都形塑了我们今天服饰的基本样式。（完）（原标题《从旗袍到中山装 服饰的政治》）

《碌碌有为》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作者/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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