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是因为改革开放吗(高考恢复改革开放)

恢复高考是因为改革开放吗(高考恢复改革开放)(1)

■王密东。

恢复高考是因为改革开放吗(高考恢复改革开放)(2)

■王密东保存着大学时期写的小楷书法。

恢复高考是因为改革开放吗(高考恢复改革开放)(3)

■大学时,与同学们实习期间的合影。

高考恢复:改革开放“序曲”奏响

【微言改革】

改革开放需要各领域的人才。恢复高考,被很多专家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其最大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为国家各行各业真正选拔培养了栋梁之材。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

【数说改革】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

【风云微档】

1977年高考恢复。

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定向招生。

1985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

1999年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扩招。

2017年,部分省市开始探索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政法系统工作了近40年的王密东,至今记得他在1978年3月5日接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的情景。

当时,正在屋里看书的他听到送报纸的“电驴子”声响。继而,公社秘书笑呵呵地拿着一个信封走了进来:“密东,你真的被大学录取了,准备请客吧。”

王密东接过通知书喜出望外,他蹬上自行车兴冲冲往家赶。“娘,我考上大学了,我真的考上了。”60多岁的老母亲听到,激动地一把将王密东抱起,在院里连着兜了几个圈……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很难说我在做什么。”2018年11月26日上午,已是63岁的王密东如是说。

1977年冬天,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人生命运就此改变。恢复高考,被很多专家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其最大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为国家各行各业真正选拔培养了栋梁之材。作为高考恢复当年就考取大学的王密东,通过他的故事,浓缩出这场“序曲”奏响的整个过程。

没高考,高中毕业生多去务农务工

1974年1月,衡水地区武强县刘厂公社的王密东高中毕业。由于那时上大学需要“推荐”,因此,像乡镇上的高中学生毕业后,去向多是回家务农,或者找机会进工厂上班。

王密东记得,他上高中时,学制是两年。学的内容有三角函数、圆锥曲线等。对于课程,尽管老师当时抓得也挺紧,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以应付为主。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毕业,也没有如今一年一度的高考,一些学生上高中,更多是对种田的一种逃避。

那个时候的王密东却觉得“知识不论到什么时候也是有用的。”这种意识,与同样有文化的父母影响有关。他保持着这种“清醒心态”,所以功课一直很好。

就在毕业时,他和几名同学被学校领导召集在一起。领导告诉他们,公社附近的社办企业修造站需要有文化知识的毕业生,学校推荐了他们几个,愿意去的话可以马上去报到。

相比回家种田,做工人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王密东从教室走进了厂房,手中的扳子和钳子取代了纸笔。不过他还是吃农民粮,村里也给算点“工分”。

王密东的文章写得很好,这一点工厂的负责人也发现了。后来王密东就帮着负责人撰写讲话稿、总结稿之类的材料。“你不是干力气活的那种人。你在做文章方面会收获更大。”负责人看完他写的稿子对王密东说。

一边上班,一边备考

预言很快就变成现实。就在当年,王密东所在的刘厂公社急缺能耍笔杆子的人才,于是,王密东凭借文字功底从工厂被调到公社秘书身边,成为助理。虽然去了公社写材料,但是王密东的身份还是没有“转正”,同“工”,但不同“酬”。

这个时候,王密东工作之余并没有放松学习。当时,民间不时流传着“高考可能要恢复”的说法,王密东隐约感觉到,自己需要做好充足准备,“等风起”。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不过在公社的王密东却不是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的。一个周末,他去县里向“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闲聊时,办公室一个小伙子说:“我们现在正找书学习呢?”说完见王密东没反应过来,又说了句:“你不知道啊?今年恢复高考了。”

王密东当天回到公社,就开始了学习。地理、历史没学过,他向高中老师借书,听说朋友亲属从北京搞到了辅导功课的试卷,就借来交流。尽管辅导书都包着书皮,但王密东要考大学的事在公社也成了公开的“秘密”。

当年12月15日,王密东进入考场,逐一答完试卷。后来报考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在文字方面是强项,所以报考了河北大学中文系。

接下来,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高考孕育了各界改革开放英才

王密东考上大学,惊动了四里八乡。当年一个县没几个能考上大学的。

后来数据统计,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考试,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但是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保证,高考选拔人才的功能终于开始恢复了。

来自衡水的王密东是这幸运的27万人之一。他所就读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招录了90多个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

“同学们以前做民办教师行业的居多,也有军人、工人或者来自农村生产队的。”王密东说,因为大部分同学有过很多经历,所以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是那个时候的流行语。因此不管是哪个系,每天都能在教室里、图书馆里看到一群群安静学习的学生。

大学毕业之后,河北大学1977级的中文系同学们有的留校,有的成为新闻工作者,有的成为政府公务员。王密东毕业后,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至今。

如今,虽然一张张考卷早已不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唯一凭证,更不是成长成才的唯一钥匙,但它依然寄托着莘莘学子不负青春的誓言,寄托着国家和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文/图 本报记者 丛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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